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张承志对底层民众真诚的血肉情怀是构成张承志光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真诚的血肉情怀并不必然地具有价值与意义，我的追问正是因此而展开：
对物质贫困的崇拜误区。在张承志的小说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他总是认为物质上越是贫困，越是没有文化，精神上就越是富有，对信仰的追求就越是真诚越是执着，精神上也就越是高尚越是圣洁，所以，在他的小说中，特别是在《心灵史》中，他才要特别渲染西海固那让人难以想象的贫困，渲染西海固民众的大字不识一个，哲合忍耶教的不籍文字以流行，并以此来凸显那超乎常人的心灵的圣洁之光。对于张承志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特点思维模式，我想，凡是对十年浩劫略有记忆的人是都不应该陌生的。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忧心忡忡的穷人，对最美丽的景色也是无动于衷的名言，凡有学术常识的人都耳熟能详，党中央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且将物质文明置于精神文明之前的方针也无人不晓。从整个的历史进程看，物质文明的发展推动着精神文明发展的广度与深度，这本来并不是一个多么深奥的理论难题。真正能够体认到山乡生活恬淡、和谐、淳朴、静谧价值的，永远只能是那些走出山乡的人们；在爬雪山过草地的极度的物质贫困里，之所以有着高尚的精神情操，是因为有着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接受了雪山草地之外的西方工业土壤上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领袖，且他们以此来教育了自己的部下。其实就是张承志自己，也常常会在狂热地吹嘘物质贫困下的精神圣洁时，会在不经意间，以鲜活的细节，颠覆了自己那竭力张扬的庞大构架。譬如在《心灵史》中，他讲了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小孩子跑到地里挖野菜，他连挖开地皮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在野菜的旁边死了，当目睹者跑回来告诉他的母亲时，他的母亲刚刚讨回来一碗稀糊糊，准备给她的儿子吃的，一听说她的儿子死在地里了，她接下来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自己马上把这碗稀糊糊喝下去，物质的贫困就是这样地吞噬了人性、人情之痛。25如果我们深究下去，张承志笔下的在物质贫困土壤上生存的哲合忍耶的下层民众的精神境界，也并不是能以高尚圣洁来称誉的，他们精神世界中的信仰、激情、牺牲、对苦难的承当等等，已如前述，你又怎么能对此给以赞叹呢？那么，既然如此，我们为甚么还要常常被张承志那物质贫困下的所谓的精神富有所感动并常常给以由衷地赞叹呢？而且这样的一种赞叹、赞同又是那样的普遍，难道说我们因为长期地行走在物质贫困的黑暗的历史隧洞里，已经习惯、同化于这黑暗？我们是不是因为不习惯并因这种不习惯而恐惧于建筑在物质基础上的个体独立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相忘于江湖的对人的解放，从而过多地美化了物质贫困下的人与人之间的集团性的「相濡以沫」？我们是不是因为对在历史前进中新形成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不平衡中的精神失重深感恐惧，从而过多地美化了原有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平衡中的物质贫困基础上的精神贫困？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民族的历史过于悠久而又不能承受在今天现实面前的倍受刺激，从而总是愿意回头张望过去，总是愿意重返「西海固」，并在这种重返的幻化中，美化了「西海固」？
心灵皈依的误区。在张承志的小说中，时时体现着一个身处现代文化中心现代大都市如北京、东京的知识分子的心灵焦虑、精神焦虑，为这种焦虑所迫使，他笔下的这位知识分子一次次地从现代社会的中心──都市出走以求解脱这种焦虑，以寻求心灵的皈依。在他的作品中，始终有着一种寻父的焦虑与冲动。构成张承志的此岸世界、精神儿子的是现代都市，是知识分子，构成他所寻求的彼岸世界、精神父亲、心灵皈依的一种最主要的形态则是身处穷乡僻壤的下层民众生活，而我，恰恰认为这正是张承志心灵皈依的误区，这种误区在写右派生涯的作品中，在知青题材的作品中，也普遍存在，26且有着深远的思想源缘，所以，就更有着给以剖析的必要。
张承志心灵皈依的误区的某些方面我在前面曾经或多或少有所论及，譬如不能美化物质贫困的下层民众的精神世界；譬如传统、乡村要经过现代化的洗礼才能对现代社会构成价值与意义。除此之外，张承志心灵皈依的误区，我们还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方面来谈：
第一，在事实上没有做到，并因了这事实而造成了自我的解构。有论者曾经指出：尽管张承志竭力赞美西海固是他的精神圣地，但「神圣的西海固却不是女儿『快活地成长』之处，而那个发达的后现代与后工业的日本，那『污浊之地』却是（他的女儿）法蒂玛的乐园。给予我们的『能解开你的苦恼的钥匙』的黄土高原，却不是给予女儿的……哲合忍耶的沙沟的美好和神圣却没有留住法蒂玛，也当然没有留住张承志。张承志依然生活在北京或东京这样的超级都市之中」。27这样的一种矛盾也广泛地存在于「右派作家」「知青作家」之中。不论他们怎样由衷地感激、赞美乡间的下层百姓特别是下层的乡间女子给了他们以第二次生命，是他们重新开始人生的生命源泉，也不论他们怎样由衷地怀念那「遥远的清平湾」，赞颂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但他们最终还是不顾「今夜有暴风雪」，而回到了他们所诅咒的都市。你或许会说，回到都市是他们的生存选择，乡下的下层民众才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但我不这样认为。人的生存与人的精神是不能够截然分开的，新的精神需求是由人的生存给提供的，而不是从精神的家园中生长出来的。
第二，将下层民众实际地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与下层民众在人类精神领域里所可能具有的力量混为一谈，从而造成了张承志及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皈依的误区。
知识分子在努力变革社会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在社会结构中并不是社会结构中经济与政治的主体，所以，知识分子通过思想文化的努力来从根本上变革社会，相较通过政治革命、战争形态来变革社会，总显得软弱无力，犹如鲁迅所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28在这样的一种软弱无奈中，下层民众在政治革命、战争形态中的主体地位及相应显示出来的伟大力量，就使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通过依靠下层民众而使自己获取力量的精神需求、精神信念，但在这种精神需求、精神信念中，知识分子却把下层民众实际地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与下层民众在人类精神领域里所可能具有的力量混为一谈了。实际上，在人类精神领域，由于历史中形成的脑力劳动、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物质劳动分工上的不同，所以，人类精神上的成果，人类在精神上的前驱性、敏感性、丰富性、探索性、深刻性以及由此而体现出来的精神力量，更多地还是由知识分子来体现的，将这样的两种力量混为一谈，就造成了知识分子在下层民众中寻求心灵皈依的误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政治革命、战争形态中，中国知识分子一度放弃了自己思想启蒙的主体位置，不能说不与这种误区无关。张承志在《心灵史》中，对哲合忍耶在多次地大规模地起义及与「官家」对抗中所显示的力量的赞美，张承志由此而来的总是要在下层民众中寻求自己的心灵皈依，可以说，也是这种误区的一个具体例证。同时，由于知识分子是站在人类精神领域的前沿位置，所以，他们在精神、心灵上的危机、需求是不能在下层民众中得以解脱与实现的。我们在前面所论述过的，知识分子在下层民众中寻求心灵皈依之所以在事实上未能做到，张承志们之所以要离开「西海固」，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正是因此。对于这一点，倒是张贤亮在他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通过反讽而有着较好的体现。29
第三，将下层民众在恶劣的现实环境中的顽强的生存力量与下层民众在人类精神领域里所可能具有的力量混为一谈，这也是造成张承志及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皈依误区的一个原因。 中国知识分子在变革社会、在精神探索、在身处生存劣境时的软弱无力感，使他们总是有着一种寻求力量的焦虑，下层民众在恶劣的现实环境中的顽强的生存力量，给了他们以缓解这种焦虑的幻觉，特别是由于他们一般地说来，生存环境较之下层民众总是要好一些，所以，一旦他们也沦为下层，在他们也身处如下层民众一样的生存劣境时，由于适应能力的差别，使他们更感觉到自己在与社会、命运对抗的力量上的不及下层民众，这种幻觉就尤为强烈，这在表现右派沦落社会下层的小说中，体现得更为明显。30张承志则是通过竭力渲染下层民众生存环境的恶劣来造成这种幻觉，这就是他为甚么在《金牧场》中要重笔浓墨写草原「铁灾」的原因，这也是他为甚么在他的作品中，总是要将下层民众置于特别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中的一个原因。但是，虽然同为「力量」，然而却「形」同「神」异，生存力量与精神领域里的力量是不能相混等同的。
对民间立场的「误读」，对人性、人道主义的「误读」。张承志常常以底层民众利益的代言人自居，他在《心灵史》中，声称自己宣扬的是「穷人的宗教」；他又以此而愤怒地抨击知识分子对人性、人道的主张，声称自己体现的是穷人的人性、人道，譬如他这样说：「我还将正式描写我终于找到的人道主义；你们会在读后发现，这种人道主义要远比中国那些知识阶级廉价拍卖的货真价实」。31
自从陈思和提出民间概念之后，对这一概念的理解颇为不一。我的理解是，民间话语，民间的精神指向，民间的价值立场，是建立在个体生存的物质、世俗的需求之上的，民众面对时代变迁社会变革，总是以是否适合自己的日常生存作为其判断的标准。张承志以民间的立场穷人的宗教自居，但是，所谓的穷人，首先指的是物质上贫穷的人，民间、穷人特别急切要求的是，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的条件，首先特别注重的是，物质生活、世俗生活在日常生存中的重要性，张承志蔑视物质生活、世俗生活，并不要求改变下层民众所特别迫切需要改变的物质生存条件，这怎么能说他是代表民间、穷人的利益呢？民间、穷人所要求的对物质生存条件的改变，首先是要看得见摸得着地具体实在地落实在个体的物质生存条件的改变上，张承志特别强调张扬的是，个体为着一个「虚幻的集体」而牺牲，这又怎么能说他是代表民间、穷人的利益呢？这样的「教」，怎么能是穷人的「教」呢？张承志动辄尖刻指责而又语焉不详的知识分子的人性、人道主义是甚么，我们暂且不论，张承志所鼓吹的为了一个「虚幻的集体」；为了这一「虚幻的集体」所制定的「神圣的精神」，这一「神圣的精神」又是以剥夺、泯灭个体生命的物质利益、人性欲望而显示其「神圣」的；为了据说能体现这一「虚幻的集体」与「神圣的精神」的「圣主」，每个个体生命，尤其是下层民众，都要自觉地不再要求改变自己的物质生存条件，心甘情愿地过一种最贫困的物质生活，而且越是贫困越是甘于这种贫困，就越是显示出了自己精神的高尚；都要自觉地泯灭自己的人性欲求，而且越能够泯灭自己的人性欲求越能够显示自己的圣洁；都要自觉地成为一个被「虚幻的集体」「随时准备受摆布的对象」；都要自觉地为这一「虚幻的集体」「神圣的精神」及其体现者作出牺牲，而且牺牲得越自觉越彻底越显得崇高；为此，不学文化没有文化最好，越没有文化越能不受「杂念」污染；越穷越好，越穷精神越是高尚；越吃苦受罪越好，越吃苦受罪越能磨炼自己，其实也是给了自己一个显示自己崇高的好机会；为了这些，越是从根本上没有疑问意识越好；越是坚定执着不动摇越好；越是为此牺牲越大越好；越是把这一切让每一个人都接受越好，如此等等，如此等等。张承志所鼓吹的这样的一种人性、人道主义，相信每一个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都一点儿也不会陌生。经历过二战的浩劫，德国总理施罗德说：「谢谢，谢谢，我们经历过了这一集体主义，我们不想要它了」。32只是不知为甚么，在十年浩劫中，被「虚幻的集体」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我们，却仍然要对此恋恋不舍，真可谓是匪夷所思。
张承志曾经是、现在也仍然是中国文学界、思想界的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为我们在长久历史中所形成的思维惯性、情感惯性所凝铸的，它容易使我们在传统中所形成的情感激动，并在这种激动中失去现代理性的「澄明」，因之，才更需要我们对之给以仔细的清醒的辨析，本文的写作正是因此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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