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的文本观导源于对“作者具有某种君临读者之上的权利”的传统观念的反拨。[6](Ｐ51)他将“文”区分为两类,即“能引人写作者”(ｌ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ｂｌｅ)与“能引人阅读者”(ｌｅｌｉｓｉｂｌｅ)。前者是“有可能写作的东西”,后者是“不再可能写作的东西”。罗兰•巴特认为能引人写作者是价值所在,“因为文学工作(将文学看作工作)的目的,在令读者做文的生产者,而非消费者。”相比之下,能引人阅读者充其量仅具有相反的价值,即能够让人阅读,无法引人写作。他将能引人阅读者称为“古典之文”,因它在传统的文学体制下获得肯定。其时,读者陷入一种闲置的境地,不与对象交合,不把自身的功能施展出来,不能完全地体味到能指的狂喜,无法领略及写作的快感,阅读仅仅是行使选择权。[6](Ｐ56)他所向往的文学体制,自然是与传统文学体制背道而驰的。它为读者从事写作、实现角色转换提供了高度的自由。传统意义上的作者因此完全丧失了君临读者的权利。很明显,电子超文本就是这种“能引人写作者”,它将作者和读者变成了“合-作者”(ｃｏ-ｗｒｉｔｅｒ)。
罗兰•巴特所谓“能引人写作之文”与“能引人阅读之文”,存在一条重要区别:前者是生产,后者是产品。在传统时代,是产品(亦即“能引人阅读之文”)构成了文学的巨大本体。然而,理想之文不应是产品,而应是生产,亦即“正写作着的我们”,或者说是“无虚构的小说,无韵的韵文,无论述的论文,无风格的写作,无产品的生产,无结构体式的构造活动”,说到底是随意所之。“在这理想之文内,网络系统触目皆是,且交互作用,每一系统,均无等级;这类文乃是能指的银河系,而非所指的结构;无始;可逆;门道纵横,随处可入,无一能昂然而言‘此处大门’;流通的种种符码(ｃｏｄｅｓ)蔓衍繁生,幽远惚恍,无以确定(既定法则从来不曾支配过意义,掷骰子的偶然倒是可以);诸意义系统可接收此类绝对复数的文,然其数目,永无结算之时,这是因为它所依据的群体语言无穷尽的缘故。”[6](Ｐ62)据作者自述,《Ｓ/Ｚ》一书乃因由高等研究实验学院1968与1969这两个学年的研讨班而形成的工作印迹。其时,电子超文本尚在酝酿之中。但是,罗兰•巴特论“理想之文”的一段话(见上引)已经接触到了电子超文本在交互参照方面的重要特征:其一,电子超文本自身是网络(内部有节点与链接),同时又和其它超文本相互联系,既无中心,又无边缘,更无所谓等级。其二,电子超文本自身形成了“能指的银河系”,即后人所说的“文本宇宙”。其三,作为网络的电子超文本无所谓“始”,也无所谓“终”,任何一个网页都可以被设定为首页。其四,电子超文本的运作是可逆的,目前许多超文本浏览器都有“前进”、“后退”的功能。其五,电子超文本网络的信息资源呈分布式存在,一方面“门道纵横,随处可入”,另一方面没有哪一处算得上传统意义上的“大门”(常言之“门户站点”就有许多家)。其六,对于链接的追踪凭联想而定,与其说遵循既定法则,还不如说是随心所欲。其七,电子超文本网络所能包容的文本数量,在诸网互联条件下,事实上是无止境的。
在罗兰•巴特看来,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考察角度:一种是“将一切文置于归纳和演绎兼具的往复运动中,以不偏不倚的科学目光,对它们一视同仁,从归纳的方向,强使它们重返总摹本(ｌａＣｏｐｉｅ),而后一切文都将从这总摹本演绎生发出来”;另一种是“把每篇文都放回到运作过程中”,看它如何无休止地“穿行于无穷无尽的文、群体语言(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ｓ)及系统而呈现出来”。罗兰•巴特显然是倾向于第二种角度的。这种角度事实上就是强调文本的动态过程而非其稳态特征(所谓“独特性”)。[6](Ｐ55-56)
罗兰•巴特的上述观点,实在相当精彩,为后来的超文本理论家所服膺。他所说的“能引人写作之文”的特点,也就是超文本所具备的交互性、交叉性与动态性。他所写的《符号帝国》(1970)一书,将符号学理论糅入自己所观察与思考的日本文化现象中,蕴含着某种超文本的旨趣,诚如夫子自道:“本文和影象交织在一起,力图使身体、面孔、书写这些施指符号得以循环互换;我们可从中阅读到符号的撤退。”[7](Ｐ1)
三
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1926-1984)以哲学家、社会历史学家、思想史学家著称于世,其影响身后犹存。虽然人们不止一次将他的理论归入结构主义之列,但福柯本人却从未认可,虽然他与德里达有师生之谊,但两人早已在学术成了论敌,因此福柯也和解构主义拉开了距离。尽管如此,在对于超文本理念的影响方面,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同样重要。
福柯之所以被某些超文本理论家引以为同侪,与他所创立的“知识考古学”的宗旨不无关系。其一,福柯认为:“就其传统形式而言,历史从事于‘记录’过去的重大遗迹,把它们转变为文献……在今天,历史则将文献转变为重大遗迹。”这就是说:传统的历史研究所关注的是流传下来的文本所述及的外部事实,而知识考古学则力图着手从内部研究它们、将对这些文本加以审视与描述看成是自己的任务。与此相类似,线性文本理念建立在自身是对于某种客观事实的记载、描绘或反映的基础上,而超文本理念则以创造一种相对独立的媒体世界为宗旨、诱导人们关注文本宇宙。其二,福柯认为:“不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不连续性却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与此相类似,在对于线性文本的写作与阅读中,人们重视和追求连续性,意脉贯通、一气呵成、起承转合、首尾呼应,都是基于连续性的要求。但是,超文本却将不连续性作为自己的标志,主张峰回路转、化整为零、歧义并见、随机跳跃。其三,福柯主张以“总体历史”代替“整体历史”。二者的差别在于:“一个全面的描述围绕着一个中心把所有的现象集中起来———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整体形式;相反地,总体历史展开的却是某一扩散的空间。”[8](Ｐ7-12)如果说线性文本所需要的是与整体历史相似的辐辏思维的话,超文本所需要的则是与总体历史相似的发散思维。线性文本力求建构某种集约的空间(围绕某一主题加以组织),而超文本则力求展开为“扩散的空间”。
福柯所谓“知识考古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为“话语理论”,因为它将历史看成是话语的构造。就话语而言,福柯的以下观点值得注意:
其一,在考察各个时代断层中作为“碎片”的话语时,不应埋头寻找其作者,而应致力于研究话语与人的其它实践产品的关系。“不是重建某些‘推理链’(正像人们经常在科学史或者哲学史中所作的那样),也不是制作‘差异表’(像语言学家们那样),而是描述散布的系统。”[8](Ｐ47)他所著的《疯癫与文明》(1961)、《规训与惩罚》(1975)可作为这种描述的注脚。在与《知识考古学》大约同时问世的论文《作者是什么?》(1969)中,福柯将作者界定为话语的功能(而非话语的主体),认为“作者的作用是表示一个社会中某些话语的存在、传播和运作的特征。”[9](Ｐ451)正如福柯所说,作者的功能在整个话语中并不具有普遍、永恒的意义,在人类历史上就曾经有过无须考究文本的作者是谁的时代。电子超文本网络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提出了这一问题。如果将某一文本置于上述网络,而且标示出该文本的每一观点、每一用语的来源的话,那么,表面上这一文本获得了高度重视,实际上却是被消解了,因为它在人们的心头唤起的是“不过尔尔”的感觉。当这个文本彻底消融在网络时,即使它在传统意义上是大师的作品,也丧失了原有的灵光。通过网络化的途径取消文本的自治性,尼采的著作可能被扩展到等同于洗衣店的单子,这是“杀死作者”的方法之一。对此,超文本理论家兰道已经言之凿凿。[10](Ｐ93)事实上,目前网络的应用已经显示出了淡化文本作者的倾向。
其二,与其它后结构主义者相类似,福柯从互文的角度把握话语的作用。他主张区别书的物质单位和书所支撑的话语单位,认为前者和后者相比显得既无力又次要,因作为物质单位的书本身不能自我表白,它只能建立在话语的基础上。“书的界线从来模糊不清,从未被严格地划分。在书的题目,开头和最后一个句号之外,在书的内部轮廓及其自律的形式之外,书还被置于一个参照其它书籍、其它文本和其它句子的系统中,成为网络的核心。”[8](Ｐ26) 这段话颇为超文本理论家兰道所看重。兰道在阐释超文本之由来时特别引用了它。[10](Ｐ3)
其三,他希望打通学科界限来开展研究,“考古学的领域可以像贯穿科学的本文那样,贯穿‘文学’的本文或者‘哲学’的本文。知识不只是被界限在论证中,它还可以被界限在故事、思考、叙述、行政制度和政治决策中。”[8](Ｐ238)他认为:人文科学是由于人在西方文化构成有待构想和有待认识的对象时出现的,时值19世纪。但是,也正是从19世纪起,认识论领域变得破碎零散,甚至四分五裂。人文科学将完整的人分割为碎片,使之变成不同学科的对象,在这一意义上,人文科学在发明“人”的时候也在消灭“人”。“人是晚近的一种发明。而且这一发明也许即将终结。”[11](Ｐ35)在我们看来,电子超文本网络的建设,有助于整合各个学科对于“人”的认识,虽然这里所谓“人”已经不再处于世界中心(网络化生存本无所谓中心)。
福柯以“权力思想家”著称。在《权力/知识》(布拉埃登1980年版)一书中,他否认权力是个人或阶级的资产,强调它具备网络的特征,其线头四处伸展。他认为权力并非放射自某一中心源泉(如君主或国家),而是呈现为分布式状态。权力在社会机体中无处不在。作为权力之对立面的抵抗点也无处不在。权力关系因此是无数对抗或不稳定之点。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如果承认福柯的观点是正确的话,围绕国家机器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便失去了意义,社会变革也无法靠自觉、统一的阶级力量来推动。不过,福柯关于权力网络的某些观点对于文本网络的研究还是有启发的。第一,超文本本质上就是文本网络。已经建造成功并付诸实用的万维网正在迅速扩展,早晚超文本在社会生活中将无处不在。在超文本的每个链接上,我们都看到了某种权力———对链接的设定就是权力的表现,它要求用户必须按规定的路线走,不许越链接一步(尽管路径是多重的)。有权力就有抵抗,当用户觉得页面上的链接不合自己的心意时,尽可以关闭上述页面。第二,福柯认为在知识形成的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权力。权力总是与知识联手,利用知识来推行社会控制。权力和知识是在话语中发生关系的。这启发我们将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作为一个课题引入超文本研究。从理论上说,电子超文本网络应当成为人类共享信息资源、实现知识创新的空间。但是,在网络中仍然存在对于信息资源的封锁,这种封锁自然是依赖于权力才实现的。有封锁就有反封锁,黑客的活动正由此产生。黑客利用了他们关于计算机和网络的高深知识来打破封锁,反过来了又增进了计算机专家对于网络安全的认识。第三,福柯所关注的不仅是文本的网络、话语的权力。在追踪“监狱的诞生”时,他所作的考察就遍及“高墙、空间、机构、规章、话语”。[12](Ｐ353)这提醒我们:电子超文本网络仍存在于文化大网络之中。前者目前无疑是后者当中与高科技联系最为密切、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成分,但是,其发展仍然为文化大网络所左右。例如,体现在文化大网络的价值观必定会浸染电子超文本网络的氛围,甚至决定电子超文本网络是作为自由天地而开拓还是接受规训而纳入传统媒体的轨道。
西方18世纪有所谓全景式监狱或敞视式监狱(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其特点是以中心了望塔监视设在环形建筑中的众多囚室。英国监狱改革的提倡者边沁(1748-1832)认为这种建筑可应用于监视犯人以外的场合,福柯进而创造出新词“全景敞视主义”(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ｉｓｍ)。他引述朱利尤(Ｊｕｌｉｕｓ)的话来阐释全景敞视原则:这里包含的东西不只是建筑学上的创新,它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事件。古代社会曾经是一个讲究宏伟场面的文明。“使大批的人群能够观看少数对象”,这是庙宇、剧场和竞技场的建筑所面临的问题。现代社会则提出了相反的问题,即“使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能够在瞬间看到一大群人”。这是为了适应国家日益增长的影响及其对社会的一切细节和一切关系的日益深入的干预的需要。[12](Ｐ242-243)在电子传播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看到了上述两个问题的表现:如果说电视作为媒体“使大批的人群能够观看少数对象”的话,那么,计算机网络作为媒体则倾向于“使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能够在瞬间看到一大群人”———对于网管员来说,用户其实没有多少隐私可言,至少,电子邮件比起书面信件来说要透明得多。不仅如此,“今天的‘传播环路’以及它们产生的数据库,构成了一座超级全景监狱(Ｓｕｐｅｒ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一套没有围墙、窗子、塔楼和狱卒的监督系统”;“数据库的话语,即超级全景监狱,是在后现代、后工业的信息方式下对大众进行控制的手段。”[2](Ｐ127-132)当然,计算机网络也提供了“让一大群人能够在瞬间看到一大群人”(多点对多点通讯)等可能性,因此给人以宽松的印象;同时,网上的信息流动看起来似乎不易监督,因此又给人自由的印象。
其实,网络本身是实行全景敞视主义的适宜场所。正由于如此,有人呼吁:“全景式监狱虽然可以看到一切,不过只是在它所了解的地域内。当国家和资本的全景监视力量起作用时,抵抗战士要创造新的领土并行动起来。”[13]如何评价所谓“抵抗战士”的所作所为自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德里达、巴特、福柯等思想家虽然已经逝世,电子超文本却正凭借人类有史有来所曾建造的最大机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电子超文本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代表了一种理念。只有弄清这种理念的来龙去脉,才能正确看待电子超文本所蕴含的推动社会变革的潜能。因此,我们有必要继续深入进行后结构主义等社会思潮与电子超文本理念之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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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化”论争与认同焦虑———以文论“失语症”和新诗
网络文学对文学批评理论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