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价格公平的强迫交易问题。强迫交易绝大多数是不公平交易，但也不排除公平交易存在的可能。如某行为人为独占某市场货源，以暴力或胁迫手段强迫货主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向自己销售，不得向他人销售。该种强迫交易，价格虽为合理，但由于其行为破坏了市场交易的主体自由选择权，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情节特别严重的，仍应依强迫交易罪追究刑事责任。
（六）形式为交易，实质为抢劫的问题。如果行为人以当场的暴力、威胁手段，迫使被害人以极不合理的高价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或者以极不合理的低价销售商品，则应按抢劫罪追究刑事责任；行为人以极不合理的低价强迫他人提供服务的，因不具备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这一要件，不构成抢劫罪，仍应按强迫交易罪追究刑事责任。
（七）形式为强迫交易，实为敲诈勒索的问题。如果行为人对被害人及其亲属以将实施杀害、伤害等暴力或者将要揭发、张扬其违法行为、隐私或者毁坏其财物等相威胁，迫使被害人以极不合理的高价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或者以极不合理的低价销售商品，则应按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行为人以极不合理的低价强迫他人提供服务的，因不具备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这一要件，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仍应按强迫交易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司法的统一性问题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司法的统一是法制国家的基本内在要求。我们是单一制法制国家，司法的统一更不应该成为问题。但在现实司法实践中，法院与法院之间，甚至于同一法院中不同合议庭之间，“同等的情况得到同等对待”这一司法统一的基本要求，却未能完全做到。在《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15日所载发生在满洲里的一则案例与本文前述案例极为相似，但二者的处理结果却大相径庭。满洲里案件的案情如下：1999年10月，俄罗斯人哈巴罗夫与女友娜塔利娅在满洲里市明珠饭店门前租乘孙殿臣的出租车，并让孙帮助找饭店吃饭。孙因不懂俄语，不好讲价，便让懂俄语的同行李某驾车同行，出租车行驶十多分钟到达某饭店后，两名俄罗斯乘客邀请李某一同进去吃饭，饭后再把他们送回去。孙殿臣随即也跟进该饭店，向这两名俄罗斯人索要出租车服务费200元。两名俄罗斯人给付孙十元人民币，孙嫌少，当场拒绝，随即将一瓶酒摔碎，持残缺酒瓶威胁，并打了哈巴罗夫一拳，从两名俄罗斯乘客裤兜内掏去人民币250元。满洲里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孙殿臣犯抢劫罪，向满洲里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满洲里市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殿臣在为两名俄罗斯乘客提供出租车运输业务时，违背被害人意志，采取暴力手段，以不合理的价格索要服务费200元，其行为破坏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情节严重，已构成强迫交易罪，故以强迫交易判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两宗案件里，同等情况并没有得到同等的对待。虽然{刑法）的适用不同于数学运算，同等的案件不可能不允许处理结果差别的存在，但任何“区别对待”都必须有明显而又充足的法定理由。本文所述两案，案情极为相似，但裁判的结果却恰好相反，不但定性不同，量刑也极其悬殊，不仅从根本上违反了《刑法》有关“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规定，也必然导致人们无法对某一行为的刑法评价作出合理预测，最终导至刑罚权威的丧失。本文所述的“顺德案”最终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得到纠正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当事人向法院申诉时提供丁关于“满洲里案”的新闻报道。极为相似的两案在处理结果上的悬殊引起了法院领导的高度重视，直接促使了该院审判委员会对原定性“抢劫罪”的审慎研究。类似案件得到类似处理，这不仅是一个国家法制统一的要求，也是案件当事人或代理人所希冀的。笔者认为，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下，应尽可能充分地发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公布各类典型案例以指导审判实践的作用。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判例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判决中所包含的原则或规则的指导功能，则是无可争议的。最高人民法院应进一步加强各类典型案例的编撰与宣传，以加强对法律适用工作的指导。对那些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案情相似但处理结果相差悬殊的案件，只要当事人提出申诉，就应该予以纠正。因为，作为代表国家而不是代表某一地方行使审判权的法官，对同一法律的理解不能相差太远。否则，法制的权威将不复存在。
试论诉讼证据的基本属性
论自诉案件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