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文化形象不比冰心那样单纯。比起我们直接把冰心叫作母性抒情者，鲁迅无法使我们径直呼他为父性抒情者什么的。他生平没有直白地歌颂过父爱──当然，这么考量问题绝对是机械而幼稚的──但我在不久前还是写了一篇短文，把鲁迅视为我们“精神之父者”。我在那儿如此概括道：
（鲁迅）以他深厚的目光、独特的气度传达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挚爱与创痛交糅缠杂又终于不屈前进的生意搏动——即：一种焦虑、尖刻、偏执但又博大、正直、奇美的现代中国觉醒之个体的光辉。是他，最终区别于单纯的学者式的玄谈和政客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所谓实践，而独树起思想精神界之斗士的立场。他从具体问题入手，解剖着底里的症结，又怀着失望的悲苦仍去渴望疗救那些钝化的人心。这些思想与行为使他即便不是在时代、年龄上远早于我们，也足以成为我们精神上的父者，引领着我们去悲悯、去分析、去自剖、去呐喊、去看破、去直面现实、去认清我们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价值、去吁求每一颗心的觉醒与净化。[12]
也就是说，鲁迅以他在近现代中国特殊时期里的深刻存在塑就了一个值得我们后来者追奉他为父者的文化形象。因此，尽管他生前不以父性身份自诩，但他作为一个男性叙事者在早于我们的时代历史里的作为，成全了他在后来者眼中崇高的文化地位。我们无法漠视这样一个彷徨于无地却奇崛地显示着存在之力量的先行者。
较之冰心的单纯及其与现实的距离感（超越存在），鲁迅无疑是贴着社会现实肉搏的闯将。因此，传统的鲁迅研究着意于剔挖鲁迅作品同社会现实的联系，仿佛鲁迅是要在作品里给现实开出合意的药方似的，常以鲁迅文表的是非为是非。80年代以来的鲁研渐入佳境（当然不能否认前此的优秀的鲁迅研究者及其著作，如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曹聚仁的《鲁迅评传》等），重视鲁迅文化历史观上对传统中国及国民性的意见，重视在这种批判基础上造成的鲁迅人生态度、基调的形成，继而重视鲁迅作为独特之个体的“文化心理结构”，从而形成了对鲁迅思想较为全方位的观照。
从鲁迅个体成长史来看，独特的地域文化氛围、家庭境况、成长经历、身体状况，对自小敏感的他有种种深细的影响。他是深味着人生的凉薄、冷酷、自私、无谓的争斗……长成的。这就决定了他对人生的体悟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同冰心那样从一个温馨和谐的基调起步而复归于保守这个温馨和谐的境界。从他一生的走向可知，他基本是从爱恨交加的人生的本有的旋律转入悲欣交集的情味的哲性升华中去，结果产生了他徘徊于“绝望”与“希望”之间的“中间物”的立场与生命体悟。这一点，他在散文诗集《野草》中有明确的表现。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13]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我不如彷徨于无地。”[14]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15]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16]
这些不必再多引的句子在突显其文字表现上令人惊奇的张力和组合效果的同时，营造了一个夜之过客、孤独的思想者的形象。那么，这团“彷徨于无地”的“火”想的是什么呢？在他最早发表的那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里，他想着“中国几千年的吃人史”和因此而来的“救救孩子”的吁求。因为这几千年的吃人史，觉悟的狂人惊诧与愤恨；而在这语境中，“我”亦不免“吃人”，我因之则更多一份原罪式的忏悔；“救救孩子”是我仍“疯”（觉醒）时的呼号；然而作者深味着世俗势力那让人无法摆脱的圈套，“狂人”在小说开头就被预告不疯了，而去某地做了官僚。——有所期望而终至于失败，这种调子在《狂人日记》里便鲜明存在，在以后的鲁迅的小说散文里则越发根深蒂固。《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孤独者》里的魏连殳，曾怀有理想和信仰却终至于麻木或死亡；《离婚》里的爱姑，因不忍丈夫另有新欢而强烈反抗，但在七大人的威风下还不是屈服？《伤逝》里的涓生、子君，总算是自由地走到了一起，但“娜拉出走以后该怎样”？生活本有的重压使时代的青年男女迈出了第一步却在接着的步骤中茫然败退、消沉与死亡。荒谬，是真实的荒谬。人像是要正儿巴经的做些人事的时候，无边的荒谬的种种便一样样来临，迫着你屈服。
但我们就此就认为鲁迅是卡夫卡式的消极人生的执迷的咏叹者吗？不，鲁迅的父性力量决不止于他那深邃的对世俗人生下生命荒诞性的洞察，他值得当时及后世人们敬重的地方在于，他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地“反抗绝望”，而这种“反抗”甚至是毫不消极的（哪怕其骨子底下埋了怎样深的悲感）。同是在《野草》中（普遍认为《野草》的篇章代表了他情绪落寞孤独的个人体验，即便如此，还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他勇敢地“反抗绝望”的战歌），如：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腐朽。/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17]
我只得有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18]
尤其是《这样的战士》中与“无物之阵”抗斗的“战士”，鲁迅反复指出了“无物之阵”的可怕恶毒，然而他总在这之后另起一段写道：“但他举起了投枪！”——那种对比、那种篇章复叠的安排，奇妙地调动着接受者的感情，当战士“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无物之阵则是胜者”时，执拗的鲁迅仍在后面另起一段曰：“但他举起了投枪！”——这简直令人激动得匪夷所思但热泪欲滴。
这就是鲁迅，一个怀着大爱虽死而不屈的人。如果说他为《药》的结尾加在夏瑜坟上的那个花环所显示的温情之意略显简单的话，那他在那些怀念“人间至爱者”的“死”的散文里所显示的情怀则更为自然深挚。长妈妈（《阿长与山海经》）、父亲（《父亲的病》）、范爱农（《范爱农》）、刘和珍（《纪念刘和珍君》）、柔石（《为了忘却的纪念》）等等，都表达了鲁迅对于人间真爱的珍视和对“无爱”之麻木的悲剧性审视。而当我们接触到另一些浓缩了大爱（包含了爱之不得的“大悲怆”）的篇章时，我们连这些怀念性的爱也觉得境界略浅了。这就是指譬如《野草》中的《复仇（二）》、《颓败线的颤动》这样的文字。
在《复仇（二）》中，基督耶酥被以色列人钉上了十字架。鲁迅出色地叙写了基督耶酥心中的悲悯和肉体的痛以及以色列人嘲笑辱弄钉杀“神之子”的过程。然而鲁迅何尝信神，他必是在结尾唱出不同凡响的乐章：
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连“人之子”都钉杀了。
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的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
这就是悲哀啊，是大悲怆！人钉杀了“人之子”了，然而他们却毫不自觉，还在“人之子”的被钉杀上享受着愚蠢的快乐。基督也许是一个“爱”者吧，然而他被那些他“爱”着（悲悯着）的人钉死了，成了他们取乐的玩物。爱与悲怆，爱与恨的天平，就这样犹如“神启”般被表演得淋漓尽致。
《颓败线的颤动》，其实是这一主题的另一次重奏，角色作了如下互换：
悲悯
基督耶酥 ──以色列人；
钉杀
以出卖肉体
养育
母 亲 ── 青年夫妻。
怨恨鄙夷
冷骂毒笑
数十年前母亲肉体的颤动是“爱”的牺牲；数十年后恸哭于深夜野地的母亲的身躯是对于被爱者（子女）抛弃她的“悲怆”与“恨”。鲁迅以他发展到极致的笔墨推出爱恨的大剧，这完全可以使我领会到他对“爱”的倡扬和“恨”的原因。因此，我比较赞同这样的论断，认为“（关于）‘爱爱仇仇’与‘生生死死’的体验与思考，不仅表现了鲁迅个人思想的博大与深刻（这是别人所难以企及的），而且表现了鲁迅将最大的‘爱’之‘热烈’与最大的‘死’之‘冷峻’两个极端交织于一身的情感、心理与性格特征。”[19]
有趣的是，上述鲁迅的两篇散文诗的主题人物：基督耶酥和母亲，也都是冰心思想及文学作品常涉的人物，两者在此显现出艺术表达上的迥然不同。而仔细分析，我们却可以抽绎出以下的共同（对比）点：
1、鲁迅和冰心实际上都持一种知识分子的理性立场，都并不相信纯粹宗教的神秘说教。他们都把基督耶酥看成“人之子”即某种人性力量的代表。只不过鲁迅是拿基督耶酥作角色，来说明爱与恨的主题；冰心则直接从基督耶酥本身的作为吸取“爱”的能量，坚定其“爱的哲学”的立场，以之判断事物。
2、鲁迅和冰心对母爱其实都是颂扬的。[20]鲁迅在这篇散文诗里却把母爱的主题再翻进一层，找出子女的不孝来对比母爱的失落，深层次地展示人的无情冷酷的一面，证出人性人道如何失却的悲哀。冰心则无意在她人生正面价值的支撑点“母爱”上再翻出人性恶的一面，而宁愿大力倡扬人性应“善”的正面效应，从而聪明地回避了对人间悲剧结局的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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