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尝试从黑格尔专家科耶夫（Alexandre Vladimirovitch Kojevnikov，简称Kojeve，1902-1968）的「主人－奴隶辩证法」来解读爱德华·萨义德（有译作萨依德、赛义德等）（Edward W. Said，1935-2003）的《东方学》（Orientalism），进而揭示萨氏作《东方学》的意图（intentions）。
一 科耶夫的「主人－奴隶辩证法」
科氏重要之处在于揭示了西方现代性的逻辑和最终的结果。他从黑格尔的「主人－奴隶关系辩证法」（master-slave dialectic）入手，指出现代性的基本逻辑（或说动力）是「争取承认的斗争」，也就是所谓的「承认的政治」1。
科氏认为，原初的人与动物为了生存具有同样的生物学上的欲望，如吃渴的欲望，然而后来人类发展出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没有价值的欲望，如爱情、赞赏、荣誉等等，这些欲望说到底是一种要求被承认的欲望：承认其存在及价值。由此，真正的人性立足于对承认的欲望而否定其作为既定的、自然的或动物性之存在性。职是之故，历史中的人总渴望其特殊性的存在被普遍承认为一种绝对的价值，渴望成为在同类中具有普遍价值的惟一者。然而，为了获得这种承认，人类社会无可避免地会产生出斗争，而正是斗争构成了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承认构成了人类的历史。
按科氏的臆想，人类的历史是这样的：起初，为了获得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入了敌人般的状态，因为人总是想被所有人承认，却反过来又不想承认他人。那么，要求单边承认的欲望就会激发起斗争，要求对方承认自己，臣服于自己的却下。结果是，总有些人胜利，有些人则战败。战胜的当了主人（master, the dominant Self），战败的成了奴隶（slave, the subordinate Other）。如此的主奴关系不仅拉开了人类历史的序幕，而且还是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国家正是源于进行集体战斗中胜利者的相互承认，亦即胜利者之间互相承认对方为主人，而不会互相开战，他们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政治领袖是主人们中承认的权威，领导主人们获得其他国家对他们的国家之承认的满足，然而主人们并不因而成为领袖的奴隶。科氏也认为，为承认而战的结果构筑起具有法律性的实体，人类的社会形态如意识形态、政制、法律等都是这场战争的产物。这些产物是用来承认胜利者对其胜利品拥有的「权利」。例如，在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上，在追求承认战争的结束后，丈夫被创造为所有者，而合法妻子则被创造为法定的财产。
科氏认为，在主奴的关系中，奴隶是我们了解历史的关键者。当主奴关系确定以后，主人必然迫使奴隶劳役改造自然世界，从而创造了技术世界，人类也因而与自然对立起来；主人也迫使奴隶改造其人性，借着意识形态改变其人生的态度、信念及生活方式，以致奴隶失去了作为人的本性。然而，奴隶在改造自然和转化世界的过程中，明白到自己有改变事物及扭转自己失去的人性的能力。由于奴隶活在一个自己没有被承认，因此也没有得到满足的世界，于是奴隶一方面建构自己的话语来批判及否定它，另一方面企图通过构造技术、艺术和宗教的想象的理想的世界来赢回自己失去的人性及自由。奴隶千方百计地让主人们承认他，试图像主人那样去压迫自己的主子，以致出现连翻的血腥革命。
从科氏的思想来看，现代性的内在逻辑或动力就是一场奴隶（即一切在民族、种族、阶级、性别等上被逼迫的人）争取自己失去的人性及争取被「承认」为平等自由者的历史。按科氏的构想，一旦全人类之间被承认的欲望得到满足，即承认所有的人都是平等及自由的，就会出现一个「普世同质的国家」（the universal and homogeneous state），亦即是说，现代性最终的结果将会实现一个普世同质的国家2。人类千百年为了承认的满足之劳役与斗争史最终将会指向的是一个普世同质的国家，而所谓的同质性也就是平等。缺少同质性就会为种族、阶级、性别的区别留下空间；缺少普世性就意味着仍有可能出现党派、宗教、民族、国与国、内战的斗争。普世同性的国家是一个具有超民族、超政治的世界宪政的「全球」国家，其中每人都有意识地知道及实践每人所有的平等的尊严，其中也再没有集体的不满，因为所有人都承认每人是平等与自由者。一言以蔽之，每人都完全意识到已被充分地承认，得到了最彻底的被承认的满足。这时人们再不需要进行任何的颠覆活动，然而尽管艺术、体育、娱乐、科学发明等仍然会继续下去，但人却无意义地活着，所谓无意义是由于人再不必为了承认而斗争，亦即是说，人类最终返回到最初没有承认欲望的动物性状态。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3。
法国后现代哲学就是在理念上回应、反对或抵制这种现代性的逻辑及其最终的结果。例如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就力图阻挡普世同质国家的降临，企图保持人类在历史终结后将失去的活力和冲劲。后来，傅柯（Michel Foucault）4也加入反对科氏的行列，同样要重拾人因普世同性国家的出现而失去活力与冲劲及维护人的自由与人性。日后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5沿着巴塔耶及傅柯的路线，用谱系学的方式进一步拆解普世同质国家式的理性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必然性及单一性。相反，也有一些法国后现代学家庆祝科氏普世同质国家的来临，如Queneau（超现实文学领袖）6。
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粹政治和后现代犬儒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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