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是不可比拟与摹仿的文本形式创造。每一种新的文本的产生，其实都源于作家对生活和人类存在处境的重新发现和解读，并非简单的形式的更新。傅雷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中文译著献辞中这样写道：“《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一部小说，——应当说，不止是一部小说，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是贝多芬式的一阕交响乐。”的确如此，《约翰·克利斯朵夫》不仅改写了以往小说重视外在故事情节和单调的叙事模式，重新创造了一种纯粹摹写内在精神生活的复调式的小说，而且成为后世作家们所崇拜的小说范式。马尔克斯被誉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创造者，但是，他本人非常反感这样的评论。1982年，哥伦比亚黑绵羊出版社推出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另一位哥伦比亚作家兼记者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的谈话录《番石榴飘香》，在这部书中，马尔克斯说，评论家都太自以为是了，“他不过是想给自己的童年经历找一个合适的归宿而已”，至于小说为什么这样写，他也是寻找了很久，最后才像“老祖母讲故事一样写小说”。他还说，在他的眼里，这根本不是魔幻，而是历史，真实的历史。
在文本的创造方面，我们还能列出一大堆名字，如莎士比亚、陀斯妥也夫斯基、乔伊斯、普鲁斯特、梅里美、卡夫卡、博尔赫斯等等。总之，伟大作家的文本与其本人一样，都是独特的，难以摹仿的。卢卡契在探讨现实主义的伟大标准时说：“形式不过是最高的抽象，是简练地表达内容并把它的安排推向最高潮的最高方式。”[⑧]也就是说，这些文本的创造，并非这些作家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进行文字游戏，而是他们对生活的伟大发现。
一种新的文本的产生，常常会带来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甚至是文学的革命。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之后，在世界范围掀起了一场魔幻现实主义运动，尽管他本人对此不屑一顾。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出版后，一场意识流写作、散文化小说的风气也悄然兴起，尽管很多追随者根本不懂得普鲁斯特伟大、深邃、忧伤、敏感甚至疾病的内心世界，只是摹仿其皮毛。
伟大文学的标准也许还有，但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上几点。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伟大文学与伟大作家的关系，因为这两个概念常常混在一起。从表面看，它们显然不是一个概念，比如，《诗经》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经典，但不能说其作者个个都是伟大的（当然，如果把《诗经》的作者抽象化，再加上孔子的融合，这个作者仍然可以称为伟大的作家）。还比如，作家与宗教领袖和哲学家往往不同，后者更具榜样性，其受众对其往往存在一种“宗教情怀”，自然产生了一种伟大的敬畏感，而作家往往缺乏这样一种榜样性。但如果我们从本质上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伟大文学与伟大作家其实是表与里的关系，一个心灵矮小的作家怎么都不可能创作出伟大的文学来。只不过，作家在人们的心目中更为日常化，更为人性化，因为作家要呈现的是欲望与精神共有的形象。相比之下，那些被称为伟大的宗教领袖与哲学家不同，他们在人们的心目中突出了神性，去掉了日常性和人性，是与欲望相对立的存在。作家比他们多了一种欲望化的、人性化的、日常化的存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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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哈金：《伟大的中国小说》，《南方周末》，2005年10月14日
[②]同上。本文发表于《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③] 卡尔·雅斯贝尔斯著，李雪涛主译，《大哲学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7-9页。
[④]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5页。
[⑤]建钢等编，《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获奖演说全集(1901-1991)》，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1998-05-01
[⑥]刘再复：《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的《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
[⑦] 罗曼·罗兰著，傅雷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漓江出版社，1992年6月，第11页。
[⑧] 转引自《关于卢卡契哲学美学思想论文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
清谈之盛与口欲之颠 ——《世说新语》摭谈
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中国诗歌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