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指出通过新的电信手段传送到世界各地的意识形态之最显著的特征。容易的原因是许多专家学者已经告诉了我们它们是什么, 如我开头引用的德里达写下的话。印刷时代使现代的民族独立国家、帝国主义对世界的征服、殖民主义、法国和美国的大革命、精神分析、情书, 以及从笛卡尔、洛克、休谟一直到康德、黑格尔、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哲学成为可能(后面的三位已经不情愿地、顾虑重重地进入了打印机和留声机的时代) 。我并不是说印刷业的发展是造成18 世纪到20 世纪初这些文化特征的唯一“原因”。其它因素无疑也有助于它们的形成, 比如蒸汽机车、邮寄系统、珍妮纺纱机、欧洲式的火药、功率和效率越来越高的大炮等等, 这就像内燃机车、喷气式飞机、晶体管收音机、火箭等等是二次工业革命所必需。但是, 我坚持认为所有这些目前正在走向衰落的文化特色委实建立在印刷技术、报纸, 以及印发《宣言》的地下印刷机和出版商的基础之上, 正是这些秘密印刷机和出版商冒着新闻审查的风险, 才使这些人的书得以问世: 笛卡尔、洛克、理查生、托马斯·潘恩、马克斯·德·萨德、狄更斯、巴尔扎克、马克思、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和乔伊斯。
印刷业的发展鼓励并且强化了主客体分离的假想; 自我裂变的整体(separate unity) 与自治;“作者”的权威; 确切无疑地理解他人的困难或者不可能性; 再现或者一定程度上的模仿的体系(我们过去常常说, “那是现实, 这是现实在印刷的书中的再现, 它将受到超出语言之外的现实真实性的检验”); 民族独立国家的民族团结和自治的设想——它得到了阿尔图塞所列出的那些国家机器的加强, 其中包括“电信通讯ISA”; 法律法规通过印刷得到了强制执行; 报纸的印发使一定的国家意识形态得到了连续的灌输; 最后, 现代研究型的大学获得了发展, 成为向未来公民和公务员灌输国家道德观念的基地。当然, 这些观念经常遭到来自印刷媒体的驳斥, 但是, 我觉得, 它们自己又在不断地强化它们予以驳斥的东西, 甚至不惜采用设问的方式。例如, 过去我们常常听到, “如果让我控制出版机关, 我将能够控制整个国家。现在这类人或许可以说, “让我控制所有的电视台和所有的无线电广播电台, 我将能够控制整个世界”。
读者可能会注意到, 所有这些印刷文化的特色都依赖于相对严格的壁垒、边界和高墙; 人与人之间、不同的阶层/ 种族或者性别之间、不同媒介之间( 印刷、图像、音乐) 、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意识与被意识到的客体之间、超语言的现实与用语言表达的现实的再现, 以及不同的时间概念(例如, 在西方语言中, 历史叙事和小说借助于时态结构来强化这一点) 。
印刷机渐渐让位于电影、电视和因特网, 这种变化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发生着, 所有那些曾经比较稳固的界限也日渐模糊起来。自我裂变为多元的自我, 每一个不同层面的自我都缘于我碰巧正在使用的机构(prosthetic device) 。这也是情书现在不大可能存在的一个原因。在电话或者因特网上, 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再也不是原来那个写情书然后再通过邮局邮寄的那个人。从笛卡尔一直到胡塞尔的哲学所赖以存在的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也被极大地削弱了, 因为电影、电视或者因特网的屏幕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 而是一线相连的流动的主体性的延伸。这可能是德里达所说的“新的电信时代将会带来哲学的终结”的内涵之一。
再现与现实之间的对立也产生了动摇。所有那些电视、电影和因特网产生的大批的形象, 以及机器变戏法一样产生出来的那么多的幽灵, 打破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区别, 正如它破坏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分野。人们常常难以分辨电视节目里的新闻和广告。一部小说作品(至少使用西方语言创作的作品是这样) 会通过动词的时态变化告诉读者, 正在描述的事情应该被认为发生在想象中的现在, 还是应该属于用一般现在时讲述的过去。电视或者电影形象属于比较奇怪的一类——非现在的现在, 要想说清楚它到底是不是“目击新闻”, 即是不是所说的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还是如他们所说的, 一种“仿像(simulation) ”, 也常常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许多人原来认为, 而且可能仍然这样认为, 美国人并没有真的登上月球, 登月场景摄制于一家电视演播厅。因为唯一的证据就是屏幕上那些舞动的形象, 你怎么能够确信呢?
新的电信通讯媒体也正在改变着大学, 不管是喜还是忧, 大学再也不是自我封闭的、只服务于某个国家的象牙塔, 它越来越多地受到那些跨国公司的侵扰, 得到它们的资助并为其利用。新型研究型的综合大学也为全新的跨国社区和联合发展提供了舞台。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的界限也正在被因特网这样的信息产业所打破, 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一个服务器, 几乎马上就可以链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网址。国际互联网既是推动全球化的有力武器, 也是致使民族独立国家权力旁落的帮凶。
最近, 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也日渐消逝。视觉形象、听觉组合(比如音乐), 以及文字都不同地受到了0 到1 这一序列的数码化改变。像电视和电影、连接或配有音箱的电脑监视器不可避免地混合了视觉、听觉形象, 还兼有文字解读的能力。新的电信时代无可挽回地成了多媒体的综合应用。男人、女人和孩子个人的、排他的“一书在手, 浑然忘忧”读书行为, 让位于“环视” 和环绕音响”这些现代化视听设备。而后者用一大堆既不是现在也不是非现在、既不是具体化的也不是抽象化的、既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不死不活的东西冲击着眼膜和耳鼓。这些幽灵一样的东西拥有巨大的力量, 可以侵扰那些手拿遥控器开启这些设备的人们的心理、感受和想象, 并且还可以把他们的心理和情感打造成它们所喜欢的样子。因为许多这样的幽灵都是极端的暴力形象, 它们出现在今天的电影和电视屏幕上, 就如同旧日里潜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恐惧现在被公开展示出来了, 不管这样做是好是坏, 我们可以跟它们面对面, 看到、听到它们, 而不仅仅是在书页上读到。精神分析的基础——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区别——而今也不复存在了。我想, 这可能就是德里达所谓的新的电信时代正在导致精神分析的终结。
当然, 我书架上的这些书也都是招致幽灵般的世界产生的有力工具, 因此, 它们也是借助于书籍来强化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 在我读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时, 黑格尔的精神( Geist ) ” 或者海德格尔的“ 存在(Sein) ”从我眼前闪过; 在我读精神分析方面的著作时, 无意识的鬼魅或者弗洛伊德的病人如伊尔马、安娜和多拉跃然纸上; 而当我读小说时, 作品中那一群人物形象也都跳将出来: 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司汤达的法波里丘、福楼拜的爱玛·包法利、乔治·爱略特的多萝西娅、亨利·詹姆逊的伊莎贝尔、乔伊斯的列奥波德·布卢姆。正如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所言, 所有的书“都是为死者而写, 就像那些源于埃及的典籍代表着(西方!) 文学的源头”⑥。书籍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武器, 使我们得以结识所有那些栖居在哲学、精神分析和文学大厦里的幻象。
但是, 电视和电影屏幕上的鬼魅形象看起来要客观、公开得多, 人人都可以观看, 不用我自己费神读书就可以感受到它们的存在。其次, 如我已经说过的, 这些新的电信技术, 以及那么多以新的方式与鬼接触的新设施, 也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母体(ideological matrices) 。例如, 它们打破了黑格尔在《现象学》中以为前提又进而否定的主客观之间、意识与意识客体之间的屏障。
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新形势下, 我们该怎么办? 如我借德里达的话在上面提过的, 新的电信时代可能形成于资本主义, 但是它已经超出了它的缔造者, 并且注入新的力量, 开始了自己独立的旅程。这就是德里达所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政治的影响倒在其次。这也正是我们的机会所在: 新型电信通讯的开放性, 它可以促进我们的流动或者康复, 以及新的同盟的形成。这一切怎么可能发生呢? 一个答案就是承认, 批评性分析或者说诊断总是具有施为和述愿的层面。虽然这些技术对新形式被赋含的含义有巨大影响, 但是, 它们可以被挪用为人类合作惯例的新形式。我们并不是单纯受它们的支配。对新型通讯技术的挪用可能以各种各样的新的网络社区的名义进行。我沿用比尔·雷丁斯的习惯, 称之为“有着分歧的社区。乔治·阿甘本称这种多样的联合为“未来的社区”⑦。
新的通讯技术还可以用来促进政治责任感的施为行为。那些行为作为一种可能的不可能性, 是对未来前卫要求的“未来民主”的回应。如果这种完美的民主被列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未来, 如果它从一定可以预见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可能的, 那么, 它就不会要求我们的实践(praxis) 。只是在设置的连续性上作为没有间断的不可预见的和不可能的, 它才吸引我们、要求我们或者强迫我们的施行性规范。
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就是《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一句话: “我们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人生而平等, 上帝赋予他们这些不可或缺的权利— 生命、自由、追求幸福。一方面, 这句话肯定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 它们不必诉求政治行为来保证它的实现。另一方面, 这句话说, “我们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我们认为”是一个施为性言语行为。它创造了声称为不言自明的真理, 而且使所有读到这些话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支持、承诺遵循, 并且努力去实现它。我的一位祖先, 罗得岛的塞缪尔·霍普金斯(Samuel Hopkins) 就曾经在《美国独立宣言》上签名。这些话鼓励我们努力工作以在未来的施为行为中实现这种梦想。蕴含在这些话中的承诺在美国远未完美地兑现。虽然这些话属于过去, 属于我们的父辈缔造这个国家的时刻, 它们仍然等待我们在未来去更圆满地实现这些承诺。这些话正在从遥远的民主的地平线呼唤我们的到来。
那么, 文学研究又会怎么样呢? 它还会继续存在吗? 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 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我非常怀疑文学研究是否还会逢时, 或者还会不会有繁荣的时期。这就赋予了黑格尔的箴言另外的涵义( 或者也可能是同样的涵义): 艺术属于过去, “总而言之, 就艺术的终极目的而言, 对我们来说, 艺术属于, 而且永远都属于过去”⑧。这也就意味着, 艺术, 包括文学这种艺术形式在内, 也总是未来的事情, 这一点黑格尔可能没有意识到。艺术和文学从来就是生不逢时的。就文学和文学研究而言, 我们永远都耽在中间, 不是太早就是太晚, 没有合乎适宜的时候。
现在, 我们换种方式结束这篇文章, 也许这与黑格尔的话相悖, 但我坚持认为, 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正当时的时候, 无论是在过去、现在, 还是将来。不管是在过去冷战时期的文学, 还是现在新的系科格局正在形成的全球化了的大学, 文学只是符号体系中一种成分的称谓, 不管它是以什么样的媒介或者模式出现, 任何形式下的大学院所共同的、有组织的、讲究实效的、有益的研究都不能把这种媒介或者模式理性化。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 但是, 它会继续存在, 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 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文学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虽然从来生不逢时, 虽然永远不会独领风骚, 但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 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 文学——信息高速路上的坑坑洼洼、因特网之星系上的黑洞——作为幸存者, 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 就是在这里, 现在。
①《邮件》(“Envois”), 选自雅克·德里达的著作《明信片》( L a carte postale)(巴黎: Aubier -Flammarion , 1980 年版), 第212 、219 页; 英文版《明信片》( The Post Card), 艾伦·巴斯(Alan Bass) 翻译(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197 、204 页。
② 参阅阿维塔尔·罗奈尔(Avital Ronell) , 《电话簿》( The Telephone Book)(林肯: 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劳伦斯·里克尔斯(Laurence Rickels) ,《电话上的卡夫卡与弗洛伊德》(“Kafka and Freud on the Telephone”), 选自《奥地利现代文学: 国际阿图尔·施尼茨勒研究会学刊》( Modern Austrian Literature : Journal of the Intemational Arthur Schnitzler Association ) 第22 卷3/4 , 1989 年, 第211 -225 页, 以及《丧服的错误》( Aberrations of Mourning)(底特律: 韦恩州立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尤其是第7 、8 章;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 Friedrich Kittler) , 《随笔: 文学、媒体与信息体系》( Essays : Literature , Media Informa-
tion System), 约翰·约翰斯顿(John Johnston) 主编(阿姆斯特丹: G + B 国际艺术, 1997 年版), 尤其是第31 -49 页。
③ 参阅雅克·德里达, 《心灵感应》( “Tépathie”选自《狂怒》( Furor) 1981 年2 月, 第2 期, 第5 -41 页; 同时参阅德里达, 《心理: 另类发明》( Psyché: Inventions de l’ autre) (巴黎: 加利利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237-70 页; 英文版《心灵感应》(“Telepathy”), 尼古拉斯·罗伊尔(Nicholas Royle) 翻译, 选自《牛津文学评论》( The Oxford Literary Review), 第10 卷, 1988 年第12 期, 第3 -41 页。
④ 保罗·德·曼, 《抵制理论》(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明尼亚波利斯: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11 页。
⑤ 路易斯·阿尔图塞,《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 Notes towards an Investigation ]”), 选自《列宁与哲学及其它文章》(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本·布鲁斯特(Ben Brewster) 翻译(纽约: 每月评论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163 页。
⑥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 出处同上(注释2) , 第37 页。
⑦ 参阅比尔·雷丁斯(Bill Readings) 《破败的大学》( The University in Ruins)(麻州: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以及乔治·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 ,《未来的社区》( L a comunit.che viene)(都灵: Einaudi , 1990 年版); 英文版《未来的社区》( The Coming Community), 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 , (明尼亚波利斯: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
⑧ 黑格尔, 《美学讲稿》( Vorlesungen uber die Asthetik) 选自《理论文集》( Theorie Werkausgabe) [(美因河畔) 法兰克福: Suhrkamp , 1970 年版] 第13 卷, 第25 期。我非常感激安德载耶·沃敏斯基(Andrzej Warminski) 为我提供资料并推荐我使用有关黑格尔的解释性译文。我同时感谢他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黑格尔这些句子的英文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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