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在现代化运动中，不同国家/ 民族从生产到生活，经济到文化的普遍化( 共同化) 发展，它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现代性的一体化景象。但是，全球化在技术—经济层面和文化—精神层面的意义是不一致的。在技术—经济层面，全球化以无限发展为目标，趋向于尺度同一、体制同一的整体化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同质性，是全球化的实质。在文化—精神层面，" 无限发展" 是全球化的基本意识形态，因为" 无限" 在根本意义上的未定性和不可完成性，这个意识形态运动必然形成发展意识形态对地域性意识形态的普遍抽象，使地域性文化—精神持续面临意义 ( 价值) 虚无的危机。因此，在文化—精神层面上，全球化的根本意义是消解地域内含和本土属性的抽象性。保罗·利科尔(P·Ricoeur) 指出：" 这个是一个事实：
任何文化都不能承受和同化现代文明的震动。" ①在上述两个层面之下，还有一个构成全球化基础的层面，即现代性的时间—空间模式。传统的时空模式，是以地方性的种族生存模式为内含的，与个体生存具有" 当地" 同一性。现代时空模式消除了传统时空模式的地域内含，是一种普遍化、标准化并且纯数量化的时空模式。因为预先消除了地方性的特殊内容，这是一个" 虚空化" 的时空模式。然而，正是这个普遍而" 虚空化" 的时空模式奠定了全球单一" 世界" 的基础②。在全球化中，技术—经济的同质性发展和文化—精神的抽象性演变，都是以现代性时空模式为前提的。就此而言，我们才可以说，全球化是现代文明发展中形成的一种基本存在( 包括生产和生活) 模式。
在根本意义上，以一个普遍而虚空的时空模式为前提，现代文明构成的世界是无限而虚空的世界—没有内在意义的世界。对个体而言，全球化应被理解为以这个现代世界为基础的" 在世界中存在" 的情态。在世界中存在，使个体直接面对世界的无限性。因为这个直接面对，个体的存在渗透了" 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无依据的" 的悖论感。在20 世纪百年历史中，随着以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主导的20 世纪高科技革命发展，特别随着90 年代东西方冷战结束、全球经济一体化重建，这种根本性的悖论感不断被强化，并且形成了个体自我认同的基本障碍。一方面，在世界的无限性面前，个体仍然是一个在当地时空中的有限的存在者；另一方面，现代传媒和商业时时刻刻都把远距离的" 世界生活" 植入个体生活的时空中，提示并赋予他" 在世界中存在" 的意识。这种在场与缺席、当地与异地的生活情景的交织，既形成了个体生存的现象世界的无限生成状态，又导致了日常化的自我认同危机。
全球化与自我认同，是世界现代性运动的两极。如果说，技术—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已经是当今世界各国别无选择的选择，而且相应地面临着文化—精神的抽象化 ( 虚空化) 危机，那么，怎样在这个被预先虚空化的" 世界" 中重建自我认同的文化—精神的象征体系，实际上成为全球化语境中文化运动的根本主题。
从80 年代" 走向世界" 到90 年代" 在世界中存在"，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追求已经卷入了自我认同危机的" 后现代主义" 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语境中，在传统本土文化世界的虚空化之后，怎样重建自我认同的文化—精神的象征体系，即为我们在世界存在创造一个有意义的内在空间，是中国文化，也是中国文学的基本主题。
1 、现实的散失和欲望化的想象马克思、恩格斯在150 年前对现代性社会状态的描述是： 在持续不断的生产革命、社会环境的变动中，一切牢固的传统关系都被瓦解了，所有新的形式还没有固定下来就过时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溶化在空气中，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③。与150 年前的差异只是，当代世界变化的速度更快，程度更大。鲍德里亚认为，以无限的未来发展为目标，技术、商业、传媒等一切活动都以它的加速运动把我们驱向摆脱地心引力的逃逸速度(escapevelocity) 运动。在这个离心运动中，现实瓦解为无意义的事件原子，而自我作为同样无意义的原子迷失在太空④。这对于长期以来奉行" 天不变，道亦不变" 的中国人，无疑包含深刻的自我认同危机。
现实原子化对于人类个体存在的基本意义是，从根本上解除了他同一切传统和地域的确定联系，使他成为自由漂浮而孤立无依的原子—个人。90 年代活跃于文坛的新生代写作，正是以这样的" 个人" 为叙述对象的。新生代作家认为，" 生活 " 的个人性决定了现实不再具有传统叙事学意义上的整体性和同一性。也就是说，在这个以技术为手段、市场为媒介和欲望为动力的世界，由个人生活构成的现实是永远处于变乱之中的生活碎片，即完全原子化的。在这个原子化的现实中，不存在自我认同的任何意义基础和价值前提，情感被瓦解了，只有欲望是真实的。但真实的欲望在持续不断的挫折和满足的交替流动中，也变成了没有任何确定性的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碎片。
朱文的《我爱美元》向我们展示的就是这种" 现实" 。在这篇小说中，生活的真谛被揭示为尽可能多地去满足个人欲望—摆脱了道义限制的性欲。" 我爱美元"，因为只有" 美元" 为我的" 满足" 提供可靠的保障。小说中的" 我" 是一个真正懂得并且全身心沉浸于当代生活的大学毕业生。对于" 我" 的生活，" 我" 没有太多的抱怨，虽然也时有不满足。" 我认为生活不过如此，而且只能如此"，一个人的可能就是在如此的生活中追求更多的" 美元"，以获得更多的满足/ 享受。" 我" 是认同这个现实的，但是这个认同是以" 我" 完全无条件地把自身沉沦于其中为内容的。正如" 我" 在" 父亲" 和" 弟弟" 面前的优越性来自于" 我" 同时与多个女人有自由的/ 金钱的性交易一样，" 我" 以数量取胜。数量并不能充实质量的空虚。因此，" 我" 骨子里又是空洞的，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我觉得心里空洞极了… …" 小说主人公说。
新生代小说，在对欲望化现实的直接叙述中，采取了一种双重立场： 一方面，它无条件地肯定个人欲望，并且认定商品交换模式是达成满足欲望的最好形式；另一方面，它又不能接受商品交换加之于个人身上的根本性的挫折感。因此，如《我爱美元》一样，新生代的叙事总是显现出自我满足的表象和自我失落的深层之间的分裂。阅读新生代作家的作品，我们最终看到的是： 个人在无限欲望满足与挫折中的孤独。这种个人孤独，正如罗蒂所阐释的，不是因为被困于无限远景中的超越，而是因为不能摆脱无限到来的有限，一种" 与某种超越的东西失去了任何联系" 的孤独⑤。用吉登斯的话说，这种个人孤独，不是因为与他人分离的孤独，而是个人在追求无限欲望的满足中，因为失去或拒绝了道德源泉支持的" 生存的孤立" ⑥。因为对个人孤独感的叙述，新生代小说对以技术和市场为主导的欲望化生存表现出一种批判的情调。但是，由于它坚持自己的双重立场，新生代对欲望化现实的批判情调是很低迷的。这就不难理解，随着一批70 年代出生作家以" 另类写作" 的集体面貌出现在文坛，新生代开始的对欲望化现实的直接叙述，已经变成了一种以写作满足个人欲望的" 欲望化写作" 。欲望化写作把新生代写作的自然结局展现给我们： 在想象与生活的杂糅中，新生代对" 个人生活" 的叙事，不仅没有为自我认同建构一个可以依赖的现实想象空间，相反把个人更深地带入欲望化生活的漩流中。
兴起于80 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在90 年代的变异，是90 年代中国文学现实叙事的另一种类型。作为对先锋小说沉湎于技巧的反拨, 新写实小说期求要回到现实，要写出生活的原生态—原汁原味。它的早期作品，即1987 年前后的作品，如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单位》等，确实在努力捕捉并且描写平凡人物或小人物日常生活的艰辛、困窘和无奈。在其中，渗透了对作家身边的" 小人物" 的深深同情和对社会忽视" 小人物" 的不公的批判意识。但是，进入90 年代后，新写实小说暗中产生了位移： 虽然它仍然关注小人物的生活，但是它关注的不再是小人物的困境，而是小人物在困境中的自得其乐，进而是小人物借助于经济舷梯爬出困境的奇迹，最终则是转化为市场弄潮儿的小人物志得意满之后的风流倜傥。要了解新写实小说从80 年代到90 年代的演变，对照池莉的《烦恼人生》和《来来往往》就可以看得很明白： 在80 年代困厄于家庭和工作中的无限烦恼，即生活不堪的小人物印家厚( 《烦恼人生》)，在90 年代的市场化中变成了跻身白领阶层的志得意满、风流多情的康伟业( 《来来往往》)；与此相应，80 年代小说中的人生苦涩的书写脱化为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情调的展示。
应当说，新写实小说并不直接认同商业性的欲望化现实，相反，它对这个现实赋予个人生活的冷酷无情、见异思迁，总是保持一种传统道德和美学的批判。但是，由于把对现实的关注局限于个人的" 日常生活"，即有限的人情伦理，这使新写实小说对现实的透视力非常有限，也相应地使它对现实的批判只能停留于浅尝辄止— 它不能触及到欲望化现实中个人自我异化的根本。这种浅尝辄止的批判，一方面，为商业竞争中的弱者( 尤其是女性弱者) 代言，要求一种道德和情感的佑护和补偿;
另一方面，又在根本上肯定竞争的合理性，把" 成功" 作为基本的价值尺度。这种现实态度，决定了新写实小说与当前现实之间的" 貌离神合" 的联系，而且也决定了它的写作是对现实的平面化、仪式化的叙述。这种叙述的美学批判很大程度上归结为通过戏剧化来美化现实。其突出特点是，当前复杂多变的人生被指认( 平面化) 为情场与商场拼合的都市言情戏；也就是说，在同一平面上的戏剧化构成了新写实小说的基本叙事模式。这个特点，在池莉的小说《来来往往》中，是表现得非常明显的。对现实浅尝辄止的批判和戏剧化的叙事模式，为新写实小说提供了进入消费市场的基本前提。开发和运用这个前提，最终使新写实小说成为一种欲望化写作。
在90 年代的文学版图上，新生代小说与新写实小说的同与异，构成了中国当代都市小说的基本色素。都市小说的本质，不在于它以都市生活为题材，而在于它对于都市的基础和主体—市场化存在—的归属性。在根本上，这两种小说都进行着对个人生活的市场化存在的迎合和谄媚。例如用一种仿诗意的笔调，不断地把变乱而又冷漠的都市生活平面化到按模式设计的多角情爱戏中，以其半是忧怨半是向往的叙事让当代焦虑不堪的身心得到一夜梦的抚慰。小说的都市化写作，使它丧失了文学对于生活的超越性/ 批判性距离，而彻底生活化了。以欲望为焦点，在生活中梦想和在梦想中生活，使文学和生活拼合为一体。实际上，通过都市化写作，小说完全变成了与大众传媒、娱乐市场和个人休闲具有同样意义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它们互相反射、互相模仿，构成了鲍德里亚命名的" 超级现实" 。在超级现实中，真实被淘空了，只存在没有原形的虚空的影像相互之间的虚假模仿和复制⑦。
“五四”文学审美心理研究
想象的怀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