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小说中对辛亥革命的这种艺术表现，是符合他一贯的立场和态度的。早在革命 派与保皇派的斗争中，他就坚决拥护革命派的主张，并誓做革命之骁将。武昌起义和杭 州光复的消息传到绍兴，广大群众热烈欢迎，满清地方官吏却纷纷逃窜，而新政权尚未 建立，政治上出现真空，社会秩序混乱。在此形势突变时，鲁迅挺身而出，组织进步师 生上街武装巡逻，准备武力对付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王金发进踞 绍兴成立了新的军政分府后，鲁迅出任了山会师范学校校长，参与发起创办了《越铎日 报》。他在《＜越铎＞出世辞》中赞颂辛亥革命“首举义旗于鄂。诸出响应，涛起风从， 华夏故物，光复大半，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欢呼“民气彭张，天日腾笑，孰 善赞颂，庶猗伟之声，将充宇合矣”。并把“行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 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规定为该报的宗旨。对革命的失 败，鲁迅也首先看到的是政权的变质，上层统治集团的腐败，所以他的批评直指王金发 和那些投机分子。许多事实都证明，鲁迅虽然在仙台时就弃医从文，立志于思想革命， 但并非将思想革命与社会政治革命看作是相互对立或互不相干的。而且当面对现实特别 是革命运动兴起时，他首先关注的还是政治动态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是政治上的成 败，政权的得失。因此，他在坚持思想革命的同时，用自己的笔和实际行动，终生进行 反对北洋军阀和后来的国民党新军阀及其走狗奴才的斗争。他注重思想革命，不满群众 的愚昧麻木，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痛感他们对国家政治、民族兴亡、政权变化这些 大是大非、生死攸关的问题缺乏敏感和认识，不管谁统治，是满清皇帝还是民国总统， 他们都只希望有一个做稳奴隶的时代。看到当时政治舞台上“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2]而群众却茫然无知的局面，他内心无比的痛苦和愤激，所以在《阿Q正传》中特别 注意表现把总、举人、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等反动势力的动态。即使说辛亥革命只 是创造阿Q这一典型的历史背景，小说还是对革命的许多方面作了直接的描写和反映， “尼姑庵革命”，“不准革命”，“咸与维新”，把总和举人的冲突，都是从生活中提 炼出来的极为生动的典型事件和情节，使人们从中看到了这场革命的真实面貌。所以辛 亥革命既是阿Q生活的时代背景，也是阿Q的人生历程，命运的归宿。鲁迅虽然没有写出 《人间喜剧》、《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宏篇巨制，但以更具内力的笔触，从独特的视角 ，生动地描绘了一幅旧民主革命的真实的历史图画。那种说《阿Q正传》没有直接表现 辛亥革命的观点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
二
既然鲁迅在《阿Q正传》中不仅表现了思想革命的主旨，而且关注了政治革命诸方面的 重大问题；那么，他对辛亥革命的总结，也就是小说对辛亥革命的具体表现，就不限于 某一端，而是全面的，并且在我看来还是辩证的，他同时思考了物质与精神，革命与群 众，以及与革命相关的各个阶级、阶层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为一个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和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鲁迅最为关注的是群众的觉悟 和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他经历了绍兴光复的全过程，看到了革命是怎样很快就从胜利走 向失败的。他痛感缺乏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没有造成农村的大变动，是辛亥革命存在的 最根本的问题，失败的根本原因。从写于辛亥革命高潮之中的文言小说《怀旧》，到《 呐喊》《彷徨》中的诸篇，他从不同的侧面不断地展示这一主题，而《阿Q正传》是其 中最全面、最深刻、最杰出的一篇。小说通过阿Q这个艺术典型的创造，以高度的艺术 概括力，鲜明而尖锐地描写了国民性的愚弱和群众对社会变革的盲目、无知与冷漠。阿 Q是未庄贫民中唯一听到过革命党并亲眼见过革命党的人，但他有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 意见，以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深恶而痛绝之。”反动派杀 害革命党人时，他去看热闹，回到未庄还手舞足蹈地向人们炫耀：“杀革命党。咳，好 看好看。”他转而“革命”后，仍然不过是觉得“造反?有趣”想到的是报复、拿东西 ，得到女人。而当他被作为枪犯拿来“杀一儆百”后，人们又不过是来看他杀头示众的 盛举，而且未庄的人“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 呢?”城里的人则“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 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这是多么令人震@ ②的描写!阿Q无辜被害，人们不仅毫不同情，而且还在他身上寻开心，这是何等残酷! 他们对旧的一切浸深渐久，习以为常，对任何变动、改革反而看不惯，即使把杀头改成 枪毙这种人类文明的一点点进步也不为他们所接受，又是何等可悲!发生在这样的群众 基础上的革命能够取得真正的胜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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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四人谈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开拓”笔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