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伟大文学的标准(4)

四是超我的精神启示。西方一位评论家说，读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就仿佛是进入了一座教堂，接受了一次灵魂的洗礼。意思是，凡是伟大的文学，都有一种庄严的、宏伟的、超我的精神，对读者有一种精神的启示作用。还有人说，好的文学与读者之间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仍然是说，伟大的文学是有教育功能的，是能够改善自我的。弗洛伊德将人的精神分为本我、自我与超我。超我是人类追求的最终目的，它是制约本我和解放自我的真正力量。因此，超我精神乃伟大精神的必备条件。当我们阅读一切伟大文学时，我们都能感受到这种超我的精神，它给我们启示，使我们反照自我的善恶、美丑，在不经意间改变了自我。这种超我的精神和启示的作用在傅雷为《约翰·克利斯朵夫》所作的中文译著献辞中被充分地表达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迹。它是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⑦]

五是对人类当下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怀疑、追问、批判和回答。虽然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但是，伟大的作家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哲学家，只不过他不是用哲学的方式而是以文学的方式来进行这一切活动。哲学是对存在问题的理论阐释与回答，而文学则要呈现形象，呈现过程。在轴心时代，人类最早的伟大经典的文本形式既是哲学又是文学。如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有人物形象，有故事内容，还有哲学命题与回答；庄子的文章既有形象、故事，又在语言风格上独树一帜。即使是《圣经》，也是最美的抒情诗或叙事诗。而从中古以后，西方文学一个重要的特征表现在对轴心时期和公元元年前后确定的哲学、宗教思想的怀疑、批判与认同。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实际上是早期歌德对上帝精神的怀疑，在找不到人生意义时的一种虚拟自杀，而在《浮士德》中，饱学之士浮士德仍然持此态度，但是，在他经历很多事件之后，在他死后，又回到了上帝身边。也就是对至善的一种认同。在托尔斯泰那里，对至善、和平、爱、同情心、大悲悯、非暴力等人类最高理性原则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里，罗曼·罗兰以贝多芬为原型，塑造了一个一直在探讨人生与艺术真理的艺术家形象，他早年怀疑上帝存在，而在晚年时才谦卑地低下头来，皈依上帝的身帝。还有陀斯妥也夫斯基，他的作品几乎完全都是对存在合理性的怀疑和判断，而他的一生也分为两个时期，前半生是怀疑，后半生是对上帝精神的确认。在这些伟大作家的作品里，表现出来的是作品对人类当下存在的彻底的终极性的追问，和对这些问题的形象的回答。

中国明清时期的小说《红楼梦》中，充分地展示了曹雪芹对以儒释道为终极价值的怀疑、批判，成为中国古典小说中少有的甚至是唯一的对终极价值进行追问的作品。就是这种追问，他才塑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个与当时儒家价值完全对立的形象。在这两个人物身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实际上都是在呈现这种对价值的追问与回答。小说开头与结尾相呼应，表达的仍然是作者对人类当下存在的否定精神。而这种否定精神，又在道家与佛家那里，成为一种肯定的精神。这就是《红楼梦》通篇为何贯通着一种忧伤、悲凉、哀叹气息的主要原因，同样，这也是《红楼梦》高于其它小说的主要原因所在。

即使是在现代派作家那里，对当下存在的追问与对终极价值的试图回答也是他们的最高理念。卡夫卡的《变形记》、加缪的《局外人》以及艾略特的《荒原》都是对存在进行反向追问、批判与书写的文本。尽管他们不像古典时代的伟大作家那样能够回答这些追问，但是，他们意识到了存在的问题。如果对古今中外一切伟大作家进行分析，就会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几乎所有的伟大作家都有对终极价值的追问与关怀。这是因为他们本身具有哲学家、思想家的深度，同时，他们锐利的目光和深刻的文字总是在关注人类存在的矛盾处境。那些优秀的作家和一般作家总是津津乐道于语言的华丽、故事的精巧、市场的流行，他们在乎的是读者的喜好，往往不触及人类存在的悲剧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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