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对文学与文化关系的探讨，对文化诗学的关注，是同他对文艺学建设的思考紧密相联系的。他始终认为文艺学和诗学的一大不足是没有同文化史的研究紧密联系起来，没有“力求在一个时代整个文化的有区分的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现象”，也就是没有充分注意到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对文学的重大影响。因此，传统和当代的文艺学就有很大局限性，只根据官方化了的上层文学得出的理论概括，是无法深刻阐明像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些渗透了民间狂欢文化的作家的创作本质的。
巴赫金对文学和文化的思考，对文艺学和文化史的理论思考，是从他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两部专著开始的，从20年代、40年代，到他的晚年—70年代，一直没有中断，而且不断深化，最后终于提出了关于文学和文化关系、文艺学和文化史关系的系统理论见解，完成了他的文化诗学思考。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敏锐指出以往的文艺学没有能够揭示出作家创作的本质，其原因就在于没有看到作家创造了复调小说这种全新的艺术形式，体现了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而这种全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思维又是源于民间狂欢化文化。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巴赫金也指出以往的文艺学没有能够猜透拉伯雷创作之谜，原因就在于没有能够看出拉伯雷小说的怪诞的现实主义同民间笑文化的内在联系，而企图将拉伯雷的创作置于官方文化的框架里。这两部专著的特色和贡献，就在于力图在民间文化潮流中理解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同时，巴赫金也通过对这两位作家创作和民间文化关系的研究，引发出对文艺学不足的反思。
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1940）的导言中，巴赫金指出民间笑文化“始终没有成为稍许认真和深刻的文化史研究、民间创作研究和文艺学研究的对象”。尤其糟糕的是，“民间诙谐的独特本性完全被曲解”，人们仅仅运用与其完全格格不入的近代美学概念套用于它。[12]
在《拉伯雷与果戈理》（1940）一文中，巴赫金明确指出：“现代文艺学的一个主要不足，在于它企图把包括文艺复兴时期在内的整个文学全纳入到官方文化的框架内。其实，拉伯雷的作品只有放到民间文化的巨流中才能真正地理解，民间文化在其发展的所有阶段上，都是同官方文化相对立的，并形成了自己看待世界的独特观点和形象反映世界的独特形式。”[13]
在《＜拉伯雷＞的补充与修改》（1944）一文中，巴赫金更是尖锐地批评“欧洲的文学理论（诗学），是在很狭窄、很有限的文学材料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第一，因为“它形成于文学样式和民族标准语逐渐稳定的时代；这时，文学和语言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震撼、危机、斗争和风暴——早已逝去，相关的回忆已经淡漠，一切都已得到解决，一切都已稳定下来，当然只是积淀在官方化了的文学和语言之上层”，而像希腊化、文艺复兴晚期这样一些时代的文学生活却“没有能反映到文学理论中”。第二，“欧洲文学理论，形成于诗歌占优势的时代（在官方化了的文学上层）”，在被奉为经典的文学和体裁之外，许多体裁是无处栖身的。[14]在巴赫金看来，欧洲文学理论（诗学）的偏窄主要在于只反映社会稳定时期的官方化了的上层文学现象，没有能反映社会变革和转折时期的渗透了民间文化的文学现象。巴赫金这种见解是十分尖锐和深刻的，它是对欧洲传统文艺学（诗学）的大胆挑战，它对于文艺学研究和欧洲文化研究都有重大理论价值。
到了晚年，巴赫金对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文艺学和文化史研究的关系，作了更深入和更系统的思考，提出了带总结性的看法。1970年，巴赫金应《新世界》编辑部的邀请，对当代文艺学的现状及其面临的任务谈了自己的看法，后来以《答＜新世界＞编辑部问》[15]为题发表。他首先肯定俄罗斯的文学理论有高水平的学术传统，有一大批严肃认真又才华出众的文艺学家，它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但又指出当代文艺学未能充分发挥这些潜力，并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主要原因是缺乏流派的斗争和大胆的开拓，“不敢大胆提出基本问题，在广阔的文学世界中没有开拓出新的领域或发现一些重大的问题”，因此必然导致陈陈相因和千篇一律。巴赫金认为“文艺学实际上还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它不具备自然科学那种多次实验检验过的方法”，而文学又是“一种极其复杂和多面的现象”，因此文艺学的研究不存在什么类似灵丹妙药的方法，对文艺学的研究只能“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只有这样做，才能深化对文学现象的理解，揭示出文学现象的新东西。
巴赫金正是从文学现象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的观点出发，从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的观点出发，强调要在文艺学研究领域大胆开拓，勇于探索，强调要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提出“文艺学应与文化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的重要理论观点，实际上也就是他的文化诗学的观点。在文学与文化关系问题上，在文艺学与文化史关系问题上，巴赫金对《新世界》编辑部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理论创见和理论价值的观点，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研究文学不能脱离开一个时代整个文化的完整语境。在这一点上，巴赫金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反对过分强调文学特性，“把文学同其余的文化割裂开来”。他认为在一个相当时期文论界特别关注文学特性问题，这是必须的和有益的，但文学科学狭隘的专业化是不利于文学研究的，也是同俄罗斯文艺学优秀的学术传统格格不入的，俄罗斯著名的文艺学家的著作都是有广阔的文化视野的。二是反对“越过文化把文学直接与社会经济因素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文化是社会经济因素影响文学的中介，他认为社会经济因素作用于整个文化，“只是通过文化并与文化一起作用于文学”，在文学和社会经济之间，以往的文论家都在寻找中介，有政治中介说，有社会心理中介说，巴赫金提出文化中介说，这对于我们理解文学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是具有理论意义的。
第二，各种文化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不仅文学与文化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各种文化领域之间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它们之间的界限在不同时代也有着不同的划分。在巴赫金看来，一个时代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是毫不相干的、对立的、封闭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对话的、开放的。各种文化的对话和交融，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正是一个时代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他特别指出“文化所经历的最紧张、最富有成效的生活，恰恰出现在这些文化领域的交界处，而不是在这些文化领域的封闭的特性中”。巴赫金这一观点指出了文化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在以往的文化现象中，在当代的文化现象中，在各种文学体裁之间，在各种艺术体裁之间，我们常常可以见到在不同文化领域的交界处所出现的新的文学品种和艺术品种，诗歌和小说的交融出现了诗体小说，散文和诗歌的交融出现了散文诗，音乐和戏剧的交融出现了音乐剧；舞蹈和戏剧的交融出现了舞剧。这样一些现象历史上发生过，现在也正在发生，正是这种不同文化的对话促进了时代文化的发展。
第三，要“在一个时代整个文化有区分的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现象”，深入揭示“那些真正决定作家创作的强大而深刻的文化潮流（特别是底层的民间潮流）”。在巴赫金看来，一个时代的文化是一个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统一的整体。同时，一个时代的文化又是有区分的、多元的、多层面的，有上层文化，有下层文化，有官方文化，有民间文化，有雅文化，有俗文化。因此在分析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时，就需要把握一个时代既有区别又是统一的文化现象，如果只从单一的文化现象出发，或者不从整体文化现象出发，都无法深入阐明时代文学的本质。在这个问题上巴赫金强调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他指出离开文化分析对一个时代文学的理解是肤浅的。他指出以往文学史对时代特征的描述多数同通史的描写毫无差别，没有专门分析文化领域及其与文学的相互作用，由于缺乏对时代文化的深刻分析，往往把一个时代的文学只归结为文学流派的表面斗争，只归结为报刊的喧闹，也就是说只从文学流派的斗争和报刊的评论去寻找文学发展的动因，这样做就无法揭示一个时代的文化对一个时代的真正宏伟文学的重大影响。巴赫金这种见解是很深刻的，它击中了一些肤浅的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的要害，试想离开俄罗斯强大而深刻的文化潮流，我们能深入把握俄罗斯文学吗？离开五四强大而深刻的文化潮流，我们能深入把握五四文学吗？第二，他进一步指出在时代文化潮流对文学的影响中又要特别重视底层的民间文化潮流对文学进程的重大影响。巴赫金关于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同民间文化关系的研究，就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范例。他谈到许多研究者恰恰对强大而深刻的民间文化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文学分析就难以深入到伟大作品的底蕴，文学就让人觉得是一种委琐的而不是严肃的事。在巴赫金看来，文学研究者只有广阔的文化视野才可能有深刻的文学分析。
从以上三方面来看，巴赫金对文学和文化关系的理解，对文艺学和文化史关系的理解是相当深刻和系统的，他倡导的是一种多元、互动和整体的文化观，认为不仅要重视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而且要重视文化作为“有区分的统一体”对文学的影响，其中特别要重视民间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他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巴赫金文化诗学的理论基础，而且在20世纪世界文化诗学研究中是独树一帜的。
早产的实验.后现代批评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红学观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