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悬崖边的树》：“平原的尽头”象征着知识者被抛出了主流的公共话语空间，而“临近深谷的悬崖上”则是一种“边缘人”位置的隐喻，它意指在那个知识者横遭践踏的年代，知识者本身在现实生存和精神生活中，都处于一种“悬崖”边的状况。这种只能聆听公共话语的“喧哗”而本身却无力发声的境况，给以思想为生的知识者们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但是坚守真理原则的知识者们又无法与公共权力话语妥协，只能在被挤压至极至的生存空间中保留一片属于私人的精神空间，尽管“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但是仍然还是向往“展翅飞翔”。再来看看《半棵树》：“二月的一次雷电”，这阵冬雷给人奇异、险恶的感受：荒凉的山丘上，万物将生未生之时，仅有的一棵老树，却被雷电劈裂，这就是恶的征兆；但是，“二月”又指示我们冬天即将结束，春天作为将来的时间维度隐藏又同时显露。绝望之中似乎仍然透露出些许的希望。果不其然，“春天来到的时候”，半棵树又“张满了青青的枝叶”，这就是“绝望中的反抗”。如果说，诗歌到这里就停止了，那么诗人只能算是一个极普通的启蒙主义诗人，但是诗歌继续了下去：“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在这里呈现出诗人内心一层更复杂的心理，那就是对知识者宿命的深刻认识：作为一个以思想为业的知识者，对于权威势力而言，永远是个危险的他者。因此这儿呈现的心灵又可以称之为“反抗中的绝望”。其实，可以说这两首诗都表现了这么一个循环式的身心历程，如果说，《悬》是在空间向度上记录了身体的绝望与反抗的话，那么《半》则在时间向度中刻写了心灵的坚守与抵抗。
那么，《致》的意义何在呢?其实，就在于它同前两首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虽然三者各自地理不同，情状有别，但是不妨我们作这样的设想，这三首诗其实描写的就是同一株树的命运。首先，它被强风吹到了悬崖边，远离世俗生活，寂寞而倔强的生存着；接着，被更强大的“二月的一次雷电”劈开，虽然伤得极重，但是在“春天到来的时候”，仍然生机勃勃，“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那样伟岸”；这时，我们看到有一株木棉站到它的身边，相互分担、共同享受。这就是命运的辩证法。
我们回头再细读文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不正是能与“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悬崖上”，还有“被二月的一次雷电/从树尖到树根/齐楂楂劈掉了半边”产生了文本间性么?《致》中的风雷、霹雳，单独在一首诗中看似乎只是一种抽象的承诺或者单薄的想象，但是当我们把这些相关文本串到一块来读时，却会发现这之中其实包含了一种生存感受的体验认同。在这里，我们似乎见到了橡树的前身——那株被吹刮着的树，那株被劈裂开的树。树在此成为了一个凝聚着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着的知识分子灵魂和心境的写照。这些树同样的高大、伟岸，即算是被风吹弯曲了身子，也依然顽强的站立着，而没有倒下。由此观之，《致》的结尾：“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自然就是对互文本中的那些树表示一种由衷的敬意和崇高的评价。
但是，我们在解读诗句时还得注意《致》与前两首诗还存在着一个细微的极不容易发觉的差异，那就是它们的诗体特征。前两首诗是将抒情主体对象化，一方面表达出对现实处境的极度反抗与不满，另一方面可以适当规避政治压力，因为那个抒“大我”之情的年代绝对排斥对“小我”之情的书写。而《致》则是将自我直接充当抒情主体，一方面展现了新一代知识青年对未来生活充满了自信，另一方面也暗示着青年知识者们的生存空间(现实或未来)超过了老一辈知识者。这样的诗体特征差异，就造成了两类诗歌的现实修辞效果的不同：前两者着重表达出了一种不无反思的抗争性，而后者则主要立足于一种相当自信的启蒙性。
在这里我既品尝出了两代知识者之间的共同感愤体验，同时也感受到了他们之间基于自身经历对苦难表现出的不同态度。总之，通过这种记忆性的互文阅读，我们把握住了同一文化语境中，整整一个时代中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以及他们在文本间所体现出的那种韧性的抗争精神，和超越了时空的心灵共鸣和精神变异。就么样，我们在共时向度上又发掘出了诗人于诗中潜藏的知识者身份，并且这种主体身份在与前辈知识者作比时，又显出不同于“反抗绝望”⑤的对于经典启蒙主义价值的复归特征。
3．心理维度：乐观的革命人。严格来说，心理维度并非通过研究写作者的创作心态来阐释作品，而恰恰相反，是通过研究作品中的亚文本来揭示主体的无意识。而这种亚文本的发掘，在本文中则是通过将文本与更大的社会文化文本的具体互文阅读来进行阐释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一句：“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初看，无非就是几个比喻罢了，但是我以为在此，橡树和木棉的形象均已染上了象征的色彩。试看将“铜枝铁干”、“刀”、“剑”、“戟”这些兵器词汇用以形容橡树，而将“红硕的花朵”、“沉重的叹息”、“英勇的火炬”用以形容木棉花，这些难道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所谓男女阴柔阳刚的比附么？在此，橡树的形象似乎是一奋力而搏的战士，而作为木棉的我也仿佛战士的伴侣——“火炬”不正是照亮战场用的么？为什么中间还夹杂了一声“沉重的叹息”呢？总体来说，这一句给人一种既慷慨激昂，又沉重悲凉之感。在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我们不难看到它的另一种镜像。
60年代，有一部革命题材的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80年代则有同题材小说《血染木棉红》。二者其实都是讲的同一故事。这部电影中有一个很不起眼，但含蕴很深的意象——一朵火红的木棉花，那是两位革命者的新婚礼物，直到倒在血泊中，女主人公手里还紧紧握着它。影片中木棉花就是革命和爱情的见证物。而《致》正有这么一朵如同“火炬”般的木棉花。文化、历史、文本三者的记忆在此聚集。电影固然宣扬的是主流意识形态，而在那个语境中新诗潮按常理说，应该是对主流采取反思和批判立场。但奇异的是，在新诗潮的代表作中，我们居然看到了主流意识的表征物。虽然在《致》中，它基本上只是表征女性的爱情，但是互文性阅读允许对文本的关联思考。一方面，在诗歌和电影中间，存在这样一些异质同构的叙事因素：两株树(两个人)，兵器、火炬(革命)，叹息(牺牲)。显然，在互文阅读中，前者都是作为后者的一种隐喻而生成的，这些隐喻暗示出一种“革命事件”；而另一方面，“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又潜藏了一股私底流淌的乐观主义基调。透过互文视角，我们可以将这些视为一种暗示。所谓“暗示”，它是指“文本中一些模糊的迹象表明互文存在”，“提到一个名字(作者的、神话的、人物的)或一个题目可以反映出若干篇文本”。⑥这就是潜藏在《致》下面的亚文本，一个有关革命、爱情和牺牲的宏大叙事，这种诗歌异质因素与诗歌表面追求人格独立、甚至反抗意识形态压制的内容构成了一种统一中的对峙。
进而联系诗人所处的那个时代语境，黎明前的黑暗、浩劫后的余波，一代从狂热的红卫兵生长起来转而迷惘的年轻人，既怀疑和反抗这个世界，高呼“我不相信”，同时这种怀疑和反抗不无某种类似革命的激情，不过只是将激情从政治实践领域转进了文学创作领域。因此，这种异质话语的共存就不难理解了。一方面，诗人们确有在文化领域“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类革命豪情和乐观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长期以来的政治审美霸权在转型时代的文本中残留的无意识印痕。
在这一维度上，互文性解读让我们窥测到了抒情者深层心理的革命人身份，这种身份的构建可以说是以一种类似于杰姆逊所说的“政治无意识”⑦的方式进行的，它以表层的战争文化意象完成了内在心理的革命化转换，或许这种革命心理仅是以该诗为代表作的“新诗潮”在文学想象领域进行符号性造反的一个征兆，但是它与红卫兵及其前辈革命者们在社会实践领域进行实体性造反未尝不具有某种同源性结构⑧。而这种同源性的身份生成结构又进一步暗示出了诗人在深层价值旨归上向传统经验形态的某种复归：即存在着一种回归革命价值的叙事倾向。
在这里，我们应将“革命”一词视为一个在文化语境的变迁中漂移不定的能指，它的符号意义依据不同的时代而发生变异，甚至是叛逆。就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来看，五四时代的“革命”是具有积极进步的价值倾向的，因为它在当时属于“启蒙性”话语；而在新诗潮所处的年代，因为经历的噩梦般的“文化大革命”，“革命”早已沦为了压制人、桎梏人的工具，在此时它属于“反启蒙性”的话语。而《致》中流露出来的强烈的革命意味，正是在诗歌的无意识中对新诗潮表层推崇的个性解放独立的价值观所产生牴牾的一种症候。
三、结语
通过前文对《致橡树》一诗详尽的剖析，我们不难看到互文性研究在文本阐释上的创新作用：从对《致橡树》三个维度的解读中，本文归纳出一种超出文本之外的发现——在任何时代，我们的话语都不是纯正的，总是保留了诸多其他异质话语或浅或深的痕迹。即便是在70、80年代之交这样一个被学者称为“诗意启蒙”的时代⑨，在当时那样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框架之中，它中间的任何文本写作都避免不了多种话语形态的擦痕。
在《致橡树》这一篇被推为精英意识极浓的独白型抒情诗中，我们也能看到三个维度、四种形态的话语资源：古典话语、启蒙话语、反思话语和革命话语。而这种多元话语奇异共存恰恰对应于前文中所揭示的三种身份：女性身份、知识者身份和革命人身份。通过对这种多元身份共存现象的解读，我们不难发现诗人的价值旨归是复杂多端的：反传统的新女性爱情观，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观，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者观。如果说，第一层身份的新女性反抗精神指向的是彻底的反传统价值，那么第二层身份的知识者对话则既有对抗争体验的相通认同，也有对历史判断的差异认识，而第三层身份的革命人则开始无意识地回归主流价值叙事：“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伟岸的身躯”在此开始迥异于“留下了风的形状”的“它的弯曲的身体”，也不同于“侧着身子”的半裸树，革命者的无意识在这里塑造出了一个高大伟岸的男性形象，到此这个形象便把前面努力抗争的新女性形象和受尽屈辱和磨难的知识者形象给解构掉了。保罗•德曼曾说：“所有文本的范式都包含一个比喻(或比喻系统)以及对该比喻的解构。”⑩在此我们不难看到，诗歌结尾在两个层面上完成了这种对诗中比喻系统的解构：其一是男性支配形象的复归，其二是高大伟岸的外在形体想象的复归。由此，它们对诗歌前半部女性意识的张扬和知识者被侮辱被损害的灵魂形象构成了一种价值旨归上的反动。
总之，这首诗歌表面的独立姿态背后站立的绝非一个理想的统一主体，而是一颗在历史、社会、精神之网中挣扎徘徊的、充满价值牴牾感的不安心灵。
这个结论是反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观的，启蒙主义文学史的叙事观往往基于简单的“光明/黑暗”、“进步/落后”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将自己的美好理想投射于文学史中，然后建构出了一整套的具有进化论特征的叙事模式，并且从80年代以来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界。这里，我们通过对《致橡树》这样一篇所谓“精英”之作进行的修辞性互文解读，拆解了被启蒙主义观长期圈定的同一性主体身份，透视到了隐藏于单线性进化价值深处的互扰式的价值牴牾现象，从而有效地对启蒙主义文学史观进行了一次颠覆。
注释
①④⑥蒂费纳•萨莫瓦约著，召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50页。
②克里斯蒂娃：《人怎样对文学说话》，引自罗兰•巴尔特著，李幼蒸译《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13页。
③刘登翰：《一股不可遏制的新诗潮——从舒婷的创作和争论谈起》，引自谢冕、唐晓渡主编：《磁场与魔方一一新潮诗论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⑤关于“反杭绝望”，参见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仿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我的理解是，牛汉、曾卓的诗歌是沿袭了鲁迅一脉的知识者血统，表现出强烈的现代主义倾向，同经典意义上的启蒙主义是有所不同的。舒婷所代表的仍然回归到了“希望/绝望”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希望”传统，具有典型的启蒙色彩；而曾卓、牛汉则主要是对知识者自身命运的一种不断再反思，显出深层存在意义上的“绝望”色彩。因此说二者间既有共鸣又有变异，是一种价值上的“对话”关系。
⑦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王逢振、陈永国译：《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⑧“毕竟是‘文革’和‘前文革’这一特定时代锻造了他们的经验，而他们的‘创造性’与这种经验缠绕在一起。”(张旭东：《从“膝胧诗”到“新小说”—新时期文学的阶段论与意识形态》，载《批评的踪迹》，三联书店2003年8月版，第248页)张旭东的话很好地剖析了膝胧诗与文革的经验联系，这种联系以及随后的文化价值批判，在我看来就与“文革”的实体性造反构成了一种同源结构的关系。
⑨王一川：《文学理论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
⑩保罗•德曼：《阅读的寓言》，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5页。转引自J．希利斯•米勒著，郭英剑等译：《重申解构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页。
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答鲁枢元
文艺学学科建设与教材建设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