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达到联合国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只有严格遵守"确定无疑"的证明标准才能够做到有力地保障无辜的人不被错杀。即便涉及重大嫌疑，如果证据没有达到证明被告人具有实施被指控犯罪行为的唯一性证明标准，不能作出"留有余地"的死缓或者无期徒刑等判决，而应当依照"疑罪从无"原则，作出无罪判决。(5)
二、确立严格的证人作证规则
就目前司法实际情况来看，要在短期内全面革除中国刑事司法中存在的证据规则尚不健全、证据的收集与运用严重失范的弊端，十分困难。但是，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注意采取相应的措施，使死刑案件证据运用失范的局面得以尽快的改善，可以说是切实可行的。例如，在普通案件中得不到排除的非法收集的证据，在死刑案件中应予坚决排除:在普通案件中，证言在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定罪的根据，在死刑案件中，应该确立证人、被害人、鉴定人出庭作证规则和排除传闻证据规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抗辩式庭审方式后，证人、被害人、鉴定人不出庭接受控辩双方和法庭的调查询问，使法律设置交叉询问庭审方式的立法口的有落空的危险，因而这是目前司法实务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最大难题。自接和言词原则的也要求证人、被害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因此以证人、被害人、被告人庭外陈述笔录作为定案的根据，也与排除传闻证据规则自接相悖。这两项规则的确立，势必使证人、被害人、被告人和鉴定人出庭作证成为法院开庭审理的第一要务，以杜绝目前由于证人等不出庭作证带来的种种弊端。直接和言词原则以及排除传闻证据规则的确立，必然要涉及建立保证出庭作证的相关配套制度。首先，法律应明确规定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如死刑案件证人出庭接受询问和调查是其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未出庭证人或被害人等的证言和陈述不能作为裁判的根据。其次，完善出庭作证证人的权利保护，确保出庭证人在人身、经济等方面得到有效的保护和补偿。最后，缩小证人资格范围，确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证人特权规则。在刑事案件中，现代法治国家普遍确立的证人特权规则，如不自证其罪的特权，配偶间免除作证义务，律师有权拒绝提供职业秘密，医生有权拒绝泄露患者的秘密等。(6)
三、采取非法证据排除原则
关于排除非法证词证据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可以看出，我国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虽然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予以排除，但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则没有规定排除采信，而司法实务中则往往将其作为证明犯罪的"王牌"证据予以采信。我们以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死刑复核过程中采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我国于1988年加入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该公约第15条规定:"第一个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作为依据,但这类口供可以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第16条又规定酷刑应代之以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7)此外，美国的非法证据严格排除法，即法律授权的官员违反联邦宪法的有关规定取得的证据在审判时一律不予采纳。又根据"毒树之果"理论,用最初非法获得的证据提供的线索再获得的证据同样也在排除之列。(8)
为了遵守上述国际公约，我们可以在死刑复核的证据制度上借鉴美国的经验，在办理死刑案件的过程中，无论是言词证据还是实物证据，只要是通过非法手段收集取得的，都应一律予以排除。
(1)参见邱兴隆：“死刑的程序之维” , 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6期
(2)陈光中, 彭海青:”我国死刑审判程序改革刍议”,载《中国司法》，2004年10期
(3)王志辉：“审理死刑案件的若干问题”，湖北法院网，2005年4月17日
(4)新华视点：“死囚王斌余的道白”，新华网，2005年9月4日
(5)参见李玉花：“限制死刑适用，专家建议——对死刑案件采用最高限度证明标准”，中国法院网，2005年10月17 日
(6)参见董超:“死刑复核程序问题研究”，载《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7)参见殷宏：”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与思考”,载《济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13卷第5期
(8)参见王以真:“试论美国刑事诉讼中排除规则的修改”《国外法学》,1985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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