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以保罗•德•曼、哈罗德•布鲁姆、希利斯•米勒和杰弗里•哈特曼为代表的美国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批评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中，互文性理论更趋于成熟并被广泛地应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
保罗•德•曼的修辞学阅读理论认为，修辞性是语言的根本特性，语言从产生时起就具有虚构性、欺骗性和不可靠性。文学文本的语言因这种修辞性而使其语法与修辞、字面义与比喻义、隐喻与换喻等之间永远处于一种自我解构的运动之中。由此，文学阅读因为语言的修辞性而成为“阅读的寓言”。通过读解卢梭的《信仰自由》，德•曼得出结论说：“我们发现《信仰自由》在结构上实际上同《新爱绿绮思》（按：卢梭小说）一样：隐喻模式（在《新爱绿绮思》中被称为‘爱情’，在《信仰自由》中被称为‘判断’）的解构导致这个隐喻模式被类似的本文系统所取代”；因此，“从以修辞模式为基础的作品类型理论的观点看，两个本文之间不可能有区别”（18）这实际上是从语言修辞性角度彻底消解了文字与非文字、小说语言与推论语言之间的界限，使得一切文本因语言的修辞性而呈现出互文性特征。在此基础上，保罗•德•曼取消了文学与批评之间的区别。他说：“文学和批评——它们之间的区别是骗人的——被宣告（或被赋予特权）说是永远最精确的语言，而结果却是最不可靠的语言”（19）。应该看到，保罗•德•曼这一建立在语言修辞性和文本自我解构性基础的互文性理论留下了这样的疑难问题：解构阅读所持的批评语言本身就有修辞性，在再无其它后设语言可用的情形下，文字阅读势必陷入虚无主义泥潭之中。因此，有批评家认为德•曼的论点是一种虚无论调，一种没有建设性的怀疑论，一种“负面批评”（20）不无道理。
哈罗德•布鲁姆在其著名的“影响即误读”理论中指出：“影响意味着压根不存在本文；只存在本文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取决于一种批评行为，即取决于误读或误解——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所作的批评、误读或误解”（21）。也就是说，不存在任何原文，一切本文处于相互影响、转换、交叉重叠之中，影响关系支配着阅读，而阅读不过是误读而已。布鲁姆的这一互文性理论同传统的来源影响研究有着质的区别，因为布鲁姆绝对化的“误读”修正了传统影响即模仿、继承与吸收的理论格局，强调了创新的一面，但它同时又走向了相对主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布鲁姆从心理学角度为互文性理论提供了心理依据。他认为：互文性阅读的产生源于一种“影响的焦虑”，即当代诗人或作家就象一个具有俄狄浦斯恋母情结的儿子，面对“诗的传统”这一父亲形象，在受前代伟人影响与压抑的焦虑中，只能采取各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误读”方式来贬低前人或否定传统，达到树立自己形象的目的，结果造成这样的错觉——仿佛某种风格是“我”首创的，前人反而似乎在摹仿“我”。由此，影响意味着误读，误读又产生了互文性。
希利斯•米勒在其代表作《小说与重复》中提出了“重复”理论，他认为小说的奇妙之处在于“重复”现象，“重复”主要有三大类：一是文本细微处的重复。如：词语、修辞格等，二是文本中事件或场景的重复。三是文本与其他作品（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或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在主题、动机、人物、事件、场景上的重复。第三种重复已超出单个文本的界限，进入到互文本的广阔领域中。在米勒看来，文本间的互文性就是文本的各种重复现象及其复杂的活动方式。同时，米勒还否定了批评与文学之间的严格的界限，在《像“主义”的批评家》一文中，米勒将文学与批评之间的关系比喻为主人与食客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文学文本寄生于其他的文本（从前文学文本与批评文本）之中。另一方面，批评也作为食客“吃”文学，“喝”文学，由此，形成了文学与批评的“互吃”现象。文学与批评处于一种复杂的寄生现象中，文学与批评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就形成在这种寄生活动之中，批评成为一种“合法的剽窃”。
杰弗里•哈特曼从文学语言的隐喻性、虚构性、不确定性出发，认为本文的意义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参照系来把握。在他看来，一切文本间是互相交叉、重叠和转换的，就连德里达的《格拉斯》也是如此：“不仅很难说《格拉斯》是‘批评’、‘哲学’、还是‘文学’，而且很难说它是一本书。《格拉斯》呼唤出各种文本的幽灵，它们是这样地纷乱、混杂、虚妄地远离了正常的位置，以至单纯的作者的观念也黯淡无光了……”（22）。从文本间的这种开放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出发，哈特曼还揭示了艺术本文的相互依赖性，他说：“艺术依赖于其它的艺术，也依赖于批评，同时艺术被它们所修改”。（23）这种依赖关系使得意义探求活动不得不考虑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关系；而相互影响的关系又使意义变得更加复杂、不确定。这实际上是从艺术本文的相互依赖关系的角度揭示了艺术本文间的互文性。
在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中，互文性理论的重心直接移位到文本与文化语境、文本与历史背景之关系上来，新历史主义有一句名言：“文本是历史性的，历史是文本性的”。也就是说，新历史主义特别强调着眼于现代视界，运用文本与文化历史语境的互文性关系来解释过去的文本。从这一视角出发，新历史主义拒绝了以往赋予文字文本以特殊地位的模式，代之以对文学与非文学一视同仁的研究模式或将文学文本置于非文学文本的框架之中，并采用传统文学与美学研究中排除在外的文献和方法，将文学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23）于是历史文献记录、政令、法规、报章、庆典仪礼、宗教巫术、民俗活动等非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形成相互指涉的“互补性描述”。历史和文本进入到一种互文性的运动之中。这种新的文本视角与研究方式突出体现在新历史主义者们对文艺复兴文化研究特别是莎士比亚戏剧研究之中，美国学者葛林伯雷在解释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时就是运用不同时期的各种文献甚至包括现代学者写的文本来参照地解释《奥》剧的。以历时的互文性来拒斥自律的文学史模式是新历史主义互文性理论解释文学史发展的一个独特的贡献。
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妇女写作总是“双本文”的，它既与男性的文学传统对话，又与女性的文学传统对话，由于父权制文本的无处不在，女性批评家不仅内化了男性中心主义的本文，而且内化了男性中心主义的阅读策略和价值，因此，“无论是妇女写作还是女性主义批评都必然是‘一种双声话语’，既表征男性，又表征占支配地位；既在女性主义之内言说，又在批评之内言说”。（24）于是，这种在本文自身十分明显的文学修正过程（形式仿效、隐喻改写、甚至诗文模仿）中呈现与规范自身的女性写作与批评揭示了它和男性写作与批评之间十分隐秘的互文性关系。而且由于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双重影响，妇女写作与批评宛如一幅“交叉文化蒙太奇”图景，妇女书信、日记、妇女手册、妇女小说、社会学著作、医学文献与杂志、大众广告、性手册、政治与文学宣言、生育手册、新闻报导等都进入到妇女文化符码的互文性解读活动中，呈现出一幅独特的当代文学批评景观。
五
从上面的清理和分析可以看出，“互文性”的基本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还有共时性互文性与历时性互文性之分。狭义的界定主要体现在早期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之中，广义的界定和运用多体现在后结构主义之中，从共时性角度探讨互文性的多为符号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从历时性角度出发的主要体现在新历史主义与女性主义之中（此外还包括罗兰•巴特和哈罗德•布罗姆）。
从互文性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早期（后结构主义之前）的互文性理论主要体现在内涵界定和理论探讨之中，以广义互文性为基础展开的后期的互文性理论在理论形态上则更趋成熟，并广泛应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之中，德里达对系列哲学文本的解读，罗兰•巴特的《符号帝国》（对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文化符号分析）、《恋人絮语》和《S/Z》的解构写作与阅读实践，新历史主义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历史的研究、女性主义者对妇女写作、阅读和妇女文学史的研究以及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实践都是互文性理论在实践中运用并成熟的突出表现。
从互文性理论的实践运作来看，文学作品的互文性主要体现为话语变调、种类混杂、引语、典故、原型、模仿、扭曲、反讽等形式。荷兰学者杜威•佛克马曾在《后现代主义文本的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一文中将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结构列详表进行总结，其中就有不少句法结构和文本结构，如：累赘、参照（含重复、对早期文本的参照、手稿的涂写法）、交叉（同一文本两个故事的交叉）、循环（现代主义或现实主义间的循环）、加倍（情节、旧词的加倍或写作活动中自我反映性的加倍等）、增殖（结尾或开始的增殖、无结局 情节的增殖——迷宫情节、符号系统的乘法等）、排比（文本各部分的互换、文本与社会语境的排比、语义单位如主题和思想的排比、真与假的排比、比喻与原意的排比等。（26）也可以看作是互文性写作的表现。
从互文性理论所涵盖的文学问题来看，它涉及许多重大而具体的文学问题，如：文学的意指作用问题，意义生产过程问题，阅读与感知模式问题，文本结构母体与变体问题，文学的来源及其影响问题、文学修辞性问题、文学与批评关系问题、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关系问题、艺术本文间关系问题、文学史研究模式问题、文学与文化和历史关系问题等，涵盖面十分广阔，事实上已成为当代文学理论中内涵最为复杂的理论形态之一。作为结构消失之后当今文学批评核心的“互文性”概念为当代西方主要批评理论所广泛运用，与它本身的包容性恐怕不无关系。
作为一种新型文学理论，互文性理论同传统文学研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传统文学研究以作者和文本为研究中心，而互文性理论强调读者与批评的作用；二、传统文学研究相信文本有终极意义而批评也能获得最终的求解，互文性理论则否认文本的终极意义的存在，强调文本意义的不可知性或流动性，从而更重视批评的过程而不是结果；三、传统文学研究强调原文本或前文本是意义的来源，互文性理论则重视文本间的相互指涉，传统的来源——影响研究侧重历时性的展开，互文性理论更看重文本意义的共时性展开；四、互文性理论突破了传统文学研究封闭的研究模式，把文学纳入到与非文学话语、代码或文化符号相关联的整合研究中，大大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形成一种开放性的研究视野。
互文理论性突出地强调文本内容之间与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将文本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加以审视，突出了文本与文化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极大限度地解放了文学研究的视野，这是互文性理论最具特色和最富贡献的一面。当然，也必须看到互文性理论中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不可知论的弊病，例如保罗•德•曼的怀疑论调、布鲁姆“影响即误读”理论中的相对主义，德里达文字学理论中能指无限延异的不可知论与虚无主义倾向等等，因此，必须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这一新的理论形态。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1、（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引自《现代西方美学史》，朱立元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947页。
2、参见赵一凡著《欧美新学赏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142页。
3、（美）伊哈布•哈桑《后现代转折》第八章，引自《最新西方文论选》，王逢振编，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129页。
4、（英）特伦斯•霍克斯著《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147页。
5、（意）艾柯《符号学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313页。
6、（英）C•巴特勒《文本与外部世界》，引自周宪等编《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215页。
7、（美）乔纳森•库勒《结构主义诗学》，236页。
8、（美）乔纳森•库勒《符号的追寻》，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103页至104页。
9、参见罗兰•巴特《文本理论》一文，载于《上海文论》1987年第五期。
10、（美）伊•库兹韦尔《结构主义时代——从莱维-斯特劳斯到福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155页。
11、见《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75页。
12、同上，76页。
13、同上，82页。
14、（法）罗兰•巴特《文本的快乐》，引自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118页。
15、参罗兰•巴特《文本理论》载《上海文论》1987年第五期。
16、《罗兰•巴特随笔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229—230页。
17、同（15）。
18、保罗•德•曼《阅读的寓言》第十章，引自朱立元编《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964页。
19、同上。
20、参见（加）高辛勇《修辞学与文学阅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49页。
21、（美）哈罗德•布鲁姆《误读图示》，引自朱立元编《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970页。
22、（美）杰弗里•哈特曼《横渡：作为文学的文学评论》，载《比较文学》1976年第28期，第268页，引自同上。
23、（美）杰弗里•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评》第九章，引自同上。
24、参见王晓路《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载《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25、（美）伊莱恩•肖瓦尔特《女性主义与文学》戴阿宝译，载于《外国文学》1996年第2期。
26、参见（荷）佛克马等编《走向后现代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版，108-112页。
走向后现代的文艺学――兼谈当代西方的几本文艺学教材
梦醒时分的阐释空间：论白先勇<游园惊梦>的艺术价值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