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这些困难，美国不少州并没有采取严格的结果确定标准。例如乔治亚州法典第21-2-522条规定了合理怀疑标准，挑战选举的依据和爱阿华州类似，但是数量上只要求足以改变选举结果或使之带上疑问。[53] 有些州的立法虽未规定，但是透过司法判例确立了合理怀疑标准。例如新泽西州最高法院在1976年的案例中判决，如果选举不规范行为使得法院不能合理确定谁获得了合法表决的多数，那么就将要求重新选举。[54] 在1997年的判例中，夏威夷地方选举的差距仅2票，而至少有19张无效票和有效选票混在一起统计。由于法院不能决定结果，因而要求重新选举。[55] 在1991年的案例中，俄亥俄最高法院要求证明选举不规范行为影响了如此数量的选票，以致改变了选举结果或使之带上不确定性。[56] 得克萨斯州的审查标准与此类似，[57] 纽约州也只要求原告满足清楚和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58] 路易斯安纳和康乃迪克州则只要求满足民事诉讼一般采用的多数证据(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规则，原告只需要证明违规行为改变选举结果的可能性比维持结果不变的可能性更大，即可请求重新选举。[59]
和其它州不同的是，威斯康星的选举法并没有明确倾向结果确定还是合理怀疑标准，司法判例也在这两种标准之间摇摆。在1894年的案例中，[60] 原告以13票差距落选，但是提出某个选区的18位合法选民因为负责选举的官员误认为他们没有选举资格而被剥夺了选举权。法院没有深入调查这些选民是否具备选举资格，而是认为这一事故只是判断错误，而不构成舞弊，因而仍然维持选举结果，但是法院对故意和非故意错误的区分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在后来的判例中，州的最高法院似乎又接受了合理怀疑标准。[61]
即使适用合理怀疑标准，原告还是要提出「清楚与令人信服」的证据。例如在1991年的案例中，俄亥俄州司法部长的选举得票差距只有千分之2.5，而落选者认为选举存在一系列舞弊和不规范行为，但是不能证明它们对结果产生了任何影响，因而未能满足举证负担。譬如原告认为候选人名字在选票上的排序使被告得利，但是他指定的证人只是主张候选人排序一般可能产生5％的差异，但并不能确定排序对这次选举产生了任何影响，而反方证人的研究表明排序对该选举的影响在统计上可忽略不计，且这一主张为法院所采信。[62] 在2000年的案例中，原告在得克萨斯州的县选举中以75票差距落败。他认为某投票站在早上和傍晚大约两小时内前后门都锁着，以致某些选民可能不能投票。据他回忆，选举结束后曾有许多选民因为当时未能投他的票而表示道歉，但是他不能说出数量多少，也不能说明有多少选民因此而未能投票，而只有一个证人明确表示因为锁门而未能将票投给原告。因此，虽然该县那次选举的投票率确实比往常更低，且民意调查表明原告一度大幅度领先，法院还是判决他没有满足举证负担。[63] 在1975年的新泽西乡镇委员会选举中，原告比被告差了7票，但是因为某选区的计票机器发生故障，致使原告只计了1票，而被告高达100票。如此悬殊的票数足以对选举结果产生合理怀疑，因而法院要求重新选举。[64]
目前，美国采取结果确定标准与合理怀疑标准的各州大致平分秋色，而且至少在短期内看不出任何确定的发展趋势。有大约半数州的立法规定，法院只有在证明违规改变了选举结果的情况下才有权要求重新选举。其它州则允许法院在选举结果存在疑问的情况下要求重新选举，而法院一般只有在改变选举结果的可能性相当高的情况下才要求重选。这些州的举证标准并不要求刑事证据中的「排除合理怀疑」，而至多是「清楚和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当然，不论根据哪种标准，举证负担都是相当沉重的。原告必须证明违法行为可能影响选票所得，并考虑有问题的选票和胜选差额之间的关系。如果可以证明有争议的选票数量超过胜选差异，那么选举结果就存在数学上的不确定性。[65] 但根据结果确定标准，只是猜测纠正这些问题选票就可能改变结果是不够的，原告还必须提出直接或间接证据表明这些问题选票之排除或纠正将如何改变选票所得，并由此证明将改变选举结果，否则法院就维持原有结果。相比之下，合理怀疑标准只要求证明选票所得的不确定性可能产生不同的选举结果，否则原告很可能无法根据传统的举证规则确切地证明结果改变。[66]
注释:
[1] 参见Richard L. Hasen, Beyond the Margin of Litigation: Reforming U.S. Election Administration To Avoid Electoral Meltdown, 62 Wash. & Lee L. Rev. 937 (2005).
[2] 参见Developments in the Law: Voting and Democracy, 119 Harvard Law Review 1188 (2006).
[3] Remedial deterrence，参见Daryl J. Levinson, Rights Essentialism and Remedial Equilibration, 99 Colum. L. Rev. 857 (1999), at 889-899。例如在2003年的案例中，原告认为现行表决机制侵犯了选举权，并请求法院将选举延迟到替代选举机制实施之后，但是地方法院认为这么做将导致选举超出加州宪法规定的时限之外，因而驳回了原告延迟选举的诉讼请求。Sw. Voter Registration Educ. Project v. Shelley, 278 F. Supp. 2d 1131, 1145 (C.D. Cal. 2003).
[4] State ex rel. Graves v. Wiegland, 212 Wis. 286, at 294, 249 N.W. 537, at 540 (1933).
[5] State ex rel. Plehn v. Widule, 164 Wis. 3, 9, 157 N.W. 769 (1916), at 771.
[6] Akizaki v. Fong, 461 P.2d 221 (Haw. 1969), at 222-223.
[7] Steven J. Mulroy, Right without a Remedy? The “Butterfly Ballot” Case and Court-ordered Federal Election “Revotes”, 10 George Mason Law Review 215 (2001).
[8] 例如有人认为公民创制提案要求事前司法审查之保护，事后司法救济必然是不适当的，参见Douglas C. Michael, Preelection Judicial Review: Taking the Initiative in Voter Protection, 71 California Law Review 1216 (1983).
[9] 当然，这并不说行政救济不重要。如果选举制度可以保证负责组织和管理选举的委员会是相对中立、公正和称职的，那么首先可以避免许多选举争议。另外，适当构成的选举委员会可以帮助解决大多数的选举争议，尤其是需要及时做出决定的事前争议。事实上，在「走路工事件」发生后，假如高雄市选委会采取了及时有效的措施，显然将有助于控制不实宣传对选举造成的伤害。
[10] Developments in the Law: Elections: VI. Postelection Remedies, 88 Harvard Law Review 1298.
[11] 参见张千帆：「论美国总统大选中的宪政问题」，《中外法学》2001年第4期。
[12] Developments in the Law: Elections: VI. Postelection Remedies, 88 Harvard Law Review 1298.
[13] Donohue v. Board of Elections of N.Y., 435 F. Supp. 957, 960-62 (E.D.N.Y. 1976)。在该案，选民认为自己的选举权被成千上万没有选举资格的投票者所侵害。
[14] Michelle L. Robertson, Winning at All Costs: Election Fraud in the Third Circuit: Marks v. Stinson, 40 Villanova Law Review 869 (1995).
[15]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联邦统一规定了选举日期，法院也应可针对特定地区采取变通的办法。参见Steven J. Mulroy, Right without a Remedy? The “Butterfly Ballot” Case and Court-ordered Federal Election “Revotes”, 10 George Mason Law Review 215 (2001).
[16] 例如佛罗里达州法院处理了大量缺席选票舞弊行为，见In re Protest of Election Returns and Absentee Ballots in the November 4, 1997 Election for Miami, 707 So. 2d 1170, 1171 (Fla. Dist. Ct. App. 1998).
[17] Bolden v. Potter, 452 So. 2d 564, 567 (Fla. 1984).
[18] Developments in the Law: Elections: VI. Postelection Remedies, 88 Harvard Law Review 1298, at 1306-12.
[19] Id. at 1317, 1321-22.
选举公正的司法保障（二）——论负面竞选的审查标准
选举公正的司法保障（四）——论负面竞选的审查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