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述论证，我们实际上可以认为：鲁迅和冰心思想及其文学创作的根本基调是相同的，都是一种对人生的“爱”。而这一结论，无独有偶，李泽厚也曾有过类似的提法，他说：“鲁迅和冰心对人生都有一种真诚的关切，只是关切的形态不同。”[21]文学接受史证明，往往具有普遍意义、超越性层面的作品才易于成为不同时代读者共同的鉴赏对象，这一点，鲁迅和冰心因为有着相同的对人生的“爱”，使得他们的作品在今天仍拥有无数读者，读者们也总可以从他们那些具体的文学描述背后体味到裨益于人性人道的永恒力量的存在。
基于他们的这种相同，以及“关切形态的不同”，我个人把他们视为一组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当我借助新的时代的文化整合的需要把他们归纳比较起来时，我清楚地意识到他们那“同中有异，异中有合”的组合效果。
一方面，冰心以其对正面价值的弘扬消融着一切隔膜、冷酷等人心障碍。她的“爱的哲学”是当下和平时代里精神领域急需注入且最可能获得成功的文化营养。这种营养在通常情况下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乃至大众文化都没有明显的冲突。且如果我们对晚年冰心在文学及“爱的哲学”上的丰富加以整理阐扬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冰心除了终生顽强坚执地守护着“有了爱便有了一切”的抽象理念外，她还用人生的亲证逐步完成着爱恨交进的有效操作。如她晚年常常秉笔直言、议论公理，在情义中包藏着锋芒，很有特色。
另一方面，鲁迅对社会人生的深度剖析和反思怀疑的求索态度值得我们记取。他在提倡“诚”与“爱”的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这正是“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22]，这后来在鲁迅的杂文中如《坟·论睁了眼看》里被概括出负面的对应词：“瞒”和“骗”。鲁迅的思维就是在这种“诚”、“爱”与“瞒”、“骗”的理想与现实的张力场中变得精彩纷呈、意义深富，足以使我们擦亮入世时的心眼，不至于在理想尚未舒张之时就被现实那如同黑洞的“无物之阵”陷落、谋害。鲁迅本身的思想经历又向我们证明了一个坚守“诚”和“爱”而在世故中鏖战的风尘仆仆之战士的可贵可敬。从这个意义上，鲁迅和冰心在人格文格上都有我们值得崇仰的一致之处，而鲁迅对于现世的深细体察更有助于实际生存中的我们掌握斗争的技巧，并不至于丧失怀疑和反思的能力，被其他思潮（哪怕是爱的哲学本身）不经理性衡量就贸然接受的可能。
需要补叙一言的是，鲁迅和冰心作为“爱”的真正的承担者，都顽强地挑起了相应的责任。这既可以他们的人生行为作证明，也可从他们的文字中看出来。冰心在《春水·26》中说：“我只是一个弱者！/光明的十字架/容我背上罢/我要抛弃了性天里/暗淡的星辰！”这既是企求灵魂向光明的皈依——于是痛苦亦是福祉了——也同时昭示了冰心愿以一介弱躯负荷起宣扬光明的事业。而鲁迅更富男子气地说：“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然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23]“（我们）需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24]这就是向来中国有道义的儒者的气概。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学者把鲁迅的使命意识和其学说中重“心”的启蒙的种种迹象类比于传统儒家“心学”[25]，我以为都是很合理很富创见的提法。而这种对世人的关切，对新生命的救助，使我们极自然地联想到伟大的父母之心。有柔性有刚性，有爱护有反思，有大爱有大恨，才能组合成一种完美健康的“文化—心理”范型，指导我们人生的去路。冰心与鲁迅的人、文，庶几近于这种优秀的文化生态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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