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后现代精神是当前的文艺学研究亟需的一种思路。后现代在这里指怀疑和反对作为现代观念的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这样一种思想状态。对当代中国的文艺学研究来说，尤其是对大学制度化的文艺学研究和教学来说，从根本性的思想反思的角度上提倡后现代的文艺学显得尤其重要。这至少涉及到本质的语境化和多元化、理论的文本化和历史化、理论的批评化、文本的扩张和标准的内向性等五个方面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后现代文艺学只是一种大概的思路，一种思想或精神状态，一种开放的理论和实践空间，它决不是一种理论体系，有利于改变我们僵化的知识结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式。
本文探讨走向后现代的文艺学，这里所谓的后现代，不是一个艺术风格或时间分期概念，而是一种思想或精神状态（当然，它和前者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其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广泛传播和深刻影响，它又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福柯意义上的“知识范式”，是后现代知识分子所形成的对知识进行观察、研究和发问的一种全新的思想范式。那么，作为思想状态或知识范式的后现代又是怎样的呢？伊格尔顿所说的作为“思想风格”的“后现代性”庶几可以概括：“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与这些启蒙主义规范相对立，它把世界看作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多样的、易变和不确定的，是一系列分离的文化或释义，这些文化或者释义孕育了对真理、历史和规范的客观性，天性的规定性和身份的一致性的一定程度的怀疑。”[i][1]所以，简单说来，后现代也就是怀疑和反对作为现代观念的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这样一种思想状态。
作为一种思潮或运动，后现代主义在欧洲和北美确实表现出明显的衰落，已被文化研究和全球化这样的问题所取代，但是，正如美国学者波林·罗斯诺所说的，“后现代主义不是正在消失，而是正在成为人文科学许多领域的研究本身的代名词，以至于人们无需对其术语作出明确解释。例如，许多大学的文学批评都暗含着一种后现代的、解构的方向。”[ii][2]确实如此，在西方，后现代本身已经成了文艺学研究的“代名词”。
我觉得，对当代中国的文艺学研究来说，尤其是对大学制度化的文艺学研究和教学来说，从根本性的思想反思的角度上提倡后现代的文艺学显得尤其重要，本文结合当代西方的几本文艺学教材探讨这种思路的新的理论空间。
一、本质的语境化和多元化。正如利奥塔所说：“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iii][3]而元叙事之所以能够存在，关键就在于传统的本质主义，所以本质主义和元叙事可以说是后现代思想提到的传统思想最大的或是最根本的罪恶。从一般的信念上讲，伊格尔顿认为本质主义“认为事物是由某些属性构成的，其中某些属性实际上是它们的基本构成，以至于如果把它们去除或者加以改变的话，这些事物就会变成某种其他东西，或者就什么也不是。”所以他同情地说，“如此说来，本质主义的信念是平凡无奇，不证自明地正确的，很难看出为什么有人要否定它。”[iv][4]当然，从这一温和的特定的角度来看，本质主义确实无可非议。但伊格尔顿同时也承认，“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也有道理”，因为“的确存在简约地、虚假地、永恒化地、粗暴地、均质化地使用本质概念的情况”。[v][5]所以关键在于，后现代思想的否定本质，是要反对“简约地、虚假地、永恒化地、粗暴地、均质化地使用本质概念”，这样，后现代的新思路就是要抛弃这种旧的本质概念，转而把本质语境化、历史化、相对化和多元化。于是，单一的、普遍化的、永恒化的本质消失了，存在的只有历史中对特定事物的本质的语境化和多元化的描述。这样，对永恒本质的界定的渴求就让位于对事物的本质这种“知识”的历史化和多元化的描述。由此，元理论和元叙事都被“除魅”，后现代知识分子热衷于在历史叙述中发现其中的权力、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资本。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同时也意味着学术领域生产和盲从权威的专制时代的结束。以此来看中国当代的文艺学研究，我们发现，简直是太不后现代了。我们还是热衷于叙述大故事，去建筑堂皇的理论殿堂，去寻找事物（美、文学、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等等作为研究对象的一切）“简约”、“永恒化”、“均质”的本质，认为把握了它，就可以据之评判一切的事物。这一点只要你去看一看中国当代流行于大学中的大多数形形色色的教材，就是不证自明的事。
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根据其在卡耐尔大学讲授的“文学理论入门”这门课写成的教材性质的著作《文学理论》，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讲“理论是什么？”和“文学是什么？它有关系吗？”尽管它遵循传统的做法仍然追问事物的本质是什么，但他的追问和应答已经体现出了后现代文艺学对待“理论”与“文学”的本质的新型的态度：不把它僵化、简约化和普遍化，而是把它语境化和多元化。在第一章中，他把理论界定为一种“活动”，“一种你或参予，或不参予的活动”，他认为理论包括多元的四个方面：“跨学科”、“分析和话语”“对常识的批评”和“反射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在第二章中，他甚至认为“文学是什么”已经不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它没有太大的关系”，这和传统的研究事物必先确定事物的本质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思路。然后，他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介绍了五种理论家们关于文学本质所做的多元论述之后，它肯定文学在其本质上的多元性和矛盾性，他说，“这两种观点都具有说服力：即文学是意识形态的手段，同时文学又是使其崩溃的工具。”“文学即是文化的声音，又是文化的信息。”“文学是一种自相矛盾，似是而非的机制”。[vi][6]在这儿，我们发现，后现代确实已经成了文艺学研究本身的“代名词”了。这里对待本质的语境化多元化的态度，采取的正是后现代文艺学的反本质主义的立场。
二、理论的文本化和历史化。显然，这个命题是承续着上面“本质的语境化和多元化”这个命题的，其实，本质也是一种理论，实际的情形是，后现代把包括本质在内的一切历史知识（理论）都文本化、话语化同时也历史化和社会化了。而且，其中的历史观还是一种“新历史主义”， 正如迈克·费瑟斯通所说，“后现代包含后形而上学的和后现代时代的观念，它拒斥现代主义者的历史发展观，或者说拒绝把统一性的观念强加在历史身上。”[vii][7]这导源于较早的知识社会学，其晚期的较为著名的形态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意义在于以一种新的态度认识了后现代思想语境中的“知识”和“历史”，发展起了新的“知识”研究范式和“新历史主义”。福柯对历史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审视。他认为历史不是线性的——它并没有确定的开始、发展和结局，同时也不是目的论的——它并不是有目的地朝着某种已知的目的前进。因此历史不能被解释为被某种神秘的命运和全能的神所控制的一系列原因和结果。对福柯来说，历史是多种多样的话语或多种多样的人们关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思考和说话的方式——艺术的、社会的、政治的。而这些话语在既定的历史时期里的相互作用不是任意的，而是有赖于统一的规则或模式，福柯把这称为知识范式。为了挖掘任何给定的历史时期的知识范式，福柯发展起了他所谓的“知识考古学”，考古学家必须缓慢而且仔细地挖掘重重地层以展示过去的符号宝库，而历史学家必须展示话语的每一层面，以便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形成人们的知识范式。从这个角度看，福柯认为历史是一种权力（形式）。因为每个时代和每个人发展起自身的知识范式，事实上，这种知识范式控制那个时代或人群如何观察现实。[viii][8]正是通过福柯，后来美国的新历史主义学会了把历史作为话语（一种语言陈述形式），并看到了历史背后的权力（意识形态），开始关注形成历史的各种文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文本（包括理论）于是就成了存在于作者、社会、习俗、制度和社会实践中的相互斗争的战场，文本都是作者和读者协商的结果，同时也受到每个参加者的知识范式的影响。这样，对历史的阐释者来说，他不可能是客观的，因为他要受到文化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对历史的阐释也成了一种互动的过程，这是一种永远无法完成的动态的、处于进程中的过程。这可以说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新历史观，它把知识（理论）历史化和文本化的同时，也把绝对主义驱逐出了思想的园地。
如果把这种“知识考古学”应用到我们的理论研究中来，我们发现，我们就不得不把知识（包括文艺学）看成一种历史地社会地形成的知识性文本和话语，它具有不可置疑的历史性和社会性。这样，与反本质主义相关联，后现代的发问方式由传统的“知识是什么”向“知识是如何形成的”转变了。而且，在新历史主义的观照下，今天的研究者就不会徒然地产生今人对古人的虚幻的进步的浅薄的自豪感，因为在这种理论的历史研究中甚至没有最好的问题，只有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特定的历史描述、理解和阐释问题。在今天的文艺学研究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今人讲一个问题时列举了古今中外的种种说法，然后又用所谓的原理对之一一地批判分析――简单地是用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复杂一点地是所所谓的辩证法，列举其好处与不足――言下之意，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总结和看法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这里存在的问题是以绝对主义的态度割裂一定的历史和文化语境来把问题简单化和普遍化。正确的做法应是在一定的文本和历史语境中研究理论，并在一定的文本和历史语境中提出自己的理论。例如，我们多次看到人们评价先秦的儒道墨三家的文艺观，说孔子的功利主义文艺观有其道理，但没有注意文艺本身的价值，而庄子的目的主义文艺观也有其道理，但没有注意到文艺的功用问题，最不可取的当然是墨家的虚无主义文艺观，其“非乐”是要否定文艺的存在价值。这种割裂特定的历史语境非历史化地研究理论的方式是没有价值的，有价值的是在一定的语境和历史中理解和阐释特定的文艺思想，这样，你就能深切地感受到孔子和庄子的文艺观念都是萌生于其所深切感受到的特定的人和社会和生存处境中的，而墨家的“非乐”也无可厚非，因为他是站在下层民众的立场反对“编钟”一类统治阶级在“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情形下的劳命伤财的奢侈享乐行为，男女青年在河边林中唱唱情歌恐怕是不在墨子反对之列的。所以，应把理论看成是文本或话语，有一定的说者，听者和语境。这样，理论研究就成了思想史研究，这才能凸显理论的特定意义。
文艺学学科建设与教材建设的思考
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