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文化批评 话语空间 对话性
作者张德明，男，1954年生，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杭州310028)
近年来，介绍当代西方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的书籍和文章渐渐多了起来，有关文化问题的论争也正渐渐展开。对于不久前才摆脱极“左”政治的影响，建立起以文学本体为中心的中国文学批评界来说，将文学批评重新与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挂上钩，似乎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许多评论家对此忧心忡忡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不管怎么说，一系列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实际上已悄然提到中国批评家的议事日程中：批评的社会功能究竟是什么？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是否是必然之路？在全球化语境下是否有必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批评和研究流派？关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先简要回顾一下西方文化批评的历史，以便对此获得一种共识。
一
一般认为，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英国逐步兴起，尔后扩展到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一种学术思潮和思想传统”（1），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从历史文化的大视野考察其渊源，广义的文化批评当与近代资本主义同源共生，并顺应现代和后现代状况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存在形态和探索主题。但万变不离其宗，开拓和建立公共话语空间始终是它为自己预设的使命。
在古代社会，没有也不需要文化批评，因为从总体上看，社会是和谐的、健全的。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个时代，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还没有分离。借助各种各样的公共性活动，如节庆、仪式等，每个个体融入其中，各种社会能量畅通无阻，达成相互交流和沟通。古希腊的悲剧演出，就是一种社会能量交流的形式。借助歌队这个中介，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融为一体。歌队的作用既是代表观众向演员发问，有时又代表演员回答观众的提问。借助这种一体两用方式，悲剧的意义得以彰显，集体的信念和经验得以沟通和共享，各种社会能量之间的紧张（tension) 得以消除。从这个意义上说，歌队实际起到的作用相当于现代的文化批评。或者不如说，它是当代批评家心目中的“理想的读者”，类似斯坦利•费什所说的，一个兼备了语义能力、语言能力、文学能力和普遍文化知识的“阐释团体”。但在我看来，它比后者更富有活力，因为这个集合的批评家是在面对面的情况下和观众、演员进行交流的，在此交流过程中，话语和行为、公共的和私人的空间完全融为一体，难分彼此。
中世纪封建宗教神权统治下的西欧社会，严格划分为三大等级。每个等级都有自己的话语空间。僧侣等级有自己的严格的宗教信条和戒律，贵族有自己的宫廷礼仪、飨宴和社交活动，而民间世俗社会中则存在着丰富多采的笑文化和节庆、狂欢，正如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中所论。在重大的节庆日子，如五朔节、主显节期间，前两大等级的人也加入进来，与民同乐。在这个特殊的时间和场合，所有的社会等级暂时消弥，各种话语空间暂时融合，进入一种狂欢的状态。于是社会的鸿沟暂时得以弥合，来自不同源泉的社会能量暂时得以自由流通并得到宣泄。
但总的说来，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前资本主义的西方社会是一种“代表型公共领域”（2），其典型特征是，在这个空间中，公与私之间没有严格的分界线。“朕即国家”，公即是私，独断型的话语占据了一切话语空间。随着文艺复兴的兴起，近代资产阶级的形成，代表新兴利益集团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批评家，凭借自己的创作和批评活动，在封建的、公私不分的独断型话语中，建立起一个私人化的话语空间，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争夺话语权。毫不夸张地说，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在话语领域的争夺，与两者之间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领域的较量，其规模和方式是同样广泛、同样激烈的。前者企图建立一个多元的、对话的、非独断论的话语空间，而后者则力图维持其单一的、非对话的、独断论的话语权力。双方围绕话语权的斗争在启蒙主义时代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新生的资产阶级批评家利用沙龙、咖啡馆和报刊杂志对封建的独断论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抨击，终于争得了话语权，建立起了“市民公共领域”，一个由众多分离的私人话语组成的公共话语空间。按照福柯的分析，“性”的话语就是一个典型的属于资产阶级的私人化话语，它与贵族阶级的“血”的话语相对而立。“血”是一种独断论的、只限于社会中少数几个家族的话语，“性”则是一种丰富多彩的，可以被持续不断地生产、消费和再生产出来的话语，充分体现了新生的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3）
随着私人空间从公共空间中分离出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隐私权应得到尊重等等现代性的观念，以法律的形式被确立起来了。与此同时，私人化的小说也进入了高雅的文学殿堂。与戏剧相比，小说更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印记。正如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主将格林布拉特指出的，戏剧与小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戏剧传播的是一种集体的信念和经验，观众拥挤在同一个公共空间中，使导演和演员感觉到一种可触可摸的公共性。而小说则使读者从公共事务的领域退出，进入一个完全私密化的空间。（4）巴尔扎克在《高老头》悲剧开场前写的几句话，典型地反映了19世纪普遍的市民文化氛围以及小说的私人性：你们读者大概也是如此，雪白的手捧了这本书，埋在软绵绵的安乐椅里，想道，这部小说也许能够让我消遣一下。
无须论证，私人空间的建立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概念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得每个社会成员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投入人生行动，创造人生价值，从而最终扩大了整个社会的资本原始积累。而个人隐私权和话语权的确立，个人事务在不违法和不违背社会道德的前提下不容他人干涉的原则的确立，也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前景。无疑，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
但正如恩格斯所说，任何进步同时都是一种退步。由于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严格划分，并被以法制的形式固定下来，个人渐渐失去了与同类的联系的感觉。私人空间一出现就像被渔夫放出胆瓶的魔鬼，迅速膨胀，扩充它的地盘，使得一度与之融洽无间的公共空间逐渐萎缩。社会开始变得越来越疏离化，社会能量的流动开始受阻，不再是无遮无拦了。集体信念和经验开始分散，原始“灵氛”的光晕开始消散。社会被分割为一个个小型的私有化、个人化空间。每个人躲在自己的私人空间中，享用着私人住宅、私人轿车、私人电话，而对同类却漠不关心。甚至在同一个家庭中，空间也被严格分隔开来。每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块天地。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想得到同类的拥挤的感觉都不可得。正如本雅明指出的，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中，我们看到这个真正的现代诗人对大都市同类之间互相拥挤，互相凝视，但又互不说话的那种震惊的感觉的描写。（6）或者如艾略特在《荒原》一诗中所描述的，“每个人的脚只盯着自己的脚尖”，每个人守着自己的那间牢房，听着邻居的钥匙叮当作响。
按照当代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说法，公共性的含义是：共同生活在世界上，这从根本上意味着，事物的世界处于共同拥有这个世界的人之间，就像一张桌子被放置在围着它坐在一起的人之间一样；世界像每一个中间事物一样，都同时将人联系起来和分离开来。与此相反，公共性的丧失就意味着：“他们之间的世界已经失去了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将他们联系起来和分离开来的力量。这种情况非常怪异，就好比在一次降神会上，一群人聚在一张桌子的周围，然而通过某种幻术，这张桌子却突然从他们中间消失了，两个对坐的人不再彼此分离，与此同时也不再被任何有形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了。”（7）
在这种境况下，那些把魔鬼放出胆瓶的渔夫－批评家不得不重新开始另一场远为艰巨得多的活动，即设法把它重新纳入胆瓶中。于是我们看到，20世纪的文学批评家从对作者－主体的解构入手，展开了对重建公共空间，或融合公私空间的伟大尝试。无论是本雅明对现代社会丧失“灵氛”的感叹，对技术复制时代艺术命运的担忧；巴赫金对中世纪笑文化的研究，强调以对话代替独白，用众声喧哗取代单声独腔；巴尔特宣布作者死亡，将读者引入批评领域；还是德里达用能指链的运动消解先验的主体，哈贝马斯用主体间性替代主体性等等，在我看来，无不都是企图在当代社会文化中重建公共空间的表现。
论中国现代文学“自由”话语的理论建构
两个互补的文化形象──鲁迅、冰心比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