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Intertextuahty)(亦称“文本间性”)，是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逐渐兴起的一种理论话语。1966年，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首次在她的一篇名为《词、对话、小说》的论文中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ry)”这个术语。①克氏曾这样说到：“‘艺术’揭示的是一种特定的实践，它被凝结于一种具有极其多种多样表现的生产方式中。它把陷入众多复杂关系中的主体织入语言(或其他‘意指材料’)之中，如‘自然’和‘文化’关系，不可穷源的意识形态传统和科学传统(这种传统因此是有效的)和现时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欲望和法则，身体，语言和‘元语言’等等之间的关系中。”②这种符号分析和互文性研究给予了我们一种启示：研究者应当将文本真正置入了一张历史、社会和精神之网中间，通过互文性理论，真正探究出克氏所说的“本文的意义”——处于这众多意指实践的复杂关系之中的主体状况——即主体在语言中的位置。
《致橡树》(以下简称《致》)写于70年代末，近二十多年来，一直作为当代爱情诗的典范收录于各种新诗选本，也作为朦胧诗人舒婷的代表作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这一文本成为当代经典的呢？在艺术上，一些评论家如是说：“追求意象的新鲜独特、联想的开阔奇丽，在简洁、含蓄、跳跃的形式中，对生活进行大容量的提炼、凝聚和变形，使之具有一定象征和哲理的意味”③；而在思想上，众多文学史也对该诗弘扬女性的人格独立和对真诚爱情的呼唤向往持高度的评价态度。这就是近二十年来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对该诗进行经典化过程中的基本状况，但是，我以为这种启蒙主义立场为了自身反传统的文化政治目的，恐怕将《致》作了过于简单化的理解。他们的解释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该诗意义的一两个侧面，但却是以对该诗更多方面意义的遮蔽为代价的。
本文试图突破这种二元对立的价值思维模式，在对文本进行修辞性互文解读的基础上，揭示出这样一首小诗是如何在复杂的语词能指穿梭中确证自己的主体身份的，进而论证这种身份并非如启蒙主义文学史所言：仅仅是一种具有价值同一性的反传统主体，而是别有另一种身份景观：它是在历史、现实和精神之网中编织而成的多重主体，在追求反传统的姿态背后暗藏有某种传统价值的复归。它带给我们的是对一种独立姿态背后的价值牴牾现象的思考。
二、《致橡树》的再解读
在进人正式分析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致橡树》的诗歌本文。
1．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2．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
3．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4．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
5．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
6．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7．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8．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下面，本文将从传统、现实、心理三个维度进行本文分析：1．传统维度：独立的女性。全诗共分为八个段落，按照诗歌的内在抒情逻辑，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第1、2段为第部分，第3、4段为第二部分，后四段为第三部分。
第一部分似乎是在否定凌霄花、鸟儿、泉源、险峰以及日光、春雨这样一些具体的意象。它们似乎很平常，但背后却潜藏了一个具有深意的他者形象—“你”。如果说首段诗句中的花鸟泉光的意象隐喻了女性抒情者的主体身份的话，那么作为对立面的男性身份究竟又如何呢?一方面，我们固然能够从诗歌标题中得到启示：他应当是一棵“橡树”。但是另一方面，女诗人深情的倾诉体表达，不由得我们不产生对于裴多菲的有关爱情诗歌《我愿意是急流》的追忆：
我愿意是急流……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
我愿意是荒林……只要我的爱人/是一只小鸟/在我的稠密的树枝间做案，鸣叫。
我愿意是废墟……只要我的爱人/是青春的常春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地攀援上升。
很明显，这首诗歌的表达是以男性价值观为依托的。在诗中，“急流”、“荒林”和“废墟”象征了具有自主独立特征的男性主体，而女性则表现为“小鱼”、“小鸟”和“常春藤”。在诗中，后一系列的意象对前一系列的意象表现出一利依附关系，前一系列意象明显拥有在双方关系中的主动权，这可以说是男女两性之间关系力量的一种经典表述。到这里我们在两首诗之间不由得能发现这样一种奇妙的对应关系：《致》使用的是倾诉体，而《我》则使用的是独白体，从诗题上这一点表露得非常明显了，前者是“致”，而后者则是“我愿意是”。这种诗体形式的对应，正反映出了女诗人同男性的对话甚至对抗的潜意识。因此，《致》一诗的开端诗行可以视作是对传统男性诗歌中女性想象的一种挑战。女诗人高呼“绝不像”、“绝不学”，来反抗男性一厢情愿的“我愿意”、“只要是”。换而言之，也可视为女性写作主体对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的一种反抗实践。身份的关系定位问题在诗的开端已经拉开了帷幕。
第二部分承接上一部分，点出了全诗的主旨之一：那就是作为个体的人格独立追求。这棵“站在一起”的“树的形象”使我们忆起了这样一首诗歌：“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
这首诗便是新文化运动初期，第一批白话诗人中的沈尹默创作的《月夜》。诗歌虽短小，立意却深远，尤其是放在当时那个风云激荡、思想突进的时代来看，我们不难由此体会到那种新青年们追求自由独立的心情。这两首诗在立意上和句式上仿若孪生，其同者有二：第一，都是以两棵树的形象出现；第二，都是强调并排站立的姿势。这二者在句式和立意上显然已经触及了罗兰•巴特所提及的“套式”：“这些套式的无处不在，在溯本求源里，前人的文本从后人的文本里从容地走出来。”④这就启发了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两者相似处寻找到互文性的踪迹所在，它昭示我们在阅读这同样的两棵树时，应该进行一种由表层形式到深层内蕴的交叉阐释。一方面，沈诗的树的意象单薄，缺乏具体的细节描绘，所以单单让人感到一种孤寂的独立之感。而《致》则由于有前后文的铺垫与升华，故形象更丰满、意蕴更复杂，它让人感到在最传统的男女观中我们都要进行变革了，那还有什么不能变革的呢？显然，《致》是一个更多彩的文本。另一方面，沈诗的单薄可能也是刻画上了那个时代的心理印痕，它的单薄意象以及“绝世而独立”的整体氛围，正暗示了新文化初期的开拓者们的微妙心理：既想反抗封建世俗枷锁的桎梏，同时却也感到黑暗的深重和独立的不易—一个“却”字似乎是在强调“没有靠着”，但“靠”字出现的背后却染上了些许悲剧的色彩。相比之下，《致》中的用词勇敢坚定——“必须”、“近旁”显示出了叙说者的无比自信和坚决。从两篇文本互文性中互异的表征来透视诗歌，我们便发现了两个时代对世界经验和生存感受的同与异，体验到了在作为再启蒙的时代中，女性对人格独立追求的坚定从容。
《致》第4段写到：“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似曾相识的语句同样勾起了我们一些记忆片断：
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家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遂号其木曰“相思树”。(《搜神记•韩凭妻》)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雀东南飞》）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长恨歌》)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根交叶盖”是中国文学中一个常用常新的意象，诸多传统文类都涉及过这一意象但是这一意象在新诗中的出现，难道就仅仅只是复制那么简单么？其实，以上三个古典文本与《致》在语言套式相似的基础上还存在着两点隐藏很深的不同。
第一，古典文本中的“根交叶盖”往往伴随着比翼鸟意象(或“鸳鸯”等)的出现，而作为现代新诗的《致》中则没有了比翼鸟这一意象。
第二，古典文本中的“根交叶盖”往往是随着爱情双方现实肉体的毁灭而出现的，也就是说它与生命的终结密切相关，而作为新诗，《致》里面的两棵树显然是充满了生机的活体。
对于这些意象设置上的差异，我们需要进一步把握文本中微观修辞背后那些更微妙的无意识。在古代文本中，比翼鸟(鸳鸯)双宿双飞，二者间没有距离、没有独立空间。传说中鸳鸯这种鸟是必须同生共死的，虽然这种意识表面上强调了爱情的幸福完满，但往往会造成一方对另一方的人格依附，而多数清况下必是女性。因此在古代文本中，当“根交叶盖”和“比翼鸟”共同出现时，它更侧重的是表达爱情双方的依附性、无距离性。而《致》中只出现了树的形象，并且随后一句更彰显了与古典文本的区别：“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这已经是一种现代人际交流的表达了。古典文本是“交”、“盖”、“错”，不分彼此；而现代文本则是“紧握”、“相触”，这是近中有距离，强调了彼此的独立性，只有当彼此独立时才会“互相致意”。在此，心灵的交融胜过了肉体的纠缠，或许只有这样才能正式摆脱古典的“二位一体”的生命悲剧而走上真正充满生机的爱情之途，或许现代诗中的“鸳鸯之死”才是真正的爱情之生吧！
到此，从微观修辞的角度来看，《致》与前人传统文本发生了互文的关系，并且这种互文性中又现出互异性来，从而从文本的历时向度上丰富了我们对该诗的理解。通过这种历时向度上的互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诗人在诗歌的开端鲜明地树立起了一种具有强烈现代色彩的女性身份观，表明了一种反抗传统的性别想象和独立人格追求的作家姿态，这里彰显了一种对现代性价值强烈向往的特征。
2．现实维度：对话的知识者。所谓现实维度的互文性探讨，是与前文把诗歌放在历时的传统文本中去解读其意义相补充的一种解读维度，这里更强调去挖掘同一文化社会语境中文本间的互文性，在文本群的相互阐释中找到一个时代通过文本言说泄露出来的共同秘密。如果说，前文传统维度的探讨侧重的是文本间的同中之异的话，那么这里现实的维度则倾向于探讨文本间的异中之同。这种差异其根本上是由文本所依存的社会文化语境来决定的。
当我们进入现实维度的探寻时，稍作整理，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1970年到1978年间，抛开表达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文本不提，在一些有争议甚或是失声的诗人的创作中，都会采用“树”这一意象。而其间最著名的莫过于曾卓的《悬崖边的树》(1970年)、以及牛汉的《半棵树》(1972年)，本文选取这两个文本同《致橡树》作互文性阐释。先看这两首诗：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将一裸树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悬崖上//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它孤独地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又倔强//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曾卓《悬崖边的树》)
真的，我看见过半裸树/在一个荒凉的山丘上像一个人/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侧着身子挺立着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从树尖到树根/齐楂楂劈掉了半边//春天来到的时候/半棵树仍然直直地挺立着/张满了青青的枝叶//半裸树/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牛汉《丰棵树》)
“树”究竟有何种魅力能够吸引众多诗人去描绘、称颂它呢？从半棵树到一棵树，直至两棵树，跨度近十年，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深层心理与文化性格，靠着这几株树得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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