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意义在文学的整个流程中,经历了四个方面的增生和变化,这四个方面分别是现实、作者、本文和读者。文学意义的逻辑建构,也要在这四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文学意义的第一个层面是现实,在文学意义中都有现实的影子,任何文学意义,都只能来源于现实并在现实的读者中实现。作者在创作作品时激起他的原动力只能来源于现实;读者在阅读作品时,他所能阐释的意义也离不开文学本身的现实和读者本人的现实。所以,意义的生成首先来自于现实。但现实的概念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特别是在20世纪的“语言论转向”中,随着对语言力量的认识,现实的概念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语言不仅构成了人类交往的工具,更构成了人类的现实本身。“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不进入语言的实在,意即还没有进入人类的视野,因而不可能构成对人类的影响,语言构成了社会,同时也构造着人类的现实。而个人要进入社会,首先要学会这个社会的语言,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教化过程。也即是个人的社会化过程,所以,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它制约着个体的所思所想并进而构成了个体的世界,个体只能在语言的现实中生存并用语言进行思考。结构主义也指出,如果人类不拥有语言,那么,人类就不可能构成意义。个体能产生的经验只有经过语言系统的命名和定位以后,个体方能明了这种经验,因而经验也是一种语言事件。这些都说明了语言为个体的生存划定了一定的生活空间,是人类现实的组成部分。文学意义的生成,不能离开现实层面的语言成分。
其次,现实的事物进入作家的头脑,形式作者最初的创作冲动。从意义流程的全过程来看,这种创作冲动的产生意味着“原初意义”在语境中的触发和产生。当然,这种“原初意义”离不开语言的构造力量。其后,作者将这种创作冲动转化为具体的文字操作,进入具体的创作过程,在这个从“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的演变过程中,作者的“原初意义”经由文字的传达和表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作者预留在文学作品中的意义是不容抹杀的。文学的意义事件在其产生之初,就已预留了许多作者的意义踪迹。当代许多西方文论流派倾向于毁弃作者对作品的作用,认为“作者已死”,但他们抹杀不去作者对本文的先在性和作者和作品的血缘关系,只要作者的生产权还在,其对意义的预设就不能无视。
作者的原初意义只是心头一些晦暗不明、朦胧模糊的意念,在作者的脑海中也仅仅表现为一些意向和冲动,需要作者用语言去对它进行分割、定位甚或命名,使其符合语言的规约,改造成为社会所能接受的意义秩序,在将“原初意义”表达出来的过程中,“说”可部分地对这种意义进行条理化。因而我们姑且将这项改造后的意义称作“言谈意义”。在其后的过程中,便进入真正的创作过程,要将“言谈意义”再次转化为“文字意义”,如果说,在“言谈意义”中,作者距“原初意义”的设定还比较近,有时甚至和它有着同一个语境,那么,在真正的文学创作中,在由“言谈意义”向“文字意义”转化的过程中,作者所面对的只是一纸一笔而已,他需要用文学表达他对人生有诗意理解,这个过程已远离了那个产生“原初意义”的当下语境,作者的生产原料只有语言,要求他从那些无以计数的文字中找到那个他认为合适的字词。所谓“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盖非知之难,能者难矣”。可见,从意义产生的初始过程来看,作者对文学意义的设定是不可抹杀的,作者的创作本身就有对意义的记载和固定,文学意义在任何时候不能无视作者的建构力量,只顾进行“本文的狂欢”和“能指的欢悦”(罗兰·巴尔特语),只能使文学意义脱离了文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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