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德里达在他的著作《明信片》这本书中, 借其主人公之口, 写了下面这段耸人听闻的话:
“……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 政治影响倒在其次), 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 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 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
在这里, 我又遇见了那位上星期六跟我一起喝咖啡的美国学生, 她正在考虑论文选题的事情(比较文学专业) 。我建议她选择二十世纪(及其之外的) 文学作品中关于电话的话题, 例如, 从普鲁斯特作品中的接线小姐, 或者美国接线生的形象入手, 然后再探讨电话这一最发达的远距离传送工具对一息尚存的文学的影响。我还向她谈起了微处理机和电脑终端等话题, 她似乎有点儿不大高兴。她告诉我, 她仍然喜欢文学(我也是, 我回答说) 。很想知道她说这句话的涵义。”①
以上引用的德里达或者他的作品主人公在《明信片》中说的这段话实在是骇人听闻, 至少对爱好文学的人是这样, 比如像我, 以及在文中与主人公对话、正在寻找论文选题并且有点儿不高兴的美国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这位主人公的话在我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有焦虑、有疑惑, 也有担心、有愤慨, 隐隐地或许还有一种渴望, 想看一看生活在没有了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这些最主要的人文学科的世界里, 将会是什么样子。无异于生活在世界的末日! 德里达在《明信片》中写的这段话在大部分读者心目中可能都会引起强烈的疑虑, 甚至是鄙夷。多么荒唐的想法啊! 我们强烈地、发自本能地反对德里达以这样随意、唐突的方式说出这番话, 尽管这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在最主要的信息保留和传播媒介身上发生的这种表面的、机械的、偶然的变化, 说得准确点儿, 就是从手抄稿、印刷本到数码文化的变化, 怎么会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情书——这些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里都非常普遍的事物——的终结呢? 它们一定会历经电信时代的种种变迁而继续存在?(问号为作者所用—译注) 当然, 我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写情书! 当然, 我可以在连接着因特网的电脑上创作并发送文学、哲学作品, 甚至是情书, 就如同我以前用手写、打字机、或者印刷出来的书来完成这些事情一样。但是, 精神分析学这门原本依赖面对面的谈话( interlocution , 被称为“谈话疗法”) 的学科怎么可以束缚在印刷机的控制之下, 并进而迫于数码文化的转向而走向终结呢?
德里达这些唐突甚至有点儿近乎放肆的话在我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正如那个研究生在听到德里达这样古怪的建议后心里涌起的想法。顺便提一下, 阿维塔尔·罗奈尔对德里达这个建议却另有一番理解, 而且, 毫无疑问, 她没有把它当作德里达对正面提问的回答。电话中的普鲁斯特和德里达的《明信片》都出现在了罗奈尔的名作《电话簿》中, 并以自己的方式预言了新一轮电信时代的到来。劳伦斯·里克尔斯像弗里德里希·基特勒一样, 也早就在现代文学、精神分析和文化中概括然而鲜明地提到了电话②。
然而, 德里达就是这样断言的: “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 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 甚至情书的终结。他说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 “再也不要写什么情书了!”可是, 这怎么可能呢? 不管怎么说, 德里达这些话——不管是他(或者《明信片》中的主人公) 跟那位研究生的, 还是你我在那本书中读到的——在我们的心中都激起了强烈的恐惧、焦虑、反感、疑惑, 还有隐隐的渴望, 这些话是“恰如其分”的施为性话语(“felicitous”performative utterance) 。他们实践着他们的箴言而间接地带来了文学、情书等等的终结, 正如德里达在最近一次研讨会上所讲的, 说“我爱你”这句话, 不仅仅会在说话者心中产生爱的波澜, 而且还会在听话者心中产生信念和爱的涟漪。
尽管德里达对文学爱好有加, 但是他的著作, 像《丧钟》( Gl as ) 和《明信片》, 的确加速了文学的终结, 关于这一点, 我们已经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文化中(比如欧美国家过去200 年或者250 年的历史文化) 得知。在西方, 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 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 “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 开始于17 世纪末、18 世纪初的西欧。它可能会走向终结, 但这绝对不会是文明的终结。事实上, 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 那么, 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 而把它引向终结。
德里达在《明信片》这本书中表述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 新的电信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打破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法(inside/outside dichotomies) 。在书中, 作者采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过时的形式对这个新时代进行了讽喻性的描写, 即不仅引述主人公与其所爱(一位或者多位) 进行的大量电话谈话, 而且还利用正在迅速消逝的手写、印刷以及邮寄体系这些旧时尚的残余: 明信片。明信片代表而且预示着新的电信时代的公开性和开放性(publicity and openness) , 任何人都可以阅读, 正如今天的电子邮件不可能封缄, 所以也不可能属于个人。如果它们正好落在我的眼皮底下, 如德里达在《明信片》和他令人欣羡的散文《心灵感应》③中展示的明信片和信件, 我就会使自己成为那个接收者, 或者, 我被奇妙地变成了那个接收者, 那么, 那些正好落入我眼帘的明信片或者电子邮件上的信息就是为我所写, 或者说, 我认为它们是为我写的, 不管它们到底是写给谁的。在我读以上我从《明信片》这本书中引用的段落时, 情况就是这样。说话人传达给那位研究生的坏的甚至是讨厌的信息——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将会终结——也同时传达给了我, 我也成了这个坏消息的接受者。在书中, 由于主人公的话而使那位学生心中产生的强烈反感也同样在我的心中产生。
或许, 德里达在上面引述的这段话中所说的最让人心惊的话就是: 比起那种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终结的新的电信统治的力量, “政治的影响倒在其次。说得再准确点儿, 德里达的原话是, “从这个意义上说, 政治的统治(political regime) 是第二位的。我认为, “从这个意义说”, 是指他不否认(我也不会) 政治影响的重要性, 但是, 新的电信统治的力量是无限的, 是无法控制的, 除非是以一种“不重要”的方式, 受到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政治控制。
众所周知, 在西方, 始于19 世纪中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从以商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中心的经济向越来越以信息的开发、储存、检索和发送为主导的经济的重大变革。现在, 甚至连货币都首先是信息, 它以光的速度通过电信网络在世界范围内兑换和发放, 而同样的电信网络也在以数码的形式传播着文学。例如, 亨利·詹姆斯的几部小说现在可以从因特网上看到, 而其它大量的文学作品仍然属于现在这个正在迅速走向衰落的、在印刷机统治下的历史时代。
照相机、电报、打印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放映机、无线电收音机、卡式录音机、电视机, 还有现在的激光唱盘、VCD和DVD 、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我们都知道这些装置是什么, 而且深刻地领会到了它们的力量和影响怎样在过去的150年间变得越来越大。正像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 以及其他人曾经提醒我们的那样, 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和人们中间, 对这些设施的占有及其相应的影响很不均衡。目前, 在美国只有50 %的家庭拥有个人电脑, 当然, 这个比例在其它许多国家还要小得多。但是, 不管以这种还是那种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 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由于这些科技产品的出现而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上网, 这种变化还会加快, 就像当初电视的出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一样。这些变化包括政治、国籍或者公民身份、文化、个人的自我意识、身份认同和财产等各方面的转变, 文学、精神分析、哲学和情书方面的变化就更不用说了。
民族独立国家自治权力的衰落或者说减弱、新的电子社区(electronic communities) 或者说网上社区(communities in cyberspace) 的出现和发展、可能出现的将会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正是这些变异将会造就全新的网络人类, 他们远离甚至拒绝文学、精神分析、哲学的情书) —这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三个后果。毫无疑问, 各种电信设施的出现在拓宽人们感知视野(例如, 电视就是耳朵的延伸) 的同时, 也危及到了各种个人的空间和自由, 它的后果或者是由于反动保守的民族主义(往往是分裂的民族主义) 而致使曾经稳定的国家或者联盟内部形势恶化, 就像今天在非洲和巴尔干半岛发生的事情一样, 或者是激起人们对种族灭绝( genocide ) 和“种族清洗( ethnic cleaning) ”的恐惧。正是出于对这些新科技产品的恐惧, 相关的预防措施也应运而生, 例如, 美国国会通过了《通讯文明法案》(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 旨在控制因特网的不良发展态势。显然, 这一法案并不符合宪法, 而是对美国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之权利的破坏。法庭已经做了这样的裁定。
至于新的电信技术的激进后果, 在我看来, 最令人哗然的事情或许就是, 没有一个发明者曾经预想到他的发明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或者有意要这样做。电话或者卡式录音机的发明者只不过是创造性地摆弄金属线、电流、振动膜片、塑料带用以探索技术上的可能性。据我所知, 这些科学家们无意于终结文学、情书、哲学或者民族独立国家, 是原因与结果之间的不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 , 再加上巨大影响的意外的一面——它们并不亚于人类历史上一次急遽的动乱、变革、暂时中断或者重新定位——才造成这样令人惊惧的后果。
新的电信通讯对当地或者跨国意识形态的产生有着巨大的影响。如果有谁胆敢宣称我们已经走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 那么, 这人无疑是一个鲁莽轻率的书呆子。意识形态不会那么容易地消逝, 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 我认为,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并没有完全丧失它的针对性。马克思和路易阿尔都塞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诠释, 但他们二人都认为, 意识形态是建立于人类现实的物质存在条件, 也即人们赖以存在的商品生产、销售和流通模式之上的虚构的、想象的上层建筑。他们都认为, 意识形态不会因为教育或者理性的论争而发生改变, 而会由于存在的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意识形态也不只是纯粹的、主观的、幽灵般的或者不真实的谬误和堆积。它有力量( 往往是不幸的) 干预历史而导致事情的发生, 例如, 在我居住的加利福尼亚州, 严厉的移民法和稀奇古怪的宣布英语为加州官方语言的法律条文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力量的反映。虽然保罗·德曼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管怎么说, 确切点儿, 那意味着, 现在或者任何时侯), 但他却是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的忠实读者。马克思和阿尔都塞两个人可能都会认同他在《抵制理论》这篇文章中对意识形态进行的界定: “这并不意味着想象叙事不属于世界和现实的一部分; 它们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可能远远超出了予人慰藉的范畴。我们所称为意识形态的东西恰恰是语言与自然的现实以及相关和现象的混合体。”④
我想在德曼所说的基础上再补充一点: 并非语言本身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形成意识形态错觉, 而是受到这种或者那种媒介影响的语言, 例如嗓音、书写、印刷、电视或者连接因特网的电脑。所有这些复制技术都会利用那种奇怪的倾向以栖居于人人都拥有的想象或者幻想的空间。读者、电视观众或者因特网用户的身体——在眼睛、耳朵、神经系统、大脑、激情这个意义上的真实的人体——通过所有生物个体中人类所独有的奢侈的倾向, 至少是以夸张的形式, 被挪用以成为幻象、精神和大量萦绕于心的回忆相互纠缠的战场。我们把身体委托给没有生命的媒介, 然后, 再凭借那种虚构的化身的力量在现实的世界里行事。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福楼拜的爱玛·包法利、康拉德的吉姆爷就是依靠在读书过程中形成的幻觉在现实世界里生活。这也是读者在阅读小说、在与堂吉诃德、爱玛包法利和吉姆爷交流对话的过程中萦绕于心的话题。这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著作或者说意识形态的工作。比起过去那些书籍来, 现在这些新的通讯技术不知道又要强大多少倍!
新的通信技术在形成和强化意识形态方面有很大的作用。它们通过一种梦幻的、催眠似的吁求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一点虽然不容易甚至不可能理解清楚, 但却很容易看到。因为理解的工具被需要理解的内容牵制住了。过去是报纸, 现在是电视、电影和越来越多的因特网。有人可能会认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些技术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是中性的。它们只会告诉什么就传播什么。但是, 正像马歇尔·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chan) 曾经说过的一句广为人知的话, “媒介就是信息。我觉得这句话就像德里达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所说的, 媒介的变化会改变信息。换一种说法就是, “媒介就是意识形态。对德曼来说, 意识形态不是处于理性意识的层面上、很容易就可以修正的错误, 马克思和阿尔都塞也都这样认为,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他们采取的方式不尽相同。意识形态是强有力的无意识的谬误。阿尔都塞说过, 在意识形态中, “人们以想象的方式向自己再现真实的生存状况”⑤。在我引述的这段话中, 德曼这样说的目的是要说明, 我们所称为意识形态的东西是语言和自然的现实的混合体。在意识形态中, 纯粹属于语言幻象或者幽灵似的创造的东西被认为是对事物的准确陈述。这种谬误总是被那么想当然地认作是无意识的。我们对自己说, 当然了, 事情原本就是这样的。由于意识形态的偏差是无意识形成的, 人们往往对此不假思索, 所以, 只是简单地指出来“那是错的”不可能修正意识形态本身的谬误, 就像你不能指望指出被爱人的缺点而拯救陷入爱河中的人一样。
我想对以上的阐述再做一些补充, 正像我在上面提到的, 创造和强化意识形态的, 不仅是语言自身, 而且是被这种或那种技术平台所生产、储存、检索、传送所接受的语言或者其它符号。手抄稿和印刷文化是这样, 今天的数码文化也是如此。阿尔都塞在上面引用过的文章中把“电信通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出版社、广播和电视等等) ”与教育、政治体系、司法体系等等并列在一起, 作为各种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一部分。印刷技术使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 以及民族独立国家的概念成为可能。新的电信时代正在产生新的形式来取代这一切。这些新的媒体——电影、电视、因特网不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播意识形态或者真实内容的被动的母体。不管你乐意不乐意, 它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被“发送”的对象, 把其内容改变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方式。这就是德里达所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政治的影响倒在其次。你不能在国际互联网上创作或者发送情书和文学作品。当你试图这样做的时候, 它们会变成另外的东西。我从网上下载的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金碗》( The Golden Bowl) 早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同样, 政治和公民身份的意义也不同于互联网的用户、电视观众或者旧日时尚的报纸读者。电视对政治生活的改变在最近的美国总统选举中表现得极其引人注目。人们都根据候选人在电视屏幕上表现出来的风采投票, 而不会基于其它节目的客观评述, 更不会根据他们在报纸上读到的评介报道。现在阅读报纸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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