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侠以“独善其身”为最重要的人生目标，跟儒家的“兼济天下”侧重点有所不同。俗话有云：大丈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之侠也并非穷时只求独善其身而丝毫不兼济天下，否则便只是道而非侠了。
道之侠是对儒之侠讲正义之道、善恶之道、重人伦讲人事、牺牲自我为理想的社会意识而献身的侠心义胆的反思，并进而转化成对现实人生、现实社会理想的曲线救助。其道德重现实、重人生、讲人性、讲个人意识的“性情”之道，美丑之道，对国家大事讲究清静无为而有为之道。他们蔑视世俗的功名富贵，不贪恋财货，他们重视的是道义，人情，艺业，而从不把获取财产当做人生的目的。人如热衷功名，顾忌必多，偏见难免。古人说“无欲则刚”，反之有欲则柔，则有为人所乘的弱点。有了对功名的必得之心，必受功名之累。所以热衷功名的人不能为侠。张召重就是因功名心切而堕落为朝廷鹰犬，空负了一身武功。他们在进行一系列的侠义行为之后，或施恩不图报，或行侠不为扬之名，而不愿显露武功，隐于草野。或者对武场、情场、官场已有所厌倦，已不愿知其不可而为之，又不愿与人世的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不想白白地牺牲自己，而是要保全自己，保全自己的真性情，保全自己的独立人格意志，保全自己健全的个性及其生活方式。从而遵循“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原则，并进而独善其身。
因此道之侠多为隐士，“隐士”是纵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文化和政治景观，同时也是武侠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些自我放逐的隐士表面麻木不仁，内心却十分觉醒，他们自有其苦衷。如魏晋风骨中的晋人隐士，许多正是想要达而兼济天下不可得，甚至穷而独善其身亦不可得时，只有未能“出世”而身先隐了。其心多有隐痛和苦楚。道侠的典型代表是张三丰，他清虚自守、圆融无碍、慈善为怀而又不是遗世独立，其清明澄澈的智慧和静穆高大的人格赢得了人们的恒久景慕。
隐侠形象多为后世武侠小说家偏爱，几乎每篇必有隐侠。如金庸《书剑恩仇录》中的陆菲表，实际是背负血案的反清义士，武林高手；又如梁羽生《武当一剑》中隐入武当的聋哑道人云中岳，《剑底鹰扬》中的胡教渝，都是因种种原因而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他们隐迹风尘而又不失侠义本色。令狐冲是令狐冲心地善良，嫉恶如仇，富有正义感，这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人生哲学“自由型”侠客的代表，其特征是以蔑视陈规陋俗的道家思想为底蕴，而又熔铸了五四精神的某些特点，他不顾武林中的正邪观念、门派观念和一切陈规陋俗，处处以生命的真情来对待世事人生，因此才能笑傲江湖、笑傲江山乃至笑傲人生。人们对令狐冲的喜爱，充分说明了人们对真情与自由的渴望，对世俗纷争的厌弃及对文化理想的向往。
第五章 佛之侠与佛学伦理
第一节、武侠中的佛家思想文化特点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后，是在不断地适应中国以汉族为主体，以儒家为正统的社会环境当中传播和发展的。有 “佛教中国化，中国佛教化”的说法。其原因在于它兼容了儒、道等中国本土文化，形成了"戒"、"定"、"慧"为本的中国佛教禅宗佛教。武侠文化深受中国式佛教文化的影响，二者的相互融和和发展使得武侠中的佛家思想文化呈现出如下特点：
1、佛教与中国儒、道文化在思想层面和礼仪方面的互动、交涉。以前我们主要注重思想层面，而很少注意到三者在仪轨法事方面的互相吸收。其实，佛、儒、道三家在礼仪方面的交涉、吸收，更为具体、明显，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中国佛教忏法的形成与发展，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忏仪方面，都深深地受到儒家与道教的影响。
2、武学修为与佛学修为相结合。 佛家武学流派众多，天竺、汉地佛教、藏传佛教、上座部佛教皆有不同的武学修为，但都以强身健体保寺护法，修身养性为宗旨，博大精深却无好勇斗狠之戾，多参自佛经教义，因而身藏佛家最上乘武学者无不为得道高僧，少林寺的悟嗔禅师、五台山天龙大师、西藏的莫西逻、天竺大乘护法枯叶都是名震江湖的大家。
3、神秘色彩与仗义行侠的精神统一。武侠小说受佛道文化影响很深，武侠身上笼罩着浓厚的神秘色彩，具有神奇丰富的想象，有很强浪漫主义色彩。武侠一般都具有道士僧人的法术，如隐形术、变形术、符咒、预言等。写其武功也是为了突出行侠的英勇行为，增添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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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中的政治学
面对新的文学生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