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文学科(教育学、艺术学、哲学、历史学等) 不仅区别于自然科学,也有别于社会科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 。这一区别自19 世纪末叶被提出,而至20 世纪80 年代末才进入汉语学术思想界视域。[ 1 ] 与上述状况对应的是,从16 世纪开始,以经典力学为范型的自然科学,同时也成为各类知识学科的范型。自然科学范型对现代教育、特别是专业系科的高等教育的影响之一,乃是还原论与本质主义的知识观的主导性地位。
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把事物定性为扬弃特殊 性、个性、偶然性、多样性之后的普遍共性,还原论 (reductionism) 则将动态、多样性事物约简为单一纯粹的要素或结构。从而,自然科学及其影响下的社会科学,将自身的学科内容主要归结为抽象化的概念及其关系系统,并往往以更加抽象化的数学模式或结构为目标。围绕某一学科的教学,本质上是对该学科核心概念及结构的抽象化(本质化) 提取,进而又将此种概念结构向不同经验情境“迁移”而反复运用训练。[2 ]掌握知识,即掌握原理,知识原理浓缩为基本概念及其逻辑关系网络的结构模式。
由于大学专业教育以知识的系统化与原理化为基点,因而,上述本质化与抽象化追求在近现代高等教育中更显突出。在自然科学范型的影响下,这一追求同时成为普遍的学术方向定位。它也影响了传统人文学科的学术定位与教学方式。传统人文学科的文史哲诸科,从小学到大学,在教育的各个阶段上本来都保留着一种基础性教学方式,那就是作品原著研读。但既然关于人文学科的概念体系性理论成为人文学科现代知识学的资格代表,文史哲学科“原理”课(如“史学原理”、“文学原理”、“哲学原理”等) 势必成为从本科到研究生教学的主干课程,并且扩展形成为原理概论科目群(如“文化学”、“比较文学方法论”之类“ ××学”、“ ××论”系列课程) 。相形之下,以经典作品文本(text) 阅读为重心的传统人文学科教学方式则趋式微。
人文学科教学方式的上述演变有其现代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一面。古代教育由于以权威文化为背景,主导教学方法是孔子“述而不作”式的原典阅读, 以经典文本为中心的经学记诵注疏,既是学术传承, 也是教育学习。西方大学(university) 人文—神学传统的教学核心环节“授课”(拉丁文lectio) ,并非教师讲授,而是指“阅读”,即阅读经典。教师的讲解,则是围绕经典阅读的注释。中古经学,无论基督教神学或儒学,均限制读者僭越经学权威擅用个人理性独立展开解释。从而,经学中理论概括无由凸显。现代性启蒙推举理性,由此导致现代学术的代表性形态从经典注疏向理论体系的转变,现代教学重心遂亦从经典文本阅读偏向理论讲授。理论的学理性,依托的不是文本与权威,而是理性思维,它通过将文本客观化与形式化而转化为普遍的教学对象。现代教学尊称这个对象为“知识”。
二
近现代知识是以反映事物客观规律的科学为范型的思维体系。诸如牛顿力学三定律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是对繁复多样的物理现象与经济现象约简还原之后的本质性表述。因而,这类科学知识独立于原始现象以及知识创建者的个体知识发生— 发现背景,传授或教学这类科学知识的中心是对知识原理本身的掌握,而一般不必研读牛顿和马克思的经典文本。
但当我们面对《庄子》、柏拉图对话或一首唐诗时,如何可能从这类对象中抽象还原出某种本质规定呢? 上述类型继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后,在19 世纪被划归为人文科学。人文科学(The Human Sci2 ences) 成为从哲学高度概括思想史范畴的人文主义 (Humanism) 与教育学科目分类的人文学科(The Hu2 manities) 的系统理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分别从自然客体(石、木、水等) 与社会客体(行为、制度等) 中抽象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本质规律。人文科学则以作为主体性的人为对象,并由此形成人文科学研究的以下诸种问题及特性。
1. 古代本体论向近现代学术转变,如康德哲学所典范分梳的,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它一方面放弃了把握绝对完整的客体对象的企图,有限相对性的感知觉在与理性逻辑的统一中产生了经验科学知识;另一方面,本体论的终极大全追求又将其绝对无限性意念落实为体现至善的主体性的人。无限性不仅指人类活动所呈现的无限可能(自由) 的趋势和潜能,而且指人凭藉至善而获得的终极绝对价值立场。 2. 经验科学以客观有效的知识为目的,禁止科学研究者的主观好恶评价介入知识,故有M·韦伯所强调的科学“价值中立”(Value2freedom) 原则。人文科学则面对作为终极价值的主体性的人,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处于相互主体性的认同评价关系中。这种评价关系同时规定了人文研究主体超出单纯认知的科学态度而以认知、意志、情感完整体验对象。 3. 人文价值的无限性与绝对性并非指既成的人文实体属性,而是指人可能不断开放自我、打破现状的超越性过程。超越自我的每一时刻每一事件都具有同样的人文性质,但却是不可重复的个性系列。人文价值由此既保持着历史流变中的同质性,同时又未凝固于单一性质的重复,而不息生长着丰富的形态。因而,人文个性系列不具有自然科学知识从低级向高级进步的等级性,它既敞开吸收每一位后代个性的新鲜超越样态,又不将前代人文个性形态视为过时的历史。人文个性形态超越于进步主义的历史之上,它所凝聚体现的人文价值意义是既永恒又常新的课题:每一时代不同的人都须面对主体自我的生存意义这一根本自我意识问题;但各个时代各个人的生存处境及其回应样态却不可能重复雷同 (尽管有类似) 。这样,不同时代不同个性差异万态的人文对话交流,构成了人文科学研究特有的方式形态:诠释(interpretation) 。“诠释”以忠实于文本原意为基本原则;但诠释者同时要将“彼”文本移置于 “此”生活—文化语境中,以沟通“彼”与“此”。所谓 “沟通”,是指诠释者重新体验到历史文本所指趋的人文意义境界,或者说,是把此时此地的人文意义感受融汇入彼时彼地文本所保存的人文意义境界。这样,彼时彼地与此时此地不同个性的人文意义诠释与沟通,既是同一性质真善美意义境界的继承流传, 又是真善美意义境界经由不同个性历史形态的诠释而丰富发展的过程
总之,作为人文对象的人文意义境界,它不仅具有无限性扩展的趋势,因而不是边缘确定的实在客体,从而也无从形式化,无从完整纳入逻辑概念,而且它高度的价值性也要求超出逻辑概念认知的评价态度。同时,不仅体现人文意义境界的文本形态是高度个性化的,而且人文文本也要求个性化的诠释, 人文意义境界依托个性化诠释的承传—发展而生生不息地存在。因此,人文意义境界及其诠释文本无法简约为逻辑概念所定义的单一本质。
三从而,人文意义的表达式成为古今持存的难题。古代中国思想强调概念化语言的限定性:有限性概念只是指趋意义境界的桥与梯,最根本的不是走上桥梯,而是谨记“言不尽意”,凭此语言桥梯领悟体会意境,乃至“得意忘言”。但是,人的精神思想活动所能凭藉的惟有语言。从而,中肯的字词语句不可能是登楼撤梯意义上的梯子:意义境界不是脱离语言语境凌空自在的实体世界,而就存在于语言语境中。意义境界不等同于任何语言文字,但却如无形之影, 栖息于中肯的字词语句语境中。进入此字词语句语境的人才可能体验到意义境界。就此而言,意义境界与字词语句语境不能分开。作为意义境界栖息场所的字词语句构成人文科学的文本。
文本对于人文科学的特殊重大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作者凝聚意念、呈现意境的场地,也是读者最大可能贴近作者个性意念并体验意境的惟一凭藉基础,同时它还是作者与读者不同个性意向视域得以交流融渗的惟一依托体。质而言之,人文科学及其人文学科的思想研究、交流承传与教育不可能脱离文本进行。在文本与人文意境之间存在着拓扑学意义的保存与变形关系。那些保存最多、变形最少的文本被称作“经典”,它们往往是:
1. 其作者生存于本民族乃至人类某种基本生产—生活方式深远变动阶段,而且围绕这种生产— 生活方式的回顾、反省与瞻望已形成思潮意识。 2. 置身于上述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思潮意识中,承载着时代困境思考,同时又将这种时代困境思考超越升华到人类普遍性水平,对构成人文意境基本课题的生死意义、终极价值等作出了回应。
3. 这种思想回应的字词语句形态不是既有思想形态的重复,而是新颖独创的。但其首创性同时又是典型的代表性,亦即它为人们进入人文意境提供了普遍适宜的意象(如唐诗“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对意境的朦胧与非认知对象性的真切描述) ,对根本性的人文问题作出了精当肯綮的表述(如柏拉图《大希庇阿斯篇》关于具体的美的东西与普遍的美的本质的区分辨析) ,示范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如康德区分现象界与本体界而确立科学与人文科学) 等。经典文本的时代代表性甚至是超时代的,它所提出的人文问题的根本性,以及它诠释、回应问题的方式样态的典范性,都使这些经典文本不仅成为本时代人文精神生活的典型表达,而且成为跨时代跨民族人文精神交流对话的文本对象。经典文本持存而普遍的人文对话生命力,表明经典文本包含着人文精神深层核心结构,其跨越时空的广泛共鸣影响区别于喧闹一时却瞬即逝去的流行文化品。“经典”与“古典”相邻,表明经典之首创性的“先在”性,同时,对应于变动不居的现代性(modernity) , 古典性支持了经典的持存永恒性一面。经典的终极意义题旨及其提问表述的典范方式超时代地吸引着后人与之对话。人文文本优越于科学理论的一点是,科学知识的频繁更新使哥白尼的地动说或哈维血液理论被更精确的理论所取代,而人文性的《庄子》、《老子》、柏拉图对话、荷马史诗、宋词却似乎永不过时地与后人保持着同时代精神对话的生命力, 人文经典文本始终拥有感应现时代的潜能。
经典文本对人文意义的诠释表达,不能简约归结为逻辑定义的名词宾语,即“某某是什么”的“什么”,而在于“如何”“是”之状态。因而,描述性的形容词、副词与动词在人文文本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这种特性使人文文本与艺术作品深刻相通。维科 (G.Vico) 因而以“诗意思维”作为人文科学的“新科学”原型,海德格尔也以“诗”为“语言”母体。这不限于纯粹的文学艺术品,而且包括理论思维的哲学等 人文学科。即使是理论人文学科的文本,也不能像牛顿三定律那样为若干逻辑概念命题所概括,其人文价值重心仍然是“如何”达致结论方向的运思思路,其目标指向先于主谓宾逻辑判断的更源初的精神状况。逻辑结论之先的运思包含着丰富多样的创造探索,同时显示着艺术技巧般的思维模态。正是这些,才是人文科学最重要的内容———它们同时也是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根基的素质能力与方法演示。上述境况,便保存在运思创意的血肉之躯———文本之中。
无论是人文意义境界的领略或是科学知识原创发生根基思路的温习体会,都非静观认识所能达到。深入阅读与诠释文本,是一个浸入文本思路、与作者共同思想的活动。前述人文诠释所要求的知意情整体介入态度,也正基于人文文本的实践性:阅读诠释人文文本,无论是激活并发展文本语境思路,或是在此跟随经典文本思路中真实生长发展自己的思想能力,都是精神行动与思维操作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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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沈从文小说的宿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