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鲁迅又是怎样表现阿Q的革命的呢?这是一个歧见更多争论更为激烈的问题，也是近些 年来阿Q最遭訾议之点。不少人认为，阿Q革命就是为了使自己成为剥削者压迫者，他要 进行空前的大屠杀，建立空前残暴的政权，是比赵太爷还坏的凶残的刽子手，封建主义 的代表，黑暗的化身。然而读了那些以谴责阿Q为快的文章，不免使人感到，它是否把 阿Q抬得太高、太政治化了呢?它所描摹出来的形象，是否还是鲁迅小说中的那个“三十 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从 洋车夫和小车夫中里面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阿Q呢?[3]这是很值得怀疑的。鲁迅还说 过，他笔下的阿Q是必然要“革命”的。曾经有人说，从前那样落后的阿Q忽然要做起革 命党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至少在人格上是两个。鲁迅却明确地回答，阿Q要做革命 党是“不免发生”的，他说：“据我们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 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此后倘再有改革 ，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4]对于这段话，有人将它作为肯定阿Q革命的 最有力的证据，认为它说明了阿Q必然走向革命，是鲁迅对农民阶级的革命本质深刻认 识的结果。有人则认为鲁迅的话是对阿Q革命的彻底否定，也是对后来所有农民革命的 否定，因为阿Q的革命就是前面所说的那种空前残暴的大屠杀。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 都未必符合鲁迅的本意。鲁迅既没有把阿Q作为农民革命效仿的榜样，也没有把阿Q想象 得那么凶残。他对落后群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态度是最集中最强烈地体现 在对阿Q形象的创造上的。
客观地理解，上面那段话第一体现了鲁迅对阿Q性格的准确把握。象阿Q这样比一般农 民牵挂少、负担轻、不安份又经历比较复杂、见识比较多、带流浪性的农村无产者，向 来都是农村中最活跃的分子，最容易卷入社会动荡的力量，何况阿Q是那么好奇和喜欢 赶热闹呢?而在革命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引导、改造这种人，使他们成为革命的力 量而不是破坏的因素，就是领导者的责任和艺术了。我想，这应该是鲁迅在作品中所给 予我们的暗示。第二，阿Q已经积蓄了许多不平和怨愤，可惜平时没有办法(无力)发泄 ，一旦有了“革这伙妈的命”的机会，他必然会本能地跳出来进行报复，所以他要做革 命党是“不免发生的”，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只要有革命的话。如何将这种盲目 报复转变为真正的反抗，从个人自发的反抗走向阶级的斗争，对于阿Q来说还路途十分 遥远。但这也正是阿Q的希望之所在，所以鲁迅对阿Q的行为在总体否定之中亦有所肯定 ，如阿Q寻找革命党是那么糊涂幼稚却也是那么急切和真诚。第三，鲁迅将“革命”和 “革命党”这些名词用之于其实并无共同之处的阿Q，实际也是借用或模拟当时的时髦 语言来讽刺阿Q的革命和辛亥革命中出现的种种怪异现象，从而警示人们去认真反思革 命的经验教训。这就是阿Q的革命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因为阿Q对于辛亥革命终于是没有 由好奇变成参与，幻想变成行动，盲目变成自觉，还糊里糊涂地成了革命的牺牲品，这 不能不令人痛心和深思。鲁迅写阿Q是为了否定阿Q，写阿Q革命也是为了否定阿Q革命， 阿Q典型正是在这种否定之中站立起来的。但我们不能从鲁迅对阿Q革命的否定而推论到 对所有农民革命的否定，对一切革命的否定。农民的反抗斗争是否能推动人类社会的历 史进化，这是史学界正在讨论的问题，本文不敢妄议。但从鲁迅一贯的态度看，他是希 望被压迫者起来斗争的。他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5]而且认为，“改革 最快的还是火与剑。”[6]“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4]而中国几千年 来，老百姓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2]。他们缺乏的是 觉悟和斗争。所以象阿Q似的在赵太爷父子的大竹杠和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下只是忍痛挨 打完事，鲁迅是非常失望和不满的，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相反，鲁迅对假洋鬼子 、赵秀才之流投机革命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和谴责，揭露了他们阴险、诡诈、卑劣、丑恶 的嘴脸，鲜明地表达了与对阿Q不同的爱憎感情。鲁迅也看到了农民阶级的弱点，看到 了农民革命的黑暗面，看到了农民革命不能突破“历史循环”所造成的悲剧。所以他非 常反感张献忠那样乱杀人，并具体分析了张献忠因绝望而杀人的变态心理。而在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中，群众却仍然停留在农民造反的认识水平上，竟把革命党视作“长毛”或 “白盔白甲”，阿Q所抱的仍然不过是几千年来农民阶级所幻想的“威福、子女、玉帛 ”，以及强烈的报复性和极端的盲目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 我喜欢谁就是谁。”这不禁令人产生象对张献忠那样的恐惧。但是，阿Q一定会成为张 献忠吗?或者如有的论者所说，一定比赵太爷还凶残吗?回答是有可能，但没有必然性。 首先阿Q的时代毕竟已经不同于张献忠的时代，他没有必然一定重复张献忠或朱元璋的 道路，后来的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鲁迅也并没有由张献忠就 推断一切农民革命都乱杀人。通读《鲁迅全集》，我们看到鲁迅主要是愤怒地谴责历代 反动统治者肆意杀戮人民的残暴罪行，对人民群众却嫌其反抗斗争不够。其次更重要的 是，从阿Q的性格来看，也不存在这种必然性。因为我们不会忘记，阿Q是以精神胜利法 为自己言行的基本指导思想的，他的“革命畅想曲”并非什么真正的“行动”纲领，除 了体现出他的小生产者意识和农民革命思想外，更主要的是他的阿Q性的反映，除了取 得眼前的生活利益和精神上的胜利，实际上其他一切他都不屑去思索，不屑去真正实行 的，所以他一觉睡过后，第二天“便想不起什么来”，等他忽而有了主意的时候，并不 去进攻他判定该死的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或小D、王胡，却先到静修庵去寻事。而 他在假洋鬼子不准革命、走投无路时，竟然“想立刻放下辫子来”以示“报复”，甚至 想：“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 我总要告你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这是多么愚蠢可笑呵 !可见阿Q的革命实际上是他的精神胜利法的表现和新发展，是他对社会变革的一种病态 反应。鲁迅对阿Q革命的否定，不在于要人们警惕阿Q一旦上台会比赵太爷还凶残这样一 种政治目的，而在于暴露阿Q对革命的糊涂认识，痛惜他在关系自己生死存亡的问题上 还是那么一副阿Q相，不放弃他那精神胜利法的思想方法和逻辑，揭示精神胜利法对他 的毒害之深。所以鲁迅的归结还是在“人学”上，在改造国民性上，我们大可不必把阿 Q的革命渲染得那么可怕。再次，即使从人学的观点来看阿Q准备对同类大肆杀戮的不“ 人”之学，也难以肯定阿Q比赵太爷更凶残，阿Q上台会是空前大屠杀大扫荡，因为他们 不是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赵太爷早已成了统治者，绅士，掌握着生死予夺之权，对 阿Q们可以任其好恶自由地施以王道或霸道，如他可以镇压阿Q向吴妈求爱，可以打阿Q 的嘴巴不准阿Q姓赵，也可以晚上特许点灯叫阿Q加班舂米，教导儿子不必驱逐“不吃窝 下食”的阿Q。但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在“取而代之”时，是父母兄弟也杀过，并无多 少绅士风度的。翻开历史，历代封建王朝有多少宫廷倾轧呵。顾名思义，所谓“报复” 是有前因才有后果的。在未庄除了小尼姑外，谁都可以欺负阿Q。赵太爷父子、假洋鬼 子不用说，连小D也抢过他的饭碗(阿Q认为)并和他演过一场龙卷斗，王胡在捉虱比赛中 也赢了他，所以阿Q判定他们都是先该死的对象。这虽然是不分敌我，盲目报复，但也 还是有一定针对性，不是什么人都杀，何况他并无真正的行动呢?另外，认为阿Q只有在 政治经济的转型和变革中才能改变悲惨的命运，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不应该搞什么反抗 和革命，并指责鲁迅后期转向共产主义，主张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是走入误区，这恐怕 是忘记了人类社会迄今所走过的历程，也不知道阿Q挨秀才的大竹杠和假洋鬼子的哭丧 棒是什么滋味，和他为什么要去偷萝卜。照此逻辑，如果将来世界真的大同了，什么斯 巴达克起义呀，陈胜吴广造反呀，法国人民冲破巴士底狱呀，阿芙乐尔炮轰冬宫呀，以 及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战等等，后人会不会说：过去的人为什么要吃那么多苦，流 那么多血，死那么多生命呀?他们就不懂得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世界总是要实 现大同的吗?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将阿Q的革命渲染得那么恐怖，把一切罪恶都归之于阿Q ，这样“回到鲁迅”恐怕是离开鲁迅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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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四人谈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开拓”笔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