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背景，从农村乡镇的角度反映了这场革 命的全过程，因此《阿Q正传》与辛亥革命历来就是人们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近些年 来，有关的一些观点提得颇为尖锐，促使笔者也有所思考，现不避浅陋，略述一、二， 希望能够有助于正确理解和发掘《阿Q正传》的深意和价值。
一
首先谈谈《阿Q正传》是否直接表现了辛亥革命的问题，这是诸多有关分歧的起点。
《阿Q正传》发表之初，沈雁冰、周作人等人都强调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从启蒙 主义的角度正确地分析了《阿Q正传》和阿Q典型的意义，阿Q被充分地现实化和生活化 ，但他们没有深入地探讨小说所揭示的国民性弱点与中国革命的现实关系。在以后的岁 月里，中国社会一直处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激流暴湍中，阶级观点在社会意识中不 断地被强化。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形势已经改变，但当时的路线和政策仍然坚持“以阶级 斗争为纲”。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更重视《阿Q正传》所反映的农民问题和辛亥革命问 题，将改造国民性与教育农民和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联系起来，如强调阿Q作为农 民或落后农民的阶级本质，提出阿Q的革命性和辛亥革命脱离群众等问题。八十年代通 过对文革的反思，反封建思想革命“研究系统”以批判的姿态出现，否定了以前的所谓 社会政治革命研究系统，更强调鲁迅小说的改造国民性主题，认为鲁迅小说只是反封建 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阿Q正传》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也就定位在反封建思想革命 上。但是鲁迅小说包括《阿Q正传》对于社会政治革命是否真的没有直接表现，它只是 从思想革命的镜子中“折射”出来的呢?当时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今天回过头来看 ，我觉得这仍然还是可以讨论的。
我认为，鲁迅并没有把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对立起来，鲁迅小说也没有只表现思想革 命不表现政治革命，他所说的“第一要着”[1]是改变国民的精神也不是把改造国民性 作为救国救民的唯一道路(王瑶先生等都对此作过很好的论述，本文不再重复)。相反， 他对社会政治革命有非常敏锐、深刻和独到的认识，具体到《阿Q正传》来看更是如此 。
小说开头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旧中国的黑暗现实图，揭示了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 性和它的巨大历史作用。在未庄社会中，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等组成了一个具有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标记的统治集团，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对下层人民实行专制统治 ；而阿Q、王胡、小D等穷人则过着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连饮食男女等人的基本权利和 本能要求也被剥夺，“不准姓赵”事件、“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都十分典型而尖 锐地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人民所受的沉重压迫和剥削。他们不起来反抗将没有 任何出路，辛亥革命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下不可避免地爆发的。不管鲁迅是 否运用了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创作，他对生活的描写和历史规律的揭示是准确 而深刻的。
鲁迅在小说中也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真实地表现了它对几千年封建 主义统治的巨大冲击。那块供在古庵里的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虽然是被假洋鬼子 赵秀才砸掉的，但他们毕竟是趁了辛亥革命的浪潮。更具实质意义的是城里那个百里闻 名的举人老爷的害怕，革命一起来他就赶紧转移财产，准备逃难。当他的大乌蓬船偷偷 地从黑ｘū@①ｘū@①中划到未庄赵府上的河埠头时，也立即“将大不安带给了未庄，不到正午，全村的人心就很震动。”作为地方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赵太爷钱太爷之流更是一反常态，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读着“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风的叫”阿Q为“老Q”的情景，我们不禁有点象阿Q那样“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如果这场革命能够继续深入下去，中国的面貌庶几可以改变，中国革命的进程将会大大缩短。
《暗示》四人谈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开拓”笔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