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非法“补记”空白支票行为的定性
现实中，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受害人往往出于信任，而将印鉴齐全的空白支票交给行为人，由其自行补记，此时，行为
人便乘机填写大额款项，提取后逃之夭夭。对此类行为，应以盗窃论处。因为，(1)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印鉴齐全的空白支票属有效票据，其金额、用途等可以随时补记填写，行为人利用受害方的信任和授权补记票据部分内容的机会，超越代理权限，在空白支票上填写虚假并且是夸大的金额，并非是非法创设票据、伪造票据的行为，而且也不属在原真实票据的基础上进行变造，因为是自愿交付，所以也不属擅自以他人的名义冒用真实有效的和记载事项合法的有效票据，故实质上只是一种盗窃行为。(2)由于支票在规定期限内，只要印鉴齐全，且与银行预留印鉴相符有效，银行审查后照章办理结算，行为人无需施展骗术，即可直接得逞，不符合诈骗的特征。而且，行为人利用财产所有人对其疏于监督，对财产疏于控制的空档，实质上是一种在所有人不知情状态下的秘密窃取行为，无疑构成盗窃罪。(3)这种情形下引发的犯罪，因此而造成危害后果，受害人亦有轻信他人之过，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侵犯的客体较之于使用伪造、变造的支票或作废的支票等进行诈骗活动，均有很大的差别，故以盗窃处理方可罚当其罪。除非受害人交付支票是因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而基于错误认识“自愿”交付，则为诈骗，否同，只应以盗窃论处。但需要明确，此类行为与储蓄所操作员在套取的金额空白的存单上脱机打印户名、金额等事项的情形则又有不同。前者不属伪造行为，后者才是伪造金融票证的行为，使用这样的假存单骗取财物，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此类行为也与盗取印鉴齐全的支票用以取财获利不同，后者，由于行为人取得的支票，应按有效票据看待，虽然虚填金额等不属伪造，但其取得支票的非法性，就注定了必然实施冒用他人支票的行为，这样盗窃和冒用又形成牵连关系，故后者应以票据诈骗罪重处。
8、在空白票证上偷盖印章的行为定性
行为人不是利用职务之便，而是利用工作之便，或其他条
件在空白票证上伺机偷盖金融机构或他人的印鉴、密押、转讫章等之后，使用该票证骗取公私财物。显然，这类行为不属职务犯罪，当然也不是单位行为，应为个人犯罪行为。对于票据来说，由于假借他人名义非法创设票据，且出票时进行虚假记载，尽管印鉴真实，但其不是名义出票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票据应为无效票据。无论行为人的该行为属于伪造票据的行为，还是冒用他人票据的行为，使用这样的票据进行诈骗活动，均构成票据诈骗罪。对于金融凭证来说，通过这种手段制作各种银行结算凭证，实际上是一种伪造行为，使用伪造的金融凭证骗取公私财物，则只能构成金融凭证诈骗。因为，盗用他人印章用于特定行为时，印章本身并无价值，对行为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填写虚假内容，并用来实现其占有虚似的财产利益的目的。虽然签章是“真实”的，行为人只是用其配合完成他的整个伪造凭证，骗取财物的计划，骗财是主行为，盗用印章是从行为，是为骗做准备，打基础。而这种假凭证具有很大的隐蔽性、欺骗性，难以识别真伪，受害人一旦上当受骗，就会造成重大损失，社会危害大，故应对其以金融凭证诈骗罪予以严惩。
二、主观方面的问题
1、对“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
金融诈骗犯罪共有八种具体犯罪罪名，其中集资诈骗和贷款诈骗，还有信用卡诈骗中的“恶意透支”行为明确规定了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他五个罪名没有规定。其中道理就在于，金融票证诈骗等犯罪在构成上比普通诈骗罪的情况复杂，在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上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凡明确强调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一定是因为行为人在进行集资诈骗、贷款诈骗或恶意透支信用卡时，虽然总是采取各种各样的不正当手段，但并不一定都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该类行为完全有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贷款纠纷或善意透支信用卡。为便于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线，故需特别对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进行强调，而对票据诈骗、金融凭证诈骗等犯罪，除非行为人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否则只要采取刑法规定的方式、手段实施金融诈骗的行为，就决定了他的行为目的只能是非法占有公私财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合法占有的情形。既然是诈骗，那么，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无需刑法作出专门的规定。这一点，理论界和 司法实务界多有讨论，已没有什么分歧了。另外，在“占有”的理解上，应该注意到，刑法意义上的“占有”与民法意义上的"占有”是不能划等号的。民法上的占有仅指事实上的支配或控制，不包括使用，收益和处分。而刑法意义上的占有包含着不法所有的意图，并且还要有遵从财物的用法进行利用和处分的意思②，实质上是对公私财物所有权的侵犯，对合法所有者占有的排除。
2、主观故意的类型及其认定
刑法194条第一款规定的五种票据诈骗行为，前两种均有
“明知”的规定，即“明知是伪造、变造”或“明知是作废”的规定。这两个“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的供述认定，还要从客观方面的行为表现，和具体情况综合判断。后三种虽无“明知”的字样，但前面却有“进行诈骗”的字样，加之“冒用他人票据”、“签发空头支票”、“出票时虚假记载”等行为的实施本身都离不开“明知”的主观心理态度，并且还需有计划的积极努力才能实现其非法占有的目的，才能造成危害后果。而不作为是无法取得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效果。试想，如果行为人在施展骗术时报着一种漠不关心的放任态度而却又能使他人上当受骗，“自愿”将财物拱手相让，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只有在直接故意的支配下，才能完成犯罪。此外，诈骗类犯罪都是带有特定贪利目的的财产犯罪，行为人处心积虑，费尽心机，无非不过是为了享受所有权的内容，实现其不法所有的意图，属目的犯，而目的犯的主观要件是不可能由间接故意构成的。
犯罪的目的与犯罪的直接故意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犯罪的直接故意取决于犯罪目的，而犯罪的目的也表现了犯罪的直接故意的内容，是推动行为人实施诈骗的内心起因。不法所有的目的属于行为人主观上的心理活动，主观方面的东西往往通过其客观行为表现出来。对票据诈骗和金融凭证诈骗来说，行为人具体实施的诈骗方式和手段本身就足以说明和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已经具有不法所有的目的，而不是可能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为，但凡一个智力正常的成年人对金融票证等均具有起码的认知水平，其对犯罪工具的性质和行为的危害后果是明知的，对其主观要件的认定并不需像合同诈骗、贷款诈骗等那样依靠犯罪手段、特定行为等加以综合分析判断并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刑法194条列举的行为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即已构成该条规定的两个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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