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行政合同制度之比较研究(2)

    与英美国家相比，价值取向上注重公共利益保护的法国行政合同，视行政性为行政合 同的第一内在属性，先有行政，后有合同，行政合同中的合同性相对于行政性而言永远 是从属性的。表现在法律上，就是行政机关享有法定的单方特权，这种特权的行使无须 向行政法院申请判决，更无须同相对方协商，只需建立在行政机关对于“公共利益需要 ”的主观判断上，而对政府的“公益判断权”所可能产生的危害性，只靠经济利益平衡 原则下损失补偿及事后的司法审查来加以防范。笔者认为，把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权和 保护权授予同为一方当事人的政府而不加以严格的规范控制，是很不合理且极其危险的 。构建我国行政合同制度时，对于如何处理好这一问题，很是值得我们深思，而德国的 行政合同制度似乎对此作了较为圆满的回答。

三、德国以合同为本位的行政合同制度
    同为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法国一样，受传统上公私法划分理论的影响，强调行政合同中 的公法因素，因行政合同引起的争议也由行政法院管辖。但与法国相比，德国的行政合 同制度对法国有借鉴，更有发展，以合同而不是以行政为本位，强调双方当事人地位的 平等，对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实行同等法律保护，强调行政主体享有有限的单方特权， 并要受到严格的行政程序规制，以及援用民事法规则适用行政合同案件的规定，既符合 合同的本质，同时也符合现代契约行政的民主精神。

    德国行政合同立法的成文化可说是其行政合同制度的一大特色。1976年制定的《联邦 行政程序法》占据着德国行政合同制度的法律基础地位。在行政合同适用《联邦行政程 序法》时，以《联邦行政程序法》关于行政合同专章规定为主，关于行政行为的规定为 辅。(注：与中国和法国的理论不同，德国把行政合同视为行政行为以外的行为，即与 行政行为相并列的管理手段。)行政程序法第54—61条关于行政合同的规定，限于对行 政合同某些最为基本方面的原则性规范，相对于行政合同对法律规则的需要来说，还很 不足。为此，该法第62条规定：对第54条至61条没有规定的事项，可以适用本法的其他 规定，还可以补充适用德国民法典的相应规定。除《联邦行政程序法》、《德国民法典 》以外，为该法第61条所涉及到的1953年《行政执行法》、1960年的《行政法院法》以 及《德国法官法》中关于执行、管辖等方面的规定也适用于行政合同案件。

    以合同为本位的德国行政合同，其合同性集中体现在行政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对于因 缔约后合同关系发生重要变更，导致行政合同不能履行或不便履行时，德国在此的做法 显示出它的独特优异之处。它既没有严格地追随英美国家所适用的“无效说”，也没有 采纳法国“不可预见理论”的做法。德国的作法是：由双方当事人协商变更或单方解除 行政合同；或者行政主体方当事人为了预防和免除公共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单方面解除 合同。后一种方式实际是对行政主体单方特权(解除合同)的赋予和肯定，这似乎与法国 作法无异，但前一种方式——合意变更或解除的在先规定，又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后一 特权方式行使所可能带来的消极性后果对相对方当事人利益不利的影响。这种作法比起 英美式的无效，法国式的特权强制更为周全地保护平衡了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对我 国行政合同制度之构建，大有借鉴意义。

    四、对三种不同类型行政合同制度的评析

    通过以上对于各国行政合同制度较为深入的剖析，笔者认为，由于受法律传统差异的 影响，英美法系的政府合同制度同大陆法系的法德国家的行政合同制度之间存在有很大 的差异，即使是同为大陆法系的法德两国行政合同制度也并非完全相同，而在行政合同 制度的某些具体方面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英美两国的普通法传统，即公私法不分，相应地其对政府合同也就没有进行专门的立 法加以规范，而是准用普通法规则，并辅之以某些特殊判例规则，坚持平等保护公共利 益和私人利益的价值取向，强调双方地位平等，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政府合同争议 。法德国家有公私法划分传统，行政合同作为公法行为自然适用公法，相应的法德两国 一般均针对行政合同进行专门立法，公私契约分别适用不同的规则，行政合同争议适用 行政诉讼程序由专门的行政法院管辖。但需要注意的是，法国通常拒绝适用私法规则作 补充，而德国则认可适度援用私法规则。英美国家有“遵守先例”的法律传统，其立法 多以判例形式表述，所以英美两国判例往往成为政府合同立法的主要方式，但是，近年 来由于议会(国会)通过立法干预社会生活的范围逐渐扩大，因此在政府合同立法中出现 了判例法和成文法并重的倾向；法德两国有成文法的法律传统，立法多以成文法表现， 相应地其行政合同制度方面的立法大多为成文法，但是法国行政合同立法的成熟性却恰 恰因最高行政法院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表现为通过判例创造了一整套的关于行政合 同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判例法脱颖而上，成文法只好屈尊次位。英美国家有重程序 的法律传统，视程序正义为法治的关键所在，因而对政府合同的规范多从程序方面入手 ，严格限制政府机关的缔约权限，强调“越权无效”，课以政府机关单方程序性义务并 强化司法审查对于相对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功能。法德国家素有“重实体，轻程序”的 法律传统，所以其立法对行政合同的规范往往多以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为重，法 国的表现尤为明显，以判例形式确认了行政机关享有“当然性”的监督、指挥、变更、 中止、解除、制裁等单方性特权，而一向以重实体轻程序著称的德国却作法迥异，在其 行政程序法中设专章对行政合同加以详尽规定，注重从程序角度对行政合同进行规范和 控制成为了德国行政合同制度的一大创造，并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所仿效，如瑞典 、葡萄牙、我国台湾及澳门地区。

  总体而言英美国家的政府合同制度，不失普通法的传统同时又富有时代精神，对于政 府合同制度的规范，多以成文法形式公布，系统、明确、规范，易于了解、研究和借鉴 。但长期以来，我国缺乏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法思想传统，重实体、轻程序，不承认判例 法的效用，适用专门法庭的行政诉讼制度，这些似乎均与英美式的政府合同制度极不相 称。我国目前现有的行政合同理论主要是借鉴法国行政合同理论的产物，但法国行政合 同制度刚强有余，柔韧不足，不利于保护相对方当事人利益及充分发挥其签约积极性。 德国的行政合同制度刚柔并济，兼顾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同时又不失对公共利益适度 优先性地有效保护，似乎更为有利于体现民主精神，实现行政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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