论宋代的胆铜生产(8)

　　铅之阜，宝藏兴焉；铅之泉，宝货化焉。兴者有时，化者无穷。……ｄī＠⑤泉为池，疏池为沟，布铁其中，期以浃旬，铁化为铜。场兵千夫，服劳力作，糗粮惟邑之供。冶台岁运江淮湖广之铁，泛彭蠡，ｓù＠(13)番水，道香ｘī＠(14)而东，岁计所用铜，取诸铅之泉者几半。初额为斤十有三万，其后加之一倍。昼作不逮，继以夜工，率一夫而食二人之食，邑计供ｙì＠(15)ｎǎｉ＠(16)不充。令告匮无所，懦者束手以罔措，健者取给于凿空，同底于戾，卒不克终。时嘉定九年，郡守诸台合辞上奏，请岁留纲解米，为斛千有六百以补之，犹不足也。越十有三载，董饷记者视故籍复责输焉。章君谦亨来宰民社，叹曰：‘场兵、戍兵均兵也。彼当饷，此不当饷耶？’告于郡。郡太守陈公章力请于饷台，总郎戴公桷慨然许之，达之于朝廷。于是，有札下饷台，州家岁留之米，遂为铅邑永久之利矣……夫米给，铜课登，鼓铸羡，圜泉衍，惠利周于四海……从这条材料中可获知，至少在宋宁宗嘉定九年（1216年）以前，铅山县生产的胆铜数额已从十三万斤增加到二十六万斤。为了完成这一数额，场兵日夜生产，食粮供应告匮，遂截留纲解米聊补不足。而十三年后的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年），铅山县又被下令重新交纳纲解米，经各级官员上奏，才最终免除了这一负担，从而为浸铜生产者提供了食粮保障。估计此时铅山县浸铜额仍然维持在二十六万斤左右。这一数字虽然无法与北宋后期的三十八万斤相比，却也表明铅山县浸铜生产在经历过南宋高宗末期的低谷后，已逐渐回升，达到北宋最高产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第四，据前引张端义《贵耳集》所言，理宗时，韶州岑水场用铁百万斤浸铜二十万斤，这一产量只占北宋事期产量的四分之一弱，却也比宋高宗时期明显回升。至于号称“三大场”中的潭州永兴场的情况，因材料缺乏，已无可考索。
　　总而言之，宋代兴起的胆铜生产，部分地弥补了矿铜生产衰落对铸钱生产和财政收支活动的冲击，使中国古代采矿业在传统的生产方法之外又开辟出一条新的途径。古代劳动人民总结出来的胆铜生产原理，仍然是现代湿法冶金的理论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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