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互文性”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1）其基本内涵是，每一个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2）
实际上，在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提出这一术语之前，“互文性”概念的基本内涵在俄国学者巴赫金诗学中已初见端倪。巴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提出了“复调”理论、对话理论和“文学的狂欢节化”概念。巴赫金认为陀氏的“多声部性”小说创作改变了传统小说中作者和主人公的关系，偏向于在共时性状态下平行地展开多种意识，从而形成各个主人公的意识、视野和声音的一种共存关系和相互作用。这种类似复调（多声部）音乐的小说结构使得众多独立声音混响并行，造成了文本结构在更高层次上的多重复合统一。巴赫金在其对话理论中还指出，陀氏的小说使作者和主人公之间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对话关系，对话中各种意识、各种声音的争论与交锋，构成不同对话形式，强化了复调结构。在分析陀氏文本的复调现象和对话性形式建构原则基础上，巴赫金进一步提出“文学的狂欢节化”这一概念。在陀氏作品（如《白痴》）中，狂欢节中的情节与场面随处可见。狂欢化的时空是陀氏复调小说得以滋长的土壤，而复调结构又集中体现了“文学的狂欢节化”。巴赫金指出，作为复杂文化行为之综合的狂欢节，其仪式对小说本文产生了一系列潜在的影响。如狂欢广场、无等级的插科打诨、粗鄙对话、庄谐结合的语言等都影射了权威的消失、等级世界观的破碎和文化中心与边缘关系的逆转。狂欢节这种反权威、反逻辑、反和谐、去除中心、消蚀界限的复杂纷乱的变调特征建立在狂欢节对文化认可的种种行为和话语的综合性混合与反讽化基础之上，由此，文学话语与非文学话语、方言、职业语言、民俗语言等交汇在一起相互指涉，以一种新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世界。可见，“文学的狂欢节化”这一概念实际已具备“互文性”的基本内涵。关于这一点，当代美国学者伊哈布•哈桑也有论述。在《后现代景观中的多元论》一文中，他指出：“狂欢，这个词自然是巴赫金的创造，它丰富地涵盖了不确定性、支离破碎性、非原则性、无我性、反讽和种类混杂等等。……狂欢在更深一层意味着‘一符多音’——语言的离心力，事物欢悦的相互依存性、透视和行为，参与生活的狂乱、笑的内在性。……至少指游戏的颠覆的包孕着更生的因素”。（3）
二
从互文性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不同文化理论对互文性内涵的界定和阐释并非一致。从上述文化理论的主要理论家的不同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界定、阐释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实践运用各有其侧重点或理论兴趣点，由此导致了互文性理论的复杂性。
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在其意指作用理论中认为审美本文具有自我指涉和“含混”的特征，由于这种特征，“只要纠缠在一起的各种解释相互作用，文本就迫使我们重新考虑常规的代码和它们转变为其它代码的各种可能性”（4）。在他看来，文本的译解就是“持续不断地将其直接意指转化为新的含蓄意指，其中没有哪一项目终止于第一阐释成份上”。（5）由于这种译解的无限推迟，我们永远不能达到对审美信息的最终译解或读解。由此可以看出，艾柯所谓的审美本文具有无限开放、自我指涉和多种转译可能性的特征。这是从本文意指作用的无限开放性的角度来论述本文的“互文性”特点的。
与艾柯从本文意指作用的无限开放特征来界定互文性内涵不同，法国符号学家米歇尔•里费特尔将重心从本文移向本文与读者之间的空间，在其阅读理论中，他认为互文性是读者阅读和感知的主要模式，读者在阅读或阐释文本时通常必须汇集一个以上的互文本来加以审视，同时里费特尔还批评了后结构主义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因过度开放而看不到文本结构对互文本的束缚的毛病，在他看来，一切互文性关系都必须置于每一个文本的结构母体之上，即文本和它的互文本是同一结构母体（matrix）的变体。在《自足的本文》中他指出：“意义是建立在本文所提供的结构基础上，每一个原来的破译都是这个结构的变体”。从这个意义上是讲，里费特尔的互文性是一种狭义的互文性，即指一个文本与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它文本之间的关系。在对互文性内涵的界定中，他坚持了文本对读者的控制和母体结构对变体的约束，从而在文学的自足性上保持了与后结构主义的距离。英国学者C•巴特勒证实了这一点：“我觉得他（里费特尔）实际上是想把文学性界定为一种自足的语言形式，而不是仅仅想使诗脱离它的历史语境”。（6）
对互文性内涵作狭义界定的还有结构主义阵营中的热拉尔•热奈特。他称“互文性”为“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在他看来，任何文字都是跨文本的，任何文本都是产生于其它文本之上的“二度”结构。热奈的跨文本性主要有五种类型：一、互文性（包括引语、典故、原型、模仿、抄袭等）；二、准文本（作品的序、跋、插图、护封文字等）；三、元文本性（文本与谈论此文本的另一文本之间的评论）；四、超文本性（联结前文本与在前文本基础上构成的次文本间的任何关系）；五、原文本（组成文学领域各种类型的等级体系）。从这五种分类看，热奈对“互文性”内涵的分析是建立在一文本与存在于此文本中其它文本之关联的基础之上，同传统的来源——影响研究有相似之处，还未曾象后结构主义那样将互文性置于文学文本同其它非文学文本的关联域中加以阐发并引伸出广泛的互文性。
结构主义诗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美国学者乔纳森•库勒从文学阅读程式上讨论了文学阅读时文本相互参照的重要性。他提出把文本当文学来阅读，必须以以下五种文本作为参照：一、社会文本（所谓真实世界“the real”）；二、一般文化文本(Cultural vraisemblance)；三、一种体裁的文本(models of genre)；四、约定俗成的自然(the conventionally natural)；五、扭曲模仿和反讽(parody and irong)。库勒的这种参照阅读考虑到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相互关涉，但主要仍是基于传统来源——影响研究模式来分析文本间的互文性，因为在库勒看来，这种参照阅读可以“把文本与各种连贯意义的模式相联系，使文本变成可理解的”（7），可以看出，库勒在坚持文学阅读的可能性这一点上同巴尔特、德里达等人有着明显的界限。
值得注意的是，库勒在以后的《符号的追寻》一书中对狭义与广义的互文性作了全面的阐释和总结。他说：“互文性有双重焦点。一方面，它唤起我们注意先前本文的重要性，它认为文本自主性是一个误导的概念，一部作品之所以有意义，仅仅是因为某些东西先前就已被写到了。然而就互文性强调可理解性、强调意义而言，它导致我们把先前的文本考虑为对一种代码的贡献，这种代码使意指作用（signifliation）有各种不同的效果。这样互文性与其说是指一部作品与特定前文本的关系，不如说是指一部作品在一种文化的话语空间之中的参与，一个文本与各种语言或一种文化的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文本与为它表达出那种文化的种种可能性的那些文本之间的关系。因此，这样的文本研究并非如同传统看法所认为的那样，是对来源和影响的研究；它的网撒得更大，它包括了无名话语的实践、无法追溯来源的代码，这些代码使得原来文本的表意实践成为可能”。（8）库勒所说的后一种互文性就是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德里达等人在其文化理论中所运用的广义的互文性，即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各种语言、知识代码和文化表意实践间相互指涉的关系。
三
克里斯蒂娃在提出互文性概念后，进一步将文本区别为现象型文本和基因型文本两类。前者指存在于具体语句结构中的语言现象，常见的音位、语义描写和结构的分析适用于这类文本，但它与语句而不是文本主体（表述）发生关系。基因型文本则“规定了表达主体的构成所特有的逻辑的运算”，是现象型文本结构化的场所，是意义生产之场（9）。在克里斯蒂娃看来，互文性就产生于“现象型文本”与“基因型文本”之间交流的零点时刻（zero moment ），而处于互文性中心的则是主体的欲望，文字（或书写）正是一种把对能指的欲望的陈述转化为历史性客观法则的自发运动。由此，“互文”意味着欲望、历史、文本等语言学或非语言学、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相互指涉。“互文”超出狭窄的文本范围，进入到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中。
解构主义者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那里承接的正是这种广义上的互文性。因为“这个由克里斯蒂娃所造的词表达出这样的意思，即……每一个事物在任何时候，都涉及到其他的任何事物；所有的思想联想和传统都可以合法地变成一个文本的一部分；每一个文本都可以通过新的阅读而发生别的一些联想；各种文本是相互联系的”（10）故此在确认文本的意义源于文本间的相互作用这一点上，解构主义者们依据互文性原则对文本固定结构或稳定秩序进行颠覆和拆解是一致的。不同的是由于理论侧重点和出发点不同，解构策略解构批评各具特色，其结果是互文性理论更为广泛地渗透和覆盖了文学的许多重大问题如文本意义问题、文学阅读问题、文学写作问题、文学修辞问题、文学影响问题、文本与批评关系问题等等。
德里达的互文性理论是建立在其文字学理论基础之上的。德里达认为，文字的本质就是“延异”。“延异”是对终极意义求解欲望或意志之实现或满足的“拖延”；“延异”能同时指涉意义的全部配置；“延异”是一种运动，根据这种运动，语言或任何代码，任何一般指涉系统，都被历史地构成差异的编织式样；“延异”还是印迹（踪迹）的游戏。它“迫使我们将每一赋意过程看作为一种差异的形式游戏”（11），在回答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什么是作为‘延异’的文字？”和“在文字学中，文本概念是怎样替代‘说出的’语言学概念和符号学概念”等问题时，德里达回答说：“无论在口头话语还是在文字话语的体系中，每个要素作为符号起作用，就必须具备指涉另一个自身并非简单在场的要素，这一交织的结果就导致了每一个‘要素’（语音素或文字素）都建立在符号链或系统的其他要素的踪迹上”，（12）于是，“在所谓的‘意义’已经完全由差异组织构成的程度上，在已经存在着文本之间的相互参照的文本网络的程度上，文本变化中的每个‘单个术语’都是由另一术语的踪迹来标识的，所假定的意义内在性也已经受到它的外在性的影响”（13）。结果，文字（包括各类文本）是无数能指的印痕和无限变化的一种不稳定过程。文字符号的能指“延异”使得“每一种话语变成了能指的‘交织物’”。在此，互文性成了能指自由嬉戏的过程，文字文本与非文学文本（如哲学文本、历史文本等）之间的界限也因能指的嬉戏而失去界限，一切文字、话语、符码都处于互文性中。
罗兰•巴尔特不仅接受了德里达对语言的解构，而且还从意义生产过程和阅读实践的角度修正了克里斯蒂娃对文本的区分。在《S/Z》一书中，他将文本分为“快乐的”与“极乐的”两类。前者是可以进行有限解读的文本，后者则是开放性的有多种表意实践可能的文本。巴尔特认为：“快乐的文本就是那种符合、满足、准许欣快的文本；是来自文化并和文化没有决裂的文本，和舒适的阅读实践相联系的文本。极乐的文本是把一种失落感强加于人的文本，它使读者感到不舒服（可能达到某种厌烦的程度），扰乱读者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各种假定。破坏他的趣味、价值观、记忆等的一贯性，给读者和语言的关系造成危机”（14）巴尔特的极乐文本，就是充满互文性的文本。这种“互文性”始终与读者阅读相联系。巴尔特互文性理论的创见性还表现在他既把互文性看成是一种共时性的展开，也看成是一种历时性的展开。他一方面从共时性内涵上称“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互文是一个无名格式的总场”（15）并冠以其文本理论以“网络学”的新名词：“文本就意味着织物……主体由于全身处于这种织物——这种组织之中而得以解脱，就像蜘蛛在吐丝结网过程中得到解脱一样。如果我们使用新词的话，我们可以把有关文本的理论定义为网络学（网络，即蜘蛛的织物和丝网）”。（16）另一方面又从历时性内涵上称“任何文本都是过去引文的重新组织”，“互文的概念是给文本理论带来社会性内容的东西，是来到文本之中的先时的和当时的整个言语”（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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