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清代撰修的广东地方志多有这方面的记载。聂亦峰的判牍也反复强调，并主张严厉株锄这种陋习，“此间恶习，大都好勇恶生，动辄纠约多人，互相攻杀，一有伤毙，便作尸亲，兼之讼棍耸唆，一任纵情狂噬，株连罗织，起灭自由，并将指控正凶，随意屡为删改，宫中一经传讯，乡间即便讲钱。若辈藉此为生，全待开花讹诈。甚至讼经数代，两造均已无人，而案外之人，犹复彼此捏名鸣冤催讯，但得签差一出，又可择噬多人。惟知迭控不休，却皆匿不赴审。盖一审即须结案，无从再肆诬讹。此粤中所以‘有图告不图审’之说也”。“查明赵莫两姓田坦一案禀”，聂亦峰：《为宰公牍·冈州公牍》，第65页。
(13)聂亦峰：“赵莫两姓田坦案勘语”，载《为宰公牍·冈州公牍》第69～70页。
(14)转引自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0页。
(15)聂亦峰在告示中说，“本县世承名宦，勉绍清芬，廉洁自持，防闲尤密。凡于一切案件，概不要钱。业于下车之初，已再四明白晓谕矣。惟恐乡愚无识，或为奸猾所朦，用特为尔等明晰言之。盖自抵任以至于今，无论何项案件，如有得受一文钱者，天诛地灭，断绝子孙。此本县所自信，而亦阖邑之人所堪共信者也。今日勘履尔等两姓田亩，所有本县一切费用，概系由署发给，即杯水亦不以之相扰。如有何人，敢向尔等妄称送官茶食果品以及折送乾礼需索随封者，即着尔等立时扭禀，以凭尽法惩治”。“勘履赵莫两姓田坦一案示”，聂亦峰：《为宰公牍·冈州公牍》，第68～69页。聂亦峰在此介绍其清白家世，甚至不惜拿祖宗后代诅咒发誓，来证明其公正，以便赢得当事两造的信赖。如此做法，难道不是基于他对其所生活社会“常识”的一种体认？
(16)本案判词如下：“本邑田土案件，大抵情节虚诬，总无此案之出奇，尤为人情所莫测。余玉成既以无作有，指虚混承；李燮元复弄假为真，捏典被窃，因而失照补照，阴具移山倒海之谋，遂至控抢控争，播成蔽日瞒天之计。历任亦颇知其弊，摘发究莫穷其奸。迨后更能通神，益复串同弄鬼。沽直既在雍子，鬻狱更有叔鱼。宜释反收，有罪翻成无罪；转得为失，无田竟致有田。比蹊田之夺牛，论情更甚，直为丛而驱爵，于义何存？亦惟有捐产而充公，断不敢奉仇以资敌。故陈任之准拨归于义学，固洞悉其刁争。而帖任之移护割于营船，亦深知其惯抢。不料因抢酿命，致教因命居奇，竟诬曾参之杀人，妄陷公冶于非罪，牵连五命，罗竟伤夫雉罹，拖累十年，光未邀夫犀照。本县前履此任，早烛其诬，揽尺许之卷宗，极旬余之心力，勘履七日之久，徒步百里而遥，并将三十余载之诡谋，摘出六十四条之弊窦，尽翻前案；效不疑之平反，迭禀上台，得陈蕃之却狱。若依定律，固有明条，岂但田应充公，抑且命当反坐。惟思居翰更字，务以拯救为怀。田叔烧词，俾泯罗织之苦。于公喜行阴德，张尉务在平情，每多法外施仁。宏启漏鱼之网，何必周内巧诋？故张乳虎之威，既众绅妥为调停，而两造亦愿休息。姑念田本买从余姓，案亦断自邱公，契却是真，争由于误，命原非假，控出于疑。虽息啄之已迟，犹回头之未晚；喜义学之廉逊，克先让畔而耕；嘉甲姓之忍亏，不复争地以战。捐出既不愿收入，岂能任无主之抛荒？有价亦不能无偿，当仍归赵姓管业。惟查该坦固接连甲姓老围，据称老围又全赖旁冲水道，前因被塞，致兴讼端。嗣后当疎通以资灌溉，毋许仍为堵截，重启构争。至于五命之伤，乃由一炮所致。炮系开自营弁，营又准自县移，县奉上行，原以护割，护仍强抢，自当炮轰，按与格杀无殊，本可照例勿论。况有冯、梁二人交出，业已讯认在押病亡，固尤足以相偿，更无庸以另议。应将控案断结，即为据情禀销。本县于此案费尽苦心，毫无成见，始悯甲姓之受屈，力为剖白以求伸；继伤赵姓之执迷，复为宽容而使悔，婉赴上游而请命，冀为两姓保全，免究虚诬。已原情之逾格，断归尝业；复曲意以从权，本无讼以为怀，冀化民而成俗。汝等当体此意，共懔于心，毋得再事控争，以致重贻咎累。要知事不可以再误，恩更难以屡邀。现经永断葛藤，幸赖如天之福。倘再另生枝节，恐无余地之存矣。各宜懔遵，毋负劝诫。口供节录、摹结并存。此判”。“断结赵莫二姓案谳语”，聂亦峰：《为宰公牍·冈州再牍》，第77～79页。
(17)聂亦峰在判词中仅提到“若依定律，固有明条，岂但田应充公，抑且命当反坐。”从语气上看，是假定情形，带有强制劝说的色彩；从内容上看，尽属虚语。“明条”何在？况且即便有此“明条”，尚须就具体情况分析，何得笼而统之曰“田应充公”、“命当反坐”？所以，虽然提到律例，本就无意运用，仅有威胁、劝说两造服从判决的意义。
(18)聂亦峰“呈送赵莫两姓沙坦全案清折禀”，载《为宰公牍·冈州公牍》第113页。
(19)聂亦峰对此等陋习痛心疾首，多次提到类似意思。如“粤东风俗强悍，好斗轻生，动辄纠聚千数百人，互相械斗，每用大炮轰击，不顾性命存亡，候至斗罢之时，彼此再行核算。譬如两姓争斗，两边均有杀伤。若皆伤毙数百人，即便均无异议。若多伤毙一二，即当按数赔钱，然亦不过十余金，即可抵除无事。而好为负气者，又多不肯出银，以致结讼连年，不甘休息。甚至原被两造，俱已家破人亡，而从前之帮讼棍徒，犹复间为具禀，以为随时诈索之资”。“呈送赵莫两姓沙坦全案清折禀”，聂亦峰：《为宰公牍·冈州公牍》，第109页。
(20)《清律》规定：“若过失杀伤人者，各准斗杀伤罪，依律收赎，给付其家。”《大清律例》，第433页。沈之奇对之有进一步的解释“过失杀伤之事……然过失之情可原，杀伤之人何辜？罪坐所因，不能概免，故各准斗殴杀伤人之罪……死者，照斗殴绞罪。”沈之奇：《大清律辑注》，下册，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90页。
(21)如果细究起来，至少前任邱令脱不了干系。聂亦峰经过调查，发现不少问题，“邱任二十九年正月十八日及廿六日、二月二十四日三次堂讯，何俱不录供词，不作判语？而莫廷泽于断讯后，三次具呈，批准覆讯。卷内于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十八日提同余发成覆讯时，取具莫廷泽遵结附卷。惟查莫廷蕙呈称：伊兄廷泽于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十六日病故，何得于十八日赴讯具结，则遵结明系捏造。而邱任断此案，未可深恃矣”。“呈送赵莫两姓沙坦全案清折禀”，聂亦峰：《为宰公牍·冈州公牍》，第98页。
(22)当然，州县官的回避制度在保证州县官脱离亲情和乡情的干扰，保证其立场的公正方面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但本部分的中心在于分析该制度与“常识”培养之关系，兹不赘述。在笔者看来，一种制度产生的价值和引起的弊害，实际上是很难权衡的，学术研究的任务主要是对这些具体的价值和弊害进行深入分析，而不是简单的、甚或是偏好性的权衡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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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惯例的司法审查
司法自由裁量权的现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