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狂欢化的叙事语言
狂欢，根据巴赫金的解释，来源于欧洲民间的重要节日—狂欢节。巴赫金说：“狂欢节上形成了整整一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言，从大型复杂的群众性戏剧到个别的狂欢节表演。这一语言分别的，可以说是分解的表现了统一的狂欢节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渗透了狂欢节的所有形式。”
在当代中国，莫言是一个真正深入民间的作家。他彻底摆脱了精英知识分子话语修辞习惯，抛弃了美与丑，善与恶这样简单的二元判断标准，呈现了一种善恶相间，美丑纠缠的景观。在他的笔下，“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这里的土地成了真正“藏污纳垢”的洋溢着生机的活的民间。这无疑揭示了民间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那就是对死亡的蔑视与对于生命的珍惜和百折不挠的追求。在小说《红蝗》的末尾他写到：“总有一天，我要编导一部真正的戏剧，在这部剧里，梦幻与现实，科学与通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进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掺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这是一种褒贬并置的语言。戏拟，反讽的修辞消解了语言的严肃、庄重和权威性，暴露了现实的荒谬、虚伪、可笑性。这正是莫言狂欢化小说语言修辞的典型特征之一。《丰乳肥臀》对狂欢化叙事的理解更是透彻，母亲生下的八女一男没有一个是合法婚生，用母亲婚外生育的情节把狂欢叙事与生殖崇拜紧密联系起来，完成对中国传统的宗法家族血缘体制的解构，对人类最原始，最古老也最深刻的情感方式的呼唤与默契。莫言很少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平静安宁，他是通过感官和肉体的喧嚣沸腾生命的热力，凸显人的自由意志的。可以说莫言的民间化写作立场是由其狂欢化的修辞方式来实现的。正如巴赫金所言，民间的语言是狎昵的，多义的，褒贬的，界限是模糊的，它反映了这样一种民间文化观念：所有现存事物都是同一时间边死亡边诞生的，其中融合过去和未来，旧真理和新真理。它是理解世界的未完成性，世界上的伪与真，善与恶，死与生，黑暗与光明，凶残与爱意的经常混合的一种方式，在这类语言中尽管着重点总是落在肯定因素上，但它不会脱离否定因素。这就是“修辞学层面上世界的双重性”。
莫言擅长于选择具有仪式性的民间活动来展现狂欢的氛围，在狂欢的氛围中对传统权威进行调侃和颠覆。从《红高粱》中活剥人皮的场面到《檀香刑》的凌迟、腰斩、檀香刑等行刑场景达到极致。《檀香刑》中凌迟美丽妓女的那个场面非常具有仪式性。莫言笔下，北京城万人空巷，菜市口刑场那儿被踩死，挤死的看客就有二十多个。这实际上就是一场充满戏剧和狂欢色彩的仪式性演出，侩子手和犯人联袂演出。而这个场面不是作者直接描写出来的，而是通过一种独特的修辞方式，用执行者的话语方式描述出来，更带有那种血淋淋的快感。掌邢的师傅认为：在演出的过程中，罪犯过分地喊叫自然不好，但一声不吭也不好。最好是适度的，节奏分明的哀号，既能够刺激看客的虚伪的同情心，又能够满足看客邪恶的审美心。师傅还说，他执刑数十年，杀人数千，才悟出一个道理：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檀香刑》这种独特的话语表达方式，正是民间修辞的狂欢性的集中体现。当然，莫言小说文本中的这种带有狂欢性的民间修辞，绝非仅仅作为权利斗争的图解，而是试图在众声喧哗中使历史和文本共同构成对所叙述时代的隐喻并见构成双重世界关系。例如，《檀香刑》正是以高密的独特民风对清末中心话语的解构中使文本呈现出多调对话与文化狂欢的倾向。凤头部前四章“媚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话”与“钱丁恨声”同豹尾部的“媚娘叙说”，“赵甲道白”，“小甲放歌”及“知县绝唱”等章节遥相呼应，甲、乙、丙这些符号化的人物频繁以各自视角参与到总体叙述策略之中，极大地拓宽了文本的叙述空间。同时，钱丁与孙丙斗须，媚娘同县官夫人比脚以及以“戏.....演完了...”作结等民间漫画式的讽拟，戏谑甚至有些狎昵的叙事方式以及赵甲行刑时涂鸡血的脸及檀香刑本身等怪诞的场面，共同揭示着貌似坚若磐石的严肃世界图景中所充斥着的颠覆等级、填平鸿沟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
在莫言的小说文本中，作者熟练地运用民间修辞的技巧来拆解历史和现实，并力求凸现出历史寓言与文化的象征蕴含。从某种意义上说，狂欢化的民间话语才真正是莫言小说艺术上最突出的贡献。论文出处(作者):
上一篇：论阎真小说的复调性(原创本科毕业论文)
下一篇：岑参的边塞诗赏析 —《碛中作》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