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文学社会学的应用研究
1、 关于文学与政治
1979 年 《上海文学》发表评论员文章 《为文艺正名——— 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这篇文章传达了把文艺从政治的附庸解放出来的信息，这是新时期整个文艺界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先声。文学研究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学的内部规律，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有太多的矛盾关系，需要依赖意识形态来维系社会的整体和谐与共同目标，文学研究笼罩在一种理想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下，这种话语的特点是设置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现代/传统，改革/反改革，左/右，现代化/反现代化，所以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基本上还是政治的视角，根据政治的需要来进行研究，文学社会学也就成为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90年代以后，文学与政治更多地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进行冷静的学术思考。如曾永成的《文艺政治学导论》，朱晓进的《以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等文章就明显地体现出这种视野的变化。
2、关于文学与文化
在8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文学社会学开始从社会文化冲突、文化反思和文化嬗变的角度来审视文学，探索文学在社会文化历史发展中的意义，如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郑万隆的《我的根》，季红真的 《文明与愚昧的冲突——— 论新时期小说的基本主题》，冯黎明、欧阳友权、周茂君等人的 《新时期文学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雷达的《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等。他们往往有比较强烈的文化意识的主体性，但有的又夸大了文化因素的介入，反而冲淡消解了本身所具有的历史真实性和批判性。还有一种研究成果就是突破过去从政治视角评论作家作品到从文化的视角给予新的研究，如对于鲁迅、郭沫若、闻一多、老舍、巴金、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赵树理等作家的研究，而杨义的《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则从文化的视角对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家和文学现象作了全面的审视。
到了90年代，随着整个社会的转型，文艺学学科从中心到边缘的转变，王逢振、王宁、张京媛、王岳川等一批学者致力于国外新历史主义、后殖民理论、女权主义等文化理论的介绍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传播与文化译丛》，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商务印书馆的 《现代性研究译丛》、《文化和传播译丛》等系列译著的出版，李陀主编的 《视界》、陶东风主编的 《文化研究》等刊物对文化研究的关注，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研究的发展，文化研究运用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视角，思考文学，思考社会，无疑使文学社会学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学科也变得更开放，更充满活力，更富有学术意义。
从学术研究来看，文化研究在中国学术语境中存在一些不同的理解。狭义的文化研究指 !# 世纪中叶发端于西欧诸国，90年代初陆续介绍到中国的某种批评潮流，其内容涉及大众文化、文化身份、传媒、文化机构、文化消费、权力话语、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政治阐释学等等，这个意义的文化研究作为涵义广泛的批评潮流的共名，本身的领域和对象变动不居，暂时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和流派，但它在研究思维、操作方法、价值立场上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其成果也颇为丰厚。如陶东风的西方话语与中国语境文化研究，周宪、潘知常、王德胜的审美文化研究，张荣翼的流行艺术研究，欧阳友权、黄鸣奋的网络艺术研究，戴锦华的“英雄文化”研究，黄修己、蒋述卓的“城市诗学”等都是文化研究中富有个性色彩的风景。陶东风的《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这部2001年出版的著作准确地探讨了文化研究的学科特征即实践性、政治性、批判性与开放性，探讨了文化研究的语境化问题，尖锐而清醒地提出了文化研究是否为一种外部批评吗，文化批评与大众文化、大众传媒，与女性主义批评、与批判的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和对抗性公共空间等等问题，致力于构建文化研究的学术指向和大致内容，不失为热闹文化研究注入了一股清醒剂，从《转型时期审美文化研究》到《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反映了陶东风将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忧患意识与扎实的学术探讨相结合的学风转变，代表了当前此类文化研究的基本走向。
广义的文化研究把人类历史累积起来的各种文化成果作为话语资源，展开对文学的多向度阅读与理解，寻绎文学活动中的文化要素，并从更为深广的语境中赋予文学以新的质素与空间。这类文化研究更多地是关注文学与文化与社会历史运行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如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避开简单的政治、美学评价，把分析引向文本的 “生产机制”和“意义结构”的关注上来。南帆的《文化的维度》立足汉语言文化大背景，以文学真实、修辞、叙事话语，人类几个方面对新时期文学重新解读，还有如金元浦主编的“当代文化批评丛书”，陶东风的《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陈晓明的《表意的焦虑——— 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夏中义的 《新潮学案》，王一川的 《汉语形象美学引论》等著作都在传达一种立场：自现代以来，中国文学不管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就是民族——— 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强有力的手段，通过讲述民族——— 国家寓言，文学成为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研究者们都不满足于对文本自足性的简单读解，而愈发注意揭示隐藏于一个独立文本内部的文化秘密，这也就大大扩展了文艺社会学研究对社会文化的解释力和干预力。有些学者还致力于文艺文化学，想整合人文学科的既有知识，通过比较给多元语境中的文学以新的定位，成果主要有蒋述卓等人著的《文化视野中的文艺存在——— 文艺文化学论稿》、《批评的文化之路——— 文艺文化学论文集》等。
当然，在文化研究领域也有一些简单地移植和照搬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青年学者，凭借阐释手段驰骋自己的学术专长，拒斥理性，颠覆和瓦解一切秩序，完全不顾中国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表现出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事实上，中国的文化研究或多或少显露出强调文学的文化属性而程度不同地忽视文学本身所固有的历史属性、审美属性和文本自身的特殊属性的倾向，而且中国理论界并未像西方做了几十年的“内部研究”工作，“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都缺乏对文学本身的深入探索。因此一些学者敏锐地感受到文学的文化研究要真正地成为一种属于中国的关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必须实现诗学转换，成为文化诗学，使文化诗学建立在“诗学”的基础上，既是审美的，又是文化的，两者相互沟通与融合。其得力倡导者有童庆炳、蒋述卓、程正民等，主要成果有童庆炳的《走向文化诗学》、蒋述卓的《走文化诗学之路》、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等。
3、关于文学与地域
地域研究严格地讲是文化研究的一种视角，也是文学社会学取得重要成果的领域。如果说文化的研究在80年代主要是面对现代与传统的矛盾的话，90年代则主要是面对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由此文学与地域的研究已就不仅仅是从地域去寻求资源的意义了。
以文学社会学学科传统来看，就非常重视地域因素对文学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 “寻根”的热潮中，就有从地域视角进行文学研究的成果。而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语境日益贴近我们的社会生活之时，文学社会学的地域视角的研究意义似乎更加突出。有的学者甚至习惯于使用“本土”的概念，这个时候的地域文化的眼光已经不仅仅是意味着自己心中的温暖家园，而更多的是承担了一种反对西方文化入侵的激情，隐含了一种从本土文化中吸取营养以抵抗全球化的文化立场。这方面的代表成果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地域研究的理论成果，如袁行霈的《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樊星的《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肖云儒的《中国西部文学论》等。一类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观照古代现代的文学作家、文学流派，如严家炎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地域文化丛书》，陈庆元的《文学：地域的观照》，靳明全的《区域文化与文学》，冷成金的《文学与文化的张力》，陈方竞的《鲁迅与浙东文化》等。一类是地域或区域文学史著作，如陈伯海主编的《上海近代文学史》，王文英主编的《上海现代文学史》，陈庆元的《福建文学发展史》，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王嘉良主编的 《浙江20世纪文学史》，崔洪勋、傅如一主编的 《山西文学史》，王齐洲、王泽龙著的《湖北文学史》、马清福的《东北文学史》，高松年的《吴越文学史》，邓经武的《世纪巴蜀文学》。这些文学与地域20的研究成果能做到既不背离中国文学的总规律，但又注重地域文学的自身的特殊规律。但每个地域的文化都是自身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反叛，怎样处理好地域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地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4、关于作家社会文化心态研究
我们可以把作家社会文化心态研究看作是文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而归入文学社会学。作家社会文化心态研究往往从心态上的解剖入手而进入社会文化领域，这是该类研究最具社会价值也最具深度的地方，伴随着文艺心理学的成就，作家社会文化心态研究也取得了突出成绩。有的是对单个作家的研究，如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 鲁迅传》，钱理群的 《周作人传》、《大小舞台之间——— 曹禺戏剧新论》，吴俊的《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当代西绪福斯神话》等；有的侧重于作家心态类型的研究，如孟繁华的《梦幻与宿命——— 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王晓明的《潜流与漩涡》，贺仲明的《中国心像———20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杨守森主编的《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则力图对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类型作全面的分析与描述，虽与预期目标有点距离，但也可代表对作家文化心态研究的最全面的总结。
对于作家社会文化心态研究来讲，要从复杂多元的作家心态大量的历史资料中去追寻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时，又往往容易显示出庸俗的文学社会学的眼光。但这类研究往往又暗合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念：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文学社会学的批评与研究也永远是渗透现代意识的批评与研究。
当然，文学社会学的发展也面临着不少的问题。首先是文学社会学的对象问题。面对审美化正在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组织原则，社会学将不断面临新的复杂的社会问题，文学也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既需要我们的研究关注现实并充满激情，也需要对社会和文学问题作深入细致的了解和理性的分析，才能使文学社会学对中国本土语境中的问题做出回答，这是文学社会学不断获得活力的根本所在。第二是方法问题。文学社会学要依重社会学的方法，也要借鉴文艺学的方法，但目前我们尚无系统的对科学的文学社会学方法的阐述，而社会学的经验性的、具体的、重实证的方法，在中国文学社会学研究中很少使用，这也制约了文学社会学的学科发展。
马尔库塞的第三条道路与文学社会学的新生
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理论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