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法律渊源体系结构不合理。从上述渊源情形来看，核能安全的整个立法体系杂乱并且枝节横生，根本未形成体系结构。整个立法体系以大量的部门规章为主，效力层次太低，与核能安全的重要性不符。而且现有的法律大多是陈旧的，无法适应新的核能开发与利用的要求。尽管有《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作为新法支撑着整个体系，但它本身也是从管理层面对核能利用进行调整，在技术方面的法律多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部门规章中，这对于核能领域新技术的利用是不利的。
②监督管理职能分配不足，主要体现在《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职能分配过于分散。国家环保总局、卫生、公安部门等众多部门都想在管理上分得一杯羹，而这样潜在的危险是有利益时争着管，一旦发生核污染，就会出现相互推诿的情况，责任追究无法实现。例如，对核设施安全的许可由隶属于国家环保总局的核安全局审管；对放射工作的许可则仍按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的规定由卫生、公安部门审管；对贮存、处置放射性固体废物的许可则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管。因而，同是有关放射性的许可登记却涉及多个部门的管理，这样不利于对整个放射环境的统一监督管理。
③奖励制度不够重视。法律的功能奖励与惩罚是并存的，但是现实运用中往往会出现只重惩罚而忽视奖励的情况，核能安全立法中也不例外。对于责任以及惩罚的规定，在每一部核能法规中都有体现，但是对于奖励，在《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基本上只是在第4条和第7条中提及，相对于第8章的责任规定而言，实在不足以形成奖励制度，不过是流于形式的做法而已。
三、我国新能源安全法律制度的构建——以核能为聚点
针对我国目前在核能安全立法中存在上述诸多问题，应当对现行规范性文件进行梳理，构建一套比较完善的核能安全法律制度。笔者认为建立结构合理、层次分明的立法体系，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确立风险防范原则
风险防范原则作为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产生于德国，风险预防的定义主要包括四个要素：一是损害应该避免；二是科学研究在确定威胁时有重要作用；三是预防危害的行动是最基本的，即使在缺乏因果关系的结论性证明之前；四是所有的技术发展应当满足不断减少环境负担的要求[5]。风险防范原则强调对安全问题进行认真的提前规划和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潜在的有害行为，这一点对核能安全非常重要，因为核事故一旦发生，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性后果。因此，核能安全立法的重点应着眼于事前的风险防范，围绕整个核能利用环节，尽可能考虑所有可能的风险因素。风险防范原则还有一个关键的内容是，当对某一行为的安全后果尚不能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时，应当采取谨慎的态度。在核能利用中，对于一些可能会造成潜在威胁，但目前尚不能科学证明的行为，不应贸然实施，而应暂时搁置，等待科学的发展和论证。
2.以法律规范明确各类主体的权利义务
核能开发利用中涉及到众多的法律关系主体，包括核能的行政主管部门、核设施营运单位、核技术利用单位、铀(钍)矿和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单位以及在上述单位的涉核工作人员。如前所述，人为因素是造成核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对各类涉核主体行为作出严格的法律规范对于核能安全至关重要。我国目前核能监管体制是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安全行政主管部门等实行多头管理，因此，可以借鉴国际上通用的实践和法则，按照“一件事由一个部门负责”的原则，由一个独立于其他各类主体的国家统一机构来进行安全监管。我国可由国家核安全局作为全国统一监管机构，负责对相关放射性活动的许可登记，以加强对放射环境的统一监督管理，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应配合核安全局的监管工作。国家核安全局应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应享有授权立法权和独立的执行权，其具体的职责权限应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定。对于其他主体包括核设计单位、核设施的建造单位、运营单位以及涉核工作人员，也应制订相应法律规范，明确其权利义务。
3.安全制度应包括事前预防、事中应对及事后救济
①事前预防制度。在技术安全方面主要是在工程设计上要尽可能考虑到一切可能会出现安全隐患的环节，确保设计的安全、科学。首先是选址安全，民用核电站建设有它要求的地理和地质条件，核燃料和核废料运输安全条件、紧急事故疏散条件等。核设施不能距离城市太近以免引起社会不安；不能设在人群密集的地区以便紧急事故疏散。核废料处置设施的建造必须考虑合适的地质条件，防止地震、火山等事故造成放射物质外泄(注：就在本稿即将完成之际，日本又发生了一起核泄露事故：2007年7月16日日本发生里氏6.8级大地震，世界最大的核电站刈羽核电站发生含微量放射性物质的水泄漏事故，设计时的抗震强度不够是造成这起事故的重要原因。有关事故的详细报道可见章冬琴“日本核电站遇强震泄露影响世界”，《燕赵都市报》2007年7月18日。)。比如美国亚卡山脉高能核废料处置项目，就是经过20年的地质调查和科学论证，才确定将位于内华达州的亚卡山脉作为唯一的高能核废料永久深藏库的建造地点[6]。其次是要保障核设施自身的安全，包括核电站、反应堆、冷却池、核废料储存设施、核材料运输设备等。
在管理安全方面，在核能运行过程中要制定严格的操作规程，尽可能杜绝一切人为因素产生的危险。从以往的经验教训来看，几乎所有的核安全事故都是由于人为因素导致的，因此管理安全是核安全的重中之重。首先要规定相关主体的资质，可以通过颁发许可证的方式来保证具备相应资质的企业从事核设施的建造和运行；相关涉核工作人员必须通过专业资格考试方可取得上岗资格。其次在核设施运用过程中要制订严格、科学的操作规程，工作人员务必严格遵守；同时还应建立核反应堆运行数据实时监控系统，随时了解核运行的情况。此外还应健全核能行政主管部门的安全监管制度，比如可设置督察员制度，派遣专门的督察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核设施的安全进行检查。
②事中应对制度。一旦出现了核安全事故，要有一套完善的应急处理机制，以便及时控制事态，将影响降到最小，它包括及时确定应急等级、对事故核设施及时采取有效的封闭措施、立即进行周边居民的紧急疏散、组织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例如，在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发生后，大量的碘和铯等放射性物质外泄，致使周围环境的放射剂量高达200R/h，为允许指标的2万倍，1700多吨石墨成了熊熊大火的燃料，火灾现场温度高达2000℃以上。救援直升机向事故反应堆投放了5000t降温和吸收放射性元素的物质，并通过遥控机械为反应堆修筑了高达几米以上的绝缘罩[7]。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放射性物质扩散的强度。
③事后救济制度。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仍不免发生事故的情况下，要采取有效举措防止损失扩大，包括对受害人员的救助，进行核事故清理等工作，事故发生后要及时公布事态的发展状况，保障公众的知情权。重大核事故的影响范围非常大，如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影响到前苏联多个加盟共和国以及德国、波兰、瑞典等多个欧洲国家，因此在核事故处理中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要建立完善的法律责任制度，包括核能安全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责任，核设施运营单位及工作人员违规运营和操作的责任以及核事故处理不利的责任。责任的具体形式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其中的民事赔偿制度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对核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核设施运营企业可以用商业保险金来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但因核事故而产生的赔偿数额可能非常巨大，企业通常无力承担全部责任，其余部分应由政府来承担，相应资金可通过在电费中附加相关税收的方式获得。
在核能利用中安全问题是关键，加之我国目前正在积极发展核能，因此从立法上严格规制从而保证其安全使用就显得尤为突出。
参考文献：
[1]徐德蜀.安全科学与工程导论[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108.
[2]德国核能政策落单[EB/OL].[2006-07-17].http：//www.deutsche-welle-musik.com/dw/article/0，2098919，00.html.
[3]汪永平，赵守峰，袁玉俊，等.2020年中国核能发展战略研究[J].中国核科技报告，2005(1)：150-159.
[4]韩显阳.人类应和平利用核能——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二十周年祭[N].光明日报，2006-04-26.
[5]朱建庚.风险预防原则与海洋环境保护[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2.
[6]阎政.美国核法律与国家能源政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7.
[7]尤函.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泄漏事故概况及启示[J].国防科技工业，2006(4)：50. 论文出处(作者):徐辉鸿
中部地区服务业的比较分析与发展对策
分析物业规模经营管理发展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