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骂归骂，冷处理却不能不做。他既已成为“现象”，这里亦不妨郑重其事，效法两位深研“现象”的大师黑格尔和胡塞尔，来它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说不定倒能从王朔那里另有所获。这种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办法，好像在欧美文坛也时兴过，他们叫做“诠释学的批评”。
“文艺复兴”的应声虫
平心而论，在一个社会极度贫乏时，为了彼此相安无事，由教会宣扬诸如“存天理在人欲”那一套，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可一旦饱暖者日众，内中不愿安分守己的才智之士，便要出来大唱反调。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由这帮与教理唱反调的才子们鼓噪而成。王朔虽小有才气，要说他有“复兴”的自觉又未免过誉。但境遇既然相似，声气便不免相通。
市民社会，是王朔活动的天地，也是他表达的背景。在王朔笔下，小知识分子公然地卖弄才学，“小资情调”被谱成流行歌曲，小市民的趣味登堂入室。这些违拗“大道”的对市井生活的细碎描摹，正表明人性的顽强。哪怕被扭曲着，它们也要伺机表现自己，一遇响动，就会苏醒，一有余裕，就要展延。李冬宝和戈玲们不论在编辑部外东颠儿西跑，还是在编辑部里打情骂俏，都那么鲜活，那么有生气，这显然得益于作者对同人的肯定和张扬。而老刘和牛大姐们更多地得到讥刺嘲弄，则因为他们时不时会时露出说教嘴脸，总也走不出过去的阴影。
其实王朔最擅长调侃那些用堂皇庄严语词来包裹偏狭私利的丑恶行径，将其卖矛又卖盾的伪善心态夸张地暴露出来。把权势者送子女出洋说成送他们去反帝反修第一线，熟知的事实加上同样熟知的只是在时间上稍有错位的语言，就凸现了喜剧效果。王朔用机智在他熟悉的环境中搜罗了不少这样的素材，可惜他每每只是一笔带过而已。也许他故意回避，也许他缺乏功力，否则，我们将会有与《伪君子》答丢夫、《吝啬鬼》阿巴贡相呼应的文学典型面世了。
莫里哀是文艺复兴精神的后继，挑出王朔最拿手的活儿也无法与之并论。至于那些文艺复兴的前驱如薄伽丘、拉伯雷等，王朔更是难以望其项背。你看拉伯雷推出的庞大固埃，大吃大喝大发议论还大放响屁，既鄙俗又张狂，可又的确“雄姿英发”，不愧为一个响当当的大写的巨人。王朔撺掇出来的人也鄙俗却委琐，一个个小里小气，并声称“你千万别把我当人”。不当人，当什么呢？“你就把我当作个屁，放了我吧！”
十分沉痛的思想，变成了引人一哂的笑料，这就是王朔，他为人伸张的音量太小，却聒噪不已，嗡嗡嗡嗡，象个虫子似人。
中国特色的“嬉皮士”
王朔不仅以他的“顽主”系列风靡世间，而且公然抛出“玩文学”的宣言，在文坛激荡出几许微澜。
我们曾经信奉过斯大林的一句话：“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于是作家在我们心目中无异于一份“圣职”。然而马克思早就嘲弄了在中世纪存在过的这种状况：“文学和哲学被变成了神学的婢女”。
王朔太了解那种戴着面具生活的滋味，他无力正面反抗，又怕累，于是他拒绝长大成人。为了避免承担责任，妙法之一就是强化顽童心理，把社会当一个游戏场，“一点正经没有”地玩。
在王朔那里，有西方“现代派”的许多名堂，都荟萃压缩到一起了：“战后出生者”的信仰危机、“垮掉一代”的荒谬感、找不到出路的“黑色幽默”，然而最突出的还是“嬉皮士”们玩世不恭的反叛。自然，王朔是立足于中国，而中国不够开放，不够发达，“嬉皮士”在中国的突出特色，就是更多痞子式的恶作剧。
评说低龄化写作：文学之外的另类视野
《骆驼祥子》中的人道温情与启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