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诚信守正。儒教在社会人际交往的为人处世中强调诚信守正，把诚信作为立人、立国、立世之本。诚信是真实无妄的意思；守正是诚意正心，保持正道而不邪。诚体现了天道的真实无妄的品德，人道效法天道真实无妄品德，这便是“诚之者”、“思诚者”。诚信在本质上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是人在效法、遵循天道的真实无妄中所获得的本性和合法性。 诚信守正也是立人之本，是个体道德的基石。一个人立足于世，与社会、他人以至自然交往，诚信是交往首要条件。人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交往活动中，自己要取得他人的诚信，首先自己要对他人诚信，才能建立和扩大自己道德信誉，给人的各种交往活动带来极大的方便。儒教强调在各项职业活动中，要以诚信为第一生命。各诚信主体如国家、政府、团体、个人都要信守诚信，不骗自己的良心，不骗国家，不骗他人；人与国家、政府、他人都互相尊重，真诚相待，不搞阳谋阴谋，互相欺骗，互相计算。这样国家才能取信于世，政府才能取信于民，团体才能取信于群众，个人才能取信于他人。这样社会交往活动的公共道德就会得到提升，社会风气就会得到净化，社会秩序就会得到安定。因此说，诚信是人类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基础。
虽然社会演化，物换星移，但儒教的敬养父母，“克已复礼”，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义利和合，诚信守正，在现代社会仍然发扬着陶冶青少年和成年人的道德情操、为人处世、思想品质的作用，启示着人生应如何做人，如何修身养性，如何诚信立世，以及如何推己及人等的价值。为了21世纪各个国家的和平发展和幸福，为了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应该光大儒教伦理道德、价值理想中有益于人类“安身立命”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无可否认，儒家学说既有科学、进步的一面，也有保守、落后的一面。孔子提出“礼治”的政治主张，即从“正名”开始，以至“复礼”，“克已复礼为仁”，要求人们愚忠于统治阶级。这种政治态度是保守的。它虽有利于封建统治．但却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社会发展缓慢。由于要达到“克已复礼”，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情感展露经常采取克制、引导、自我调节的方针，所谓以理节情，“发乎情止乎礼义”，这就使生活中和艺术中的情感经常处在自我压抑的状态中，不能充分地痛快地倾泄出来。儒家大师董仲舒提出的“君权神授”则是一种封建神学的唯心主义。它同样有利于封建统治，但却抑制了学术思想的发展，使中国古代科学长久停留并满足在经验论的水平，缺乏理论的深入发展和纯思辩的兴趣爱好。他提出的“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把神权、皇权、族权、夫权看作永恒的真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这四种权力是紧紧束缚着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而处于封建统治下的中国妇女，其受害的程度更为严重。“四大绳索”使妇女成为男人的附属品，根本没有言论、婚姻、行动等自由，更没有地位可言。至今，“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残余仍未能彻底清除，特别是在农村，农民普遍存在这样一种封建思想。从以上论述，我们就可以看出，封建“礼治”，“三纲五常”是保守落后的，腐朽的。但对这些伦理道德，经过我们对其辩证的否定之后，在现代社会中还是有一些借鉴作用的。如遵纪守法、尊敬长辈、知书达理、好学上进等又是不可无的。也只有做到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安定团结，长幼有序，才会成为一个文明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
总之，对待儒家学说，我们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方针：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把好的东西吸取过来为我所用，把愚昧、腐朽的东西剔除掉，使我们的社会更文明、更发达。
第三节 儒之侠
儒之侠以“为国为民，兼济天下”为核心，其侠道表现为以勇敢入世的态度，以兼济天下的志向，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侠心义胆，以牺牲自我，委屈求全的人生选择，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去行侠仗义。他们的江湖多与国家和江山有关，一己之情仇爱恨也多半要以国家之仇、民族之恨为计。他们的事业也不只在江湖上扶危济困，而是在国家遭灾受难，民族受欺辱之时挺身而出，奋不顾身，维护国家和民族大义。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忧国忧民、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宋之后崇尚民族大义，抗金抗辽的“忠义社”；反清复明的“天地会”；近代霍元甲创立的精武会等多倡导儒之侠道。
为国为民的忠诚观念是儒之侠非常崇高的民族品格。北宋武侠已经普遍将“救民水火”、“为民鸣不平”视为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南宋之后，异族入侵，倭患横行，民族矛盾尖锐。武侠纷纷以民族大义、国家利益为重，奔赴御倭前线。明《云间杂志》中记载的隐迹风尘的丐侠张二郎，为抗倭而从军，屡次立功，“时斩倭首以献”。论功行赏时，他把赏给他的银牌犒金交归府库，自己分文不取。其爱国之心拳拳可见。近代武师霍元甲，创办精武体育会，以“爱国，修身，正义，助人”作为办会宗旨，并以“不准以我之拳头加予同胞身上”为根本戒律，被武林誉为“精武精神”。儒侠的典型代表是郭靖，他的身世经历以及性格思想都符合孔孟的论述，他的具有远大理想而又积极行动的大侠品格有着巨大的楷模的力量，是以天下兴亡、万民安乐为己任的儒家典范。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借“大侠”郭靖之口说出了他的侠义观：“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这是一种中国人独有的伦理价值。这里的“大侠精神”就是侠义传统与儒家的最高价值标准完美结合的产物，是成熟完整的武侠精神。具有“为国为民”精神武侠形象，则成为中国民族理想中最完美的英雄形象，受到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崇拜和尊重。一般的侠，则体现在以武功来扶善锄恶，扶危济困，打抱不平。这虽不及大侠的旨归宏远，但本质上仍然是入世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因而与儒家的伦理异曲同工。只是儒家政治家主张靠国家的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侠却以私人的方式——武力干与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们都要扶持某种社会理念。不过上古时代中国的侠似乎并不具备后来的、其实只有在文学中才完备的道德理性。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中的人物，主要是感恩知报，重然诺，轻死重义。他们的人生纯粹是为私人恩怨的，不怎么计较是非。其中许多人，成了私债的奴隶，只好以死尝之。这种侠，很个人化。大约他们对个人的尊严看得十分重，收受了他人的恩惠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亏欠，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心理摆平才安心。后世的侠，要普遍地助危济困，并不限于报答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所以更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金庸创造的武侠属于后一种。不管到了哪里，路见不平，就需出手干与，不管和自己是不是相干。这种武侠形象的形成和普遍化，大约与清官一样，是由于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于不平等现象的无能为力，因而寄希望于那些具有特殊人格、能力的人们。一般的侠大多适可而止，不会象大侠那样知不可而为之。他们的伦理原则没有强到超出现实可能性来行事的程度。
至于在武侠小说中，儒之侠更是得到了大量的反映，如唐代笔记小说《红线》中的红线，《大盗燕子李三传奇》（柳溪）中的李三，《近代侠义英雄传》（向恺然）中的霍元甲及金庸笔下的袁成志、郭靖、胡斐、陈家洛等，梁羽生笔下的杨促贡、东方晓、段王璋等仗义行侠中的伦理道德，皆属儒之侠道。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写了两类具有儒侠特点的人物，一类是游侠，如朱家、郭解;一类是刺客，如曹沫、豫让、专诸、聂政、荆柯。前者惩恶扬善，抑强扶弱，重信义与是非曲直，其行为特征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义”字当头，后者则以个人忠义为主，有固定的单一的服务对象，不分是非善恶，其行为特征是士为知己者死，“忠”字当头.游侠重在以“文”行侠，在和风细雨中化干戈为玉帛;刺客重在以“武”行侠，在刀光剑影中完成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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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中的政治学
面对新的文学生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