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过去的争议不同，今天建坝论战反方主力中包括一些受后现代社会思潮影响或接受其哲学思想的学者专家、环保人士和媒体记者，基于其对科技和工程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所持的强烈“批判意识”，抨击水坝工程的语言之尖锐也无所不用其极，其中一些激进的观点是要从根本上否定水坝工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
国内外许多社科学者已经对后现代社会思潮哲学思想的唯心实质以及其社会主张的消极危害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指出“这种社会主张的实现至多只能使我们在现代主义的瓦砾上做一个无家可归者”（王晓林《现代化不能拒斥现代性》，2006年）。在反水坝论战中存在一些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首先是把反坝和环保等同起来，把修坝建库防洪发电放到环境保护的对立面，抹去水坝工程正面的生态改善作用，对其负面作用大加鞭鞑，以此来诋毁水坝尤其是水电工程。在对公众的宣传上刻意滤掉国际社会特别是负责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官方组织和专门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能源委员会以及各国政府能源部门）各种官方正式文件对水利水电工程作为水资源综合利用设施和清洁可再生能源而予以鼓励开发的地位的反复肯定，竞相把西方已延续了上百年而在后现代社会思潮中又激烈泛起的反坝主张作为主流声音来传播。这种以反坝来标签其环保思想取向的做法博得一些公众的支持和追随，与某些媒体屏蔽歪曲主流声音的片面宣传有关。在学术界这种倾向也比较明显，深层生态学等浅绿（也有译“软绿”）理论被作为环保经典引入而倍受追捧，而包括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内的其它绿色理论甚至在环境保护领域中占据主流的保守主义环境观点及政策实践大都退居其后或拒之门外或横遭抨击，环境保护的荣誉光环只能留给激进的环保思想独享。
其次是“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思想的活跃，在水坝争议及后来“敬畏大自然”等论辩中充分表现出来。除了如同后现代社会思潮一样对科学技术和水坝工程的大肆贬低和诋毁外，一些反坝人士还时时不自觉地摆出救世主的姿态指点大众，觉得其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比人类中心主义先进，自己的环保思想崇高使命神圣，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就有了资本成为科学家工程师的道德导师，就可以超越专业超越实践以“诗意的浪漫”构建“科学事实”和“科技理论”来为行业专家指点迷津。其实际，就像上世纪末美国索卡尔诈文事件中所揭示的一些元勘者学术上的浅薄和荒唐别无二致。比如，现在还流行的一个中国特色的反坝宣传，即低坝学说，拿欧洲低地国家河流上常见的那种低坝来套我国西南山地河流水力开发。一些反坝者声称：我们不是什么水坝都反对，为何不学习欧洲建低坝呢？古人的智慧也比你们高明，比如都江堰就不建高坝。都江堰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千古工程奇迹，令世界折服，其美妙绝伦确实让今天的许多工程师也叹弗不如。但我们不能以都江堰的无坝引水来反证当代水利工程建坝和建高坝就愚蠢。科学技术史告诉我们，高坝工程是近现代水工坝工学的产物，是集合了科学计算、工程材料和施工技术进步的结果，古代水利工程中没有高坝是古人根本没有办法在干流上建设高坝，现代水坝选择高坝低坝方案因地因事而论，不是什么智慧高明的问题。我国水能资源富集的西南诸河多为V字形峡谷河道，水量枯丰又随季节性变化极大，这两个条件决定了不适合建低坝（除非建引水式电站，其容易造成部分河段断流，正又是生态环保要竭力避免的），对略具坝工学知识、了解水文情况的人而言，理解起来很容易。事实证明，这类开黄腔的“科技理论”迷惑了不少公众。
对科学理性的反思和批判，不意味着推翻科学理论本身；大众参与国家大型公用工程的民主决策，不意味着非专业人士就有资格能超越专业来当科学和工程的家。认为唯科学主义是计划经济思想基础的哈耶克在厉言批判科学理性时，矛头也不对准科学和科学家，而是对准那些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的人。当反水坝争议发生在科学理性发育并不充分、学术风气还欠严谨的语境中，国内的后现代追潮者在以“愿景”替代科学，价值观解读为科学常识，学术观点引述为实践结论，以及不顾事实不求逻辑不讲操作性等方面，比其国外导师们要走得更远。比如，反坝者总以欧美国家环境秀美引证其环保及治水思想如何先进，而恰恰是那里水电开发程度相当高，不正说明开发水电的同时可以保持山川秀美吗？又如，反坝宣传讲莱茵河干流上没修水坝所以波光水色美丽，岂不知上世纪60年代莱茵河被称作欧洲的下水道，环境严重污染，不正说明河流污染跟修坝与否并没有直接关联吗？类似证例在水坝争议中不胜枚举，把今夏四川盆地的严重干旱归因于三峡大坝形成所谓“木桶效应”的理论应算作最近也最骇人听闻的一个。
最能反映极端反坝人士学术风气的例子当属关于美国拆坝的不实宣传和《沉默的河流》一书的译名。美国近些年有几百座修筑在支流、溪流上的年代已久丧失功能的废弃水坝被拆除，坝高均值约6米，查明坝长均值约65米，绝大部分为无名小坝，和水电也多无联系。反坝人士为将其炒作成发达国家进入拆坝时代了，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刊登反坝专栏文章时，特意把坝高坝长数据从列表中删去，配上胡佛、格伦等大坝的雄伟图片，以数据和图片上的一删一加来达到煽情目的，竭力混淆公众视听。世界反坝运动核心美国IRN（国际河网）主任麦考利所著《沉默的河流》（Silenced Rivers）一书，副标题为《大坝的生态和政治》（The Ecology and Politics of Large Dams），是全球反坝者的圣经，散文体风格，把水坝水电描绘成万恶之渊薮，是人类所干的最愚蠢的事情，人权、污染、腐败、贫困、瘟疫、浪费，所有社会丑恶和经济危机都和水坝相连。此书并不包含坝工学或是经济学的理论，但翻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时，名字变成《大坝经济学》，用意无非是添上学术名头，将极端反坝的一家之言改换成学术共识的面目，便于行销反坝主张，这并不难理解。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中文译书再版时居然加了一个生生捏造出的中译英的英文书名“The Large Dams Economics”，还被指定为高等学校教科书。这些手法的匪夷所思恰恰揭示了一些反坝学者思想和学术上的随意性以及他们参与水坝论争的功利追求。这虽然只是个人学风是否严谨的问题，并不能充分证伪反水坝工程的不是。但是，这些手法严重恶化了水坝及其它问题争论的语境健康，妨碍了争论的公平进行，是对澄清问题解决分歧的干扰。
四、新世纪水坝工程呼唤科学精神和人文思想的交融
科学、技术、工程是现代人类改造自然的主要手段。科学侧重于发现，技术侧重于发明，工程侧重于造物。工程是人类利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即科学）和创造发明的工具技艺（即技术）对自然界进行趋利避害（即以价值观区分的行为目的）改造的活动。工程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作用与后果将取决于认知能力大小、技术水平高低和价值观的正确与否。由于工程的实践性与社会性，以及大型工程经济社会生态后果的长期性，工程实践须臾离不开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启蒙领袖们就意识到救中国除了赛先生还需要德先生。但自科玄大战后，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在我国，科学和哲学渐行渐远，工程界和哲学界也形成一定的隔阂。近年来，国内学者率先开展了工程哲学的研究，着力“在工程和哲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是把哲人智者对世界普遍性问题的思辩引入工程规划和实施以及后评价的良好尝试。
工程建设确实包含着很多哲学问题，在关于水坝建设思想争议的分析中，看到比较多的是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不同观点对立和论辩的一面，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去探寻，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些哲学思想特别是科学理性主义和现代人本主义互补、交融的一面，包括后现代批判意识中存在的许多合理成分，完全可以将它们作为我们建构新世纪水坝工程建设理念的精神营养。“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真善美是科学人文主义研究的范畴，科学的主要使命是判别真的问题，善的问题留给价值观判断，美的问题交由艺术思想评价。而工程哲学研究的使命是要把这几个方面总括起来，让我们的工程师具有更强的社会责任和全局意识，和科学家、政治家、金融家、企业家、艺术家协力合作，共同承担起治理江河筑坝兴利的艰巨任务。
要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现实基准，客观求实地分析在江河上建坝的利弊得失，正视水利水电大坝工程给我们带来巨大效益的同时也存在种种负面影响的情况，更要深刻总结和汲取那些失败案例给我们留下的惨痛教训。在“必然王国”面前保持应有的审慎谦恭，充分估计我们为工程和生产“而从事的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方面的影响。”学术思想应该广为开放，百家争鸣，以期从中获取富有建设性的意见，特别是从反面意见中吸收其合理的成分，持续改进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采取各种工程和非工程的措施，将种种负面影响降至最低。政府的政策指引和实施标准应该更加明确清晰，科学规划，充分论证，谨慎决策，依法办事，就事论事，抓主要矛盾，要用立法和政策引导开发者超越传统水利水电工程的开发模式，把足够的资源和功夫花在切实保护移民群众利益和改善库区生态环境上。
今天很多人已经羞于高唱《我的祖国》中“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那拨动过多少建设者情怀的优美乐段和唱词。其实，问题只在于“唤醒”与“改变”的目的和方式。我国仍是处于前现代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和环保政策时要从实际出发，不可能照单全收在西方也属激进的深层生态学的后现代主张。中国工程界直接担负着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重任，钻天入海，爬山涉水，架桥铺路，建厂开矿，为国家强大民族复兴力尽所能，这是光荣的使命。有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有建国以来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作为借鉴，如果再加上一支以先进的工程哲学理念武装起来的优秀工程师、建设者队伍，通过长远规划，科学决策，精心设计，有序开发，以人为本，构建和谐，重点解决好移民和生态两个课题，水利水电界一定能够不辱使命，演奏好我国江河治理水能开发这部宏大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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