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毛泽东时代，尽管人们翻身做主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自由，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有效经验以供参考，「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由于毛泽东意志主导全中国以及意识形态僵化，导致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中央高度集权下的「重集体本位，疏个人本位」的伦理型社会。这种伦理型社会是一个整体性、同质性社会，也有学者称之为「总体性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几乎控制着全部社会资源，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各种条件，如基本生活品、身份的合法性、就业、教育、社会地位和权利等，无不由国家掌握，并根据每个人的政治表现由国家赋予，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任何自觉或不自觉控制社会资源的意图、尝试，都被视为对国家权威的挑战，从而遭到批判和斗争2。
正如《中国城市消费革命》一书所讲到的，在这种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家对各种生产进行控制并且通过再分配体制分配社会财富，许多商品退出了流通领域。在整个社会的消费结构中，公共消费占主导地位，居民个人的消费则被忽视，甚至被压抑。计划分配和低水平的私人消费导致了消费和收入的平均主义，居民过着一种 「大众消费」模式的生活，如穿着同一种衣服，吃着同一种食物，享有同样的休闲活动。卢汉龙认为这种大众化的消费模式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也是明显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不允许拥有生产性的物质，对消费商品的拥有成为个人财富的主要形式。」3这种坐享其成、不愿扩大再生产的消费观念，至今还是禁锢中国人头脑、束缚经济发展的思想障碍。
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始打破国家和各级行政权力对资源的控制权，通过引入市场经济，使市场成为配置资源、分配利润的主要手段。尽管从全国整体来看，国家仍是社会资源的主要控制者，各级行政权力在个人生存与发展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社会已成为控制资源的有力的、潜在的力量，它可以发展独立于国家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活动，提供影响个人生存与发展的领域与机会。因此经过十几年的改革，这个整体性、同质性的社会已经受到巨大冲击，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居民收入的变化十分迅速，除通货膨胀外，从1978年到1990年，人均收入成倍增长，从1990年到1994年增长了30%，城市居民的储蓄从1978年的1.85亿，到1990年增长到62.5亿，1994年增长到192亿。而消费品如洗衣机和电冰箱，以前为少数有着特殊关系的人所拥有，现在成为日常用品；一系列以前靠外国进口的产品现在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经销的普遍用品……4。正如戴慧思在引言中所论述的，「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人们获得了新的传播方式，新的社会话语词汇和通过新建的商业零售店获得了新的闲暇方式，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真是一场消费的革命」5。
本书各章分别从住房、儿童消费、服装、食物市场、麦当劳、迪斯科舞厅、情感热线等各个方面，考察了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变化。如维克（Ann Veeck）在〈市场的振兴〉（"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Marketplace: Food Markets of Nanjing"）中认为，食物一直以来是分析身份、角色关系和社会仪式的主要手段，他通过对南京食物市场的调查发现，南京居民在购物上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是为了满足全家人的营养以及维系家庭亲密关系，而这种购物准则是不会改变的。弗雷泽（David Fraser）的〈对绿洲的投资〉（"Inventing Oasis: Luxury Housing Advertisements and Reconfiguring Domestic Space in Shanghai"）一文指出，关注家庭生活是上海社会发生转变的一个指标，而购买私人住房则是创造美好家庭生活方式的第一步。通过对上海不动产广告的分析，作者认为购房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是为了拥有更幽静、温馨的家庭环境和具有更多的私人空间和「排外」感。同样，吉勒特（Marris Gilletle）在〈婚纱──西安回族的新娘〉（"What's in a Dress? Brides in the Hui Quarter of Xi'an"）一文中对婚纱消费进行了研究，考察不同的人赋予婚纱的不同意义，发现花在服装上的消费，愈来愈成为人们重新定义自身、表达对现代性认同以及创造个人想象的一环。除此以外，欧文（Kathleen Erwin）在〈电话的沟通与心灵的交流：家庭价值、性和上海谘询热线的政治〉（"Heart-to-Heart, Phone-to-Phone: Family Values, Sexua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Shanghai's Advice Hotlines"）一文中，分析了听众致电广播节目和谘询热线中所使用的社会话语，发现社会话语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了解放。人们能就从前被视为「忌讳」的话题如爱、性、家庭进行讨论，从而「说明人们获得了在过去通过控制或惩罚的旧式作法不能得到的最大的个人自由和社会空间」6。
赵文词在后记中高度评价了这场消费革命，认为这是继1949年政治解放以来的第二次解放，并且具体分析了消费革命给个人带来的四种自由：首先，消费革命给人们带来了免除饥荒和政治混乱的消极自由；其次，人们享有了消费选择的积极自由；再次，人们享有了表达的自由；最后，这种自由还表现在人们享有私人生活的权利上。赵文词既看到了消费革命最终是「人的革命」，又看到了这场消费革命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消费已不再仅仅作为生产的「附庸」，而是日益独立开来，发挥着启动经济、稳定社会等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它已不再停留于满足人的自然需求上，而是日渐发挥着张扬个性、完善自我的作用，成为「人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消费革命不仅带来了经济的增长、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带来了在新的历史形式下，人们寻求富足生活的新自由。它真正把现代化的「要义」放在人的需求和发展上，从而宣告了中国现代化的顺利起航，标志着中国正进入一个「新的世纪」。
民粹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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