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经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来源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因此，许多学者就此以本罪的举证责任倒置或证明责任转移，导致了许多地方的司法机关认为只要运用证据证明行为人占有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举证任务就完成了，剩下的主要责任由被告人承担。如果被告无法举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财产来源合法，就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该罪的设立的确减轻了公诉机关的证明责任，但并没有改变证明规则，即由公诉机关举证而不是举证责任倒置。我们理解：责令说明来源，并不是要被告举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来源的合法，而是要求被告人说明财产的真实来源，由司法机关查证核实，并不要求被告人对“说明”的真实性负责。
（二）、证明范围。本罪条款中的“不能说明”应包括两种情况：1、有条件说明而拒不说明。对此情况，检察机关无需调查取证即可认定为不能说明。2、行为人明知真实来源而故意作虚假说明。比较常见的说法就是称该财产位已故父母的遗产或海外亲友赠送。对此，检察机关应调查其已故父母生前的经济状况，是否有可能留下遗产，是否有海外亲友。如果查实其父母生前贫困，不可能有巨额遗产或根本没有海外亲友，即可确定其“说明”虚假，认定其“不能说明”。3、行为人说明了财产来源，但其中部分经查属实，而另一部分既不能找到证据否定行为人的“说明”又不能确证“说明”真实，这种情况不能作为“不能说明”处理。因为举证责任的主体是检察机关，他们必须提供“说明”不真实的确凿证据，证明行为人提出的财产来源是虚假的，否则应视为“能够说明”。
四、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处罚。
根据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在1988年刑法基础上有了变动，原来可以“并处或单处”附加刑，既有的情况下可以对被告单处没收财产，而不再判处主刑，修改后，则只能使用主刑，相当于提高刑法幅度。
五、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建议。
近年来，一些大小贪官落马都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即给办案的纪检、检查留下大笔糊涂帐并拒不交待，虽然收缴了不义之财但是贪官大多数多保住了性命，于是可以从中看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了贪官的“挡箭牌”。胡长清案除法庭认定的受贿、行贿事实外，另外还有160多万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原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刘丰在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提供帮助，收受赖昌星等人的贿赂45万多元，并有74万多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刘丰无期徒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合并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原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蒋艳萍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捞取不义之财，经检查机关侦察，查获其拥有不明财产1000余万元，除去已查明的贪污受贿犯罪所得及其夫妻俩人合法收入，蒋仍有493万元无法说明合法来源，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不管是胡长清还是蒋艳萍，他们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均是在贪污受贿查证后附带出来的。在这些腐败官员中因过于贪婪而“记不清”和“说不明来源”的太多。因为他们知道，同属贪污受贿，但只要查无对证，就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刑法使用上也只是笼而统之的规定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从目前我国刑法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和司法解释来看，的确存在让犯罪分子有空袭可钻的漏洞。
（一）、在本罪的设立上。实践证明，此罪名，极大地违背了罪行相适应原则，使罚不当罪。该罪的法定刑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应当加重惩罚力度，提高量刑幅度，因为该罪的法定刑偏低，已经成为该罪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有人直截了当地批评巨额财产来源不名罪的立法效果，在客观上为腐败分子提供了一个兜底条款。针对这一情况可以把巨额财产来源不名罪的法定刑适当改变。由此，为避免该罪的法定刑带来得弊端，应将巨额财产来源不名罪划分为若干档次，分档量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以死刑。
（二）、巨额财产来源不名罪的制度完善。针对当前巨额财产来源不名罪在立法上的众多不足和在司法实践上的尴尬处境，我们除了应当从立法上加以完善外更应当从制度上加大建设的步伐，使之从多方面对贪污腐败现象加以遏止。从而更好地为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笔者认为，从制度上主要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设：
1、建立财产申报制度。通过财产申报的规定和对拒不申报、虚假申报的处罚，完成了对行为人的实时监控，从而起到预防作用。使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状况始终处于国家的有效的监管之下。防止出现巨额财产时才发现其来源难以查明的失控状态。同时，与这一制度相配套的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公正的监管机构。这个机构负责对于申报的材料进行系统化、透明化的管理。因此，笔者建议可以由审计部门来对相应的各级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财产情况进行监督和审查。
2、建立金融监管机制。我国从2000年4月起实行个人存款实名制，它是整个金融实名制的一部分，它的设立有利于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给予及时、全面的监控，有利于抑制腐败，使得“灰色收入”无处藏身，更有利于国家财政、税收的征管。但是，由于我国各大银行之间的互联互通工作做的还不健全、不完善，同一姓名可以在不同银行开多个户头，使得腐败分子还有可乘之机。同时，增加对不动产的实名制管理，使腐败分子妄想利用购置不动产转移赃款，毁灭证据逃避法律的制裁的幻想彻底的破灭。
3、坚持党的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想结合的策略。实践中对于该罪的追究大部分来源于群众的举报、党纪委的查处和媒体的揭发。因此，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应从党、国家和群众三个方面加以监控，广开举报的渠道，加大舆论监督力度，充分发挥纪委的内部监督作用，从多层次对腐败势力加以打击。总之，只有科学合理的建设好我国的财产申报和金融监管制度，坚持党的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多方面的制约机制相结合，才能将我国的反腐败工作认真高效的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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