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诉讼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派生诉讼的被告是大股东同时也是董事会成员，因此在原告胜诉的情况下判决原告对公司支付赔偿金是没有意义的，一般应由法院判决被告直接向原告股东赔偿。我国新公司法虽规定了赔偿责任，但却并未规定向谁赔偿。如果判决被告直接向公司赔偿，对于在诉讼中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原告来说是不公平的，一方面公司仍然可能被作为违法者的被告所控制，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起诉后才获得股票的股东，他们并未因被告的违法而遭受损失，却能因诉讼而获得额外的利益。在国外，也有公司向原告赔偿的情况，日本商法典规定：“股东可以请求公司在其支出的费用范围内，以及报酬额范围内支付相当之数额”。[15]当然，原告在败诉的情况下，也存在其向被告或公司赔偿的情形。在美国的大部分州，由于存在诉讼担保，一旦原告败诉，其担保有可能被用来支付全部的费用，而不问其主观是否具有恶意，这显然不利于中小股东维护其权利。
（四）诉讼中的程序问题。
（1）诉讼中的时效及管辖。由于公司由不同的股东组成，因此不可能每个人同时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如果在时效上规定自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被侵害，则会使很多中小股东因此而错过诉讼机会。法国公司法规定：“对董事提起追究其个人责任的个人诉讼或公司诉讼，时效为三年，自损害事实发生之日起算，或者如事实受到隐瞒，自其披露之日起算，但如事实构成犯罪，诉讼时效为十年”。[16]本文认为，三年的诉讼时效是较为合适的，有利于中小股东充分行使其诉权。从我国的实际来看，派生诉讼涉及的金额一般都比较大，因此在管辖上以公司登记注册地的中级人民法院为易，这样也便于当事人的诉讼。
（2）诉讼费用。关于诉讼费用我国公司法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在美国律师被认为只有在胜诉或通过调解的情况下才能收取费用，这样的理论目的在于鼓励有价值的股东诉讼。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公司没有因此而获得赔偿也可被要求支付诉讼费用，因为“诉讼能给公司带来一些好处”，[17]使针对公司的违法行为得到有效的制止。对于中小股东来说，即使自己在诉讼中获得的赔偿有限，也可因此而提起基于道德的诉讼，增强其对公司的责任感。
（3）和解及诉讼的效力。在国外，私下和解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是因为，律师往往是最先发现问题者，他很可能会唆使股东进行恶意诉讼并迫使公司私下和解，在获得高额赔偿的同时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很明显，和解协议应该向全体股东公开，并经过法官严格审查。在派生诉讼被法院驳回的情况下，如果原告因实体原因未通过审查，则没有新的事由一般不能被允许再行诉讼；如果是由于程序问题，如果重新具备条件，仍可被允许再行提起诉讼。法院做出的判决应当对全体股东有效，禁止就一事再行提起诉讼，“一旦做出司法判决，就应该是最后的决定”。[18]
参考文献：
[1] 颜运秋：《公司利益相关者派生诉讼的理论逻辑与制度构建》，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6期第27页
[2] [3] 夏勇：《权利哲学的基本问题》，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第16页
[4] 久保欣哉：《公司法学之理念》，载《台大法学评论》第41期，第11页
[5] ] Robert.W.Hamilton:“The law of corporations”. West publishing co.1996.p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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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齐斌：《股份有限公司小股东权益保障研究》，《商事法论集》，第三卷，第606页
[11][12] Robert.W.Hamilton:“The law of corporations”. West publishing co.1996.p464
[13] 齐斌：《股份有限公司小股东权益保障研究》，《商事法论集》，第三卷，第618页
[14] 柯枝芳：《公司法》，台湾三民书局印行，第432页
[15] 甘培忠：《论股东派生诉讼在中国的有效适用》，中国法律信息网
[16] 颜运秋：《公司利益相关者派生诉讼的理论逻辑与制度构建》，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6期第29页
[17] Robert.W.Hamilton:“The law of corporations”. West publishing co.1996.p635
[18] Black’s law dictionary .5th edition. West publishing co.1979.p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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