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学术界把胡风的文艺理论批评称之为“体验现实主义”(33)。所谓“体验的现实主义”，是指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之间相生相克、融合、拥合，化合，“艺术家深入了对象内部，也使对象侵入艺术家内部”(34)；就诗歌而言，就是“诗是作者在客观生活中接触到了客观的形象，得到了心底跳动，于是，通过这客观的形象来表现作者自己的情绪体验”(35)。胡风既不满意于30年代“左联”严重的客观主义和公式主义，又不满意于语丝—论语派纯粹的主观主义、性灵主义、趣味主义，并说这两者是“同源异流”。胡风是倾向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的。因为胡风的“体验现实主义”是要同庸俗现实主义作斗争。而且在“两个口号”论争中，他始终站在了鲁迅、冯雪峰所主张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一边，并于1936年在鲁迅的授意下、在冯雪峰的倡议下，撰写并发表了宣言性质的《人民大众向文艺要求什么？》，使“两个口号”的论争正式登场，也使“左联”内部的分裂公开化。而且以周扬为代表的左翼客观主义不接受胡风把“主观战斗精神”和客观现实生活统一的主张。总之，胡风“体验现实主义”“诗论底中心问题”是，“诗底特质是对于现实关系的艺术家底主观表现，艺术家对于客观对象所发生的主观的情绪波动，主观的意欲；这和以把握对象真实为目的的小说戏剧等不同。所以，是诗不是诗，不能仅仅从文字方面去判断，应该看那内容所表现的是不是作者底主观情绪。当然，还应该进一步看那情绪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产生在对于对象的正确的认识基础上面”；“这是诗论底中心问题，新诗运动只有围绕着这个中心理解才能够展开”(36)。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胡风“体验的现实主义”诗论的综合性特征。有了这个“中心”观念，胡风就拿它作为诗歌理论批评的武器，展开一系列批评：1、批评徐迟的“抒情的放逐”(37)，认为抗战的叙事只能导致客观主义的冷漠；2、批评当时流行的“诗的形象化”诗观，因为胡风认为并非每首诗都要具有可见可触的事象，而且诗创作不能从抽象到具体，也就是说，不是先有了某种理念然后再将其化为形象(38)，如果是那样的话，诗歌就会沦落为“空洞的叫喊，灰白的叙述”。由此，胡风反对诗歌创作论里通常出现的一个顽疾——题材决定论(39)；3、以艾青、田间为个案，进一步在新诗创作实践领域找出较好体现自己诗学理想的创作；尤其对田间进行了长线研究；因而，田间的诗歌很好地体现了胡风的“到处有生活”和“精神奴役创伤”的观点。总之，由于个人思想和历史的背景，胡风在建国后遭遇到周扬等人的围攻，并最终在50年代中期变本加厉地上纲为震惊海内外的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当时，左翼诗歌界容易犯的毛病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看成是最革命的，并以此去否定异己的存在，乃至还借助现实的政治力量去铲除对方。但是，胡风的诗学观始终是融合着社会的、历史的和美学的诸种因素的。从这里，我们进一步看到，“体验的现实主义”对“激进的现实主义”的有益成分的吸收；同时，反过来它又影响到左翼革命诗歌的创作，使它们尽可能地克服早期抗战诗歌常常犯的“左倾”幼稚病。
在新诗方面，阿垅是胡风文艺思想最忠实的追随者和光大者。从他1939年写作的第一篇“片论体”诗论《〈他死在第二次〉片论》到1954年出版诗论著作《诗是什么》，阿垅写作了大量的诗论，约140万字。因此，他是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上写作诗论最多的诗论家。阿垅的诗学观念也是一元论的。他既不同于20-30年代的现实主义诗观，也不同于40年代“激进的现实主义”诗观和“传统的现实主义”诗观。他强调“人，生活，诗，风格，是一元的”(40)；“内容与形式是一元的”(41)。阿垅提出，写诗的首要条件就是要靠鲜活的跳脱的感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诗人“要有感觉，善于感觉，丰富的感觉，广泛的感觉，新鲜的感觉，美好的感觉”(42)。其次，诗人还要对这些感觉抱有巨大的热情；“诗是强的、大的、高的、深的情感，这个情感对抗观念也对抗形象”(43)。他说的“对抗”类似于胡风说的“克服”(44)。阿垅诗论在强调诗歌情绪的时代性、人民性、社会性和普遍性的同时，也注重诗歌情绪的个体性、特殊性和丰富性。这就是他倡导的“典型情绪说”——“诗的问题是典型的情绪问题；不是形象，不是‘形象化’，不是人物和景色底画面的展开的问题”(45)。阿垅所说的“典型的情绪”相当于胡风所说的“情绪体验”(46)。而这种“典型的情绪”又是指“钢铁的情绪”、“暴风雨的情绪”、“彩虹和青春的情绪”(47)。这与上文所讲的钟敬文的“情绪动力学”大同小异。显然，阿垅诗论也是使现实主义深化的诗论。艾青也是这方面的代表诗论家。1941年出版的《诗论》，就诗与时代、宣传，诗的散文美等问题，用诗话的体式进行了诗意的表述。有人认为它是“新文学诞生以来，最具创见的一部诗论，直接展示了诗人心灵的深度与广度”(48)。我觉得，艾青诗论的闪光之处有二：1、他说的“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那诗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那诗的美学的胜利”；2、他提倡的明朗、简洁、朴素、单纯、清新和含蓄的新诗“散文美”的美学观点。至于艾青像臧克家一样，提出在新诗里真善美的辩证统一(49)，对于新诗而言，这类提法是空泛的，大而无当、含糊其词。
胡风、阿垅和艾青既是优秀诗人，又是富有创见的诗论家。他们是用来自他们心灵体验来写作“体验的现实主义”诗论的；因而，也是很可靠的、有效的。这就从“主观战斗精神”的高度进一步丰富了40年代新诗大众化的命题。
总的看来，“激进的现实主义”诗论声势最大，“传统的现实主义”诗论姿态最沉稳，而“体验的现实主义”诗论魅力最强；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关联，使得40年代新诗大众化问题呈现复杂的面貌。
四
现在，有不少人认为，40年代文艺思潮的主流是七月派和九叶派之间并峙和互渗。殊不知，这种观念因其做法的简单、粗暴而导致了偏识。其实，40年代文艺思潮的主流面貌应该是“激进的现实主义”、“激进的现代主义”、“体验的现实主义”和“综合的现代主义”四者之间的论争与激荡。其中，“激进的现实主义”诗论“人多势众”，在力量和影响上，始终占上风；为建国后的文艺进一步走向本质化、乃至同质化的现实主义做了有力的铺垫。
概言之，40年代新诗理论批评经历了从偏至到综合的过程。所谓“偏至”，是指“激进的现实主义”和“激进的现代主义”各执一端、党同伐异并百谈不厌地谈论着各自自我陶醉的论题。所谓“综合”，是指“体验的现实主义”和“综合的现代主义”对外对内的双重超越。而“传统的现实主义”和“传统的现代主义”在此期也表现了一定的综合趋势，并最终为“体验的现实主义”和“综合的现代主义”的双重超越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动力支持。
在认识文学理论时，我们一定要排除将理论上的力量混同于现实上的力量之误识。比如，4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论，应该说，它的理论是最具理论魅力的，但实际上它当年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比起40年代的现实主义诗论来要小得多！而且，也远远没有“激进的现实主义”诗论的历史影响深广。同时，我们要警惕新诗理论批评领域里反复出现的“泛大众化”或“去大众化”的偏激的错误倾向，适度地处理好新诗理论批评里的身份学、政治学、民族学和时代精神论与新诗大众化之间的关系，尽力兼顾新诗大众化与新诗现代化之间互动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科学地切入我们所要探讨的话题，才能使新诗大众化的讨论在“对话”的意义上真正展开。
注释：
①常任侠：《论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载1938年《抗战文艺》第3卷第12期。
②锡金：《朗诵的诗和诗的朗诵》，载1938年《战地》第1期。
③王冰洋：《朗诵诗论》，载1939年1月15日《时事新报·学灯》第33期。
④沈从文：《谈朗诵诗》，载1938年10月1日至10月5日《星岛日报·星座》。
⑤朱自清：《论朗诵诗》，见《雅俗共赏》，观察社1948年5月版。
⑥高兰：《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载1943年《时与潮文艺》第4卷第6期。
⑦李广田：《诗与朗诵》，见《论文学教育》，上海文化工作社1950年5月版。
⑧胡绍轩：《街头剧论》，载1939年2月《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2卷第11、12合刊。
⑨参见洛汀：《关于街头诗的一场论争》，载1990年《江西文史资料》第3期。
⑩胡风：《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载1938年3月1日《七月》1集4期。
(11)李欧梵：《文学潮流（一）：追求现代性(1895-1927)》，见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2)艾青：《开展街头诗运动——为〈街头诗〉创刊而写》，载1942年9月27日《解放日报》。
(13)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载1940年3月24日《大公报·战线》；向林冰：《民间形式的运用与民族形式的创造》，载1940年4月1日《中苏文化》第6卷第1期。
(14)葛一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的“民间形式”吗？》，载1940年4月10日《新蜀报·蜀道》。
(15)萧三：《论诗歌的民族形式》，载1939年6月25日《文艺突击》新1卷第2期。
(16)黄药眠：《诗歌民族形式问题之我见》，载1940年1月5日－6日《救亡日报》。
(17)力扬：《关于诗的民族形式》，载1940年《文学月报》第1卷第3期。
(18)林林：《谈〈华威先生〉到日本》，载1939年2月22日《救亡日报》。
(19)参见吕剑：《听马凡陀》，见《诗与斗争》，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8年1月版；劳辛：《〈马凡陀的山歌〉和臧克家的〈宝贝儿〉》，载1947年《文艺复兴》第3卷第4期；洪遒：《向马凡陀学习》，载1946年《文萃》第1卷第48号。
(20)劳辛：《〈马凡陀的山歌〉和臧克家的〈宝贝儿〉》，载1947年《文艺复兴》第3卷第4期。
(21)徐迟：《论袁水拍的诗》，载《新华日报》1947年1月5日。
(22)杨四平：《中国新诗学》，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
(23)张羽：《南北才子才女的大会串》，载1948年《新诗潮》第3期。
(24)朱光潜：《诗论·诗的境界——情趣与意象》，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版。
(25)朱自清：《新诗杂话》，作家书屋1947年版。
(26)李广田：《诗的艺术》，重庆开明书店1943年版。
(27)李长之：《诗的艺术》，载1945年3月15日《时与潮文艺》第5卷第1期。
(28)钟敬文：《诗心》，桂林诗创作社1942年8月刊行。
(29)臧克家：《我的诗生活》，重庆学习出版社1943年版。
(30)臧克家：《新诗问答》，载1934年《太白》第2卷第3期。
(31)臧克家：《〈十年诗选〉自序》，见《十年诗选》，现代出版社1944年版。
(32)臧克家：《诗》，载1947年《中学生》6月号。
(33)严家炎：《教训：学术领域应该“费厄泼赖”》，载1988年《文学评论》第5期。
(34)(44)胡风：《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道路》，见《逆流的日子》，希望出版社1947年版。
(35)(46)胡风：《略观战争以来的诗》，载1939年1月28日《抗战文艺》3卷7期。
(36)高荒（胡风）：《为初执笔者的创作谈》，载《文学》5卷6期。
(37)徐迟：《抒情的放逐》，载1939年7月《顶点》创刊号。
(38)胡风：《关于诗的“形象化”》，见《在混乱里面》，重庆生活书店1945年版。
(39)胡风：《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见《在混乱里面》，重庆生活书店1945年版。
(40)阿垅：《风格片论》，见《诗与现实》，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版（下同）。
(41)阿垅：《诗是什么·后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下同）。
(42)阿垅：《敏感片论》，见《诗与现实》。
(43)阿垅：《什么是感情》，见《诗是什么》。
(45)阿垅：《关于形象》，见《诗是什么》。
(47)阿垅：《形象再论》，见《诗与现实》。
(48)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昭明出版社1975年版。
(49)艾青：《诗论》，桂林三户图书社1941年版
论文出处(作者):
岑参的边塞诗赏析 —《碛中作》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浅论灵性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