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里描写的这种情景，是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在首义的武昌，黎元 洪、汤化龙等满清时代的旧军官、立宪党人掌握了军政大权。绍兴的旧官绅听到革命的 消息后，立刻纷纷成立什么自由党、社会党等，原绍兴知府匆忙地组成军政分府，自任 民政长，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地主章介眉也成了治安科长。不 久，虽然王金发成立了新的军政分府，开始时尚采取了一些革命措施，但旧官绅们又变 换手段重新控制了权力。绍兴如此，武昌如此，全国也大都如此。这样，辛亥革命的果 实很快就被封建势力所篡夺，真正的革命派却受到了排斥和打击，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 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阿Q正传》还深刻地揭示了，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更为直接的，具有决定性的原因， 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实行了一条对封建势力妥协的“咸与维新”的路线。在五、六十年 代一片批判资产阶级的声浪中，将此看作是《阿Q正传》的主旨和基本内容，显然不符 合鲁迅的本意和文本实际，但八十年代后有些论者又完全否定作品的这一思想，我觉得 也是偏颇的。而且我认为这一思想并非从别的什么镜子中“折射”出来的，也不是“形 象大于思想”是作家本人没有意识到的。鲁迅曾怀着大希望欢欣鼓舞地迎接了辛亥革命 的胜利；面对着革命后的结局，他又跌进了失望的苦闷之中。他当时离开绍兴，就明确 地表示了对王金发等革命党人的不满，特别不满于他们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在《阿Q 正传》中，鲁迅虽然没有正面直接地描写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但却以反讽的技巧，客 观冷峻的笔法，写出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实行“咸与维新”路线所带来的恶果。老把总 的“做革命党”，举人老爷的出任帮办民政，假洋鬼子、赵秀才的尼姑庵革命等，都与 “咸与维新”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是“咸与维新”的产物，因为“这是‘咸与维新’的 时候了。”否则，那些封建势力能如此迅速而顺利地“维新”吗?假洋鬼子和赵秀才能 抢在阿Q之前大闹尼姑庵吗?结果怎么样呢?在县里是“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 么大异样，知县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带 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只有一样可怕的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 二天便动手剪辫子，听说那邻村的航船七年便着了道儿，弄得不象人样了。”在未庄人 们则连辫子也未剪掉，只不过秋行夏令，将它盘上了头顶，消息灵通的赵秀才是最早将 辫子盘起来的。而自吹与“洪哥”关系密切的假洋鬼子竟不准阿Q革命，使阿Q只剩下一 条“大团圆”的唯一道路。鲁迅在《论费反泼赖应该缓行》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尖锐地指 出：“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惶惶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 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 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他们爬上来罢。于是他们爬上来了，伏 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党人，中国 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他后来谈到这篇文章时说：“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 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1]同样，我们不是可以说，《阿Q正 传》是用阿Q们的血写成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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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四人谈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开拓”笔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