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还是需要回到“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的本体论意义上来探讨。如前所说，文学是在语码认知阶段发展起来的，它一方面运用抽象的语言符码进行思维与表达，由此充分发展了它的想象性与超越性，也不断实现它的理性化提升；另一方面，文学的思维与表现内容又是充分感性化和形象性的，二者结合达到高度的意象化，成为感性与理性统一把握世界与表现自我的特殊方式。文学既以形象化的一维连系着我们的感性经验世界，同时也以理性化的一维导向对现实的分离与超越，导向美好想象的世界，构筑起人类的精神家园。近一个世纪以来，一些外国学者把历来关于文学本质的追问“悬搁”起来，转而专注研究“文学性”，并把“文学性”主要定位在文学的文本与语言形式特性方面，如“陌生化”、隐喻、象征、叙事形式及其结构等等。至今一些执著于文学研究的西方学者如米勒等，也仍将重心放在“修辞性阅读”以及研究文学语言的神奇魔力上。这些研究应当说是极有价值的，通过这种研究我们可以知道，人类运用语言符码进行思维与创造，可以达到何等神奇绝妙的境地，在语言艺术领域可以创造何等的奇迹。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这绝不是“文学性”的全部。米勒曾在转述德里达的看法时说：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会隐藏一些事实，隐藏起一些永远不被人知晓的秘密，这正是“文学作品权威性” (即所谓“文学性”) 及其魔力之所在。［3］我相信这种文学的秘密与魔力，绝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修辞与文本形式上，也应表现在对现实的想象性超越与心灵诉求上，否则文学充其量只是一种语言文本游戏。因此探究“文学性”的奥秘，还应将触角深入到语言文本之内，看看文学如何通过语言虚拟现实以超越现实，创造出关于心灵世界或彼岸精神世界的永恒秘密。文学对于读者的价值，也正在于通过语言阅读与思维想象，在一定意义上达到自我实现与自我超越，使心灵获得慰藉，让精神回归家园，使人性得以丰富。
如果说当今文学遭遇了空前危机，可能首先是在图像化转向与扩张中，人们更多转向读图读屏，文学阅读越来越少，这种情况在青少年中可能更为普遍。据说当今西方社会那些义无反顾转向文化研究的年轻学者们，正是被电视、电影和商业化流行音乐熏陶长大的第一代人，他们花在看电视、电影和听流行音乐上的时间，就远较读书为多，因此更愿意研究他们所熟悉和感兴趣的东西。当然也有人认为文学正走向“泛化”以寻求新的生机，比如与图像结合或与网络联姻，生成某些混合体的新媒体文学形态。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文学的“泛化”转型，往往是在市场化与消费主义的策动下发生的，或许“文学”的某种形式与名义仍在，但其“文学性”则在整体性的娱乐化中被消解或被转化了。所以真正的文学危机，是“文学性”的危机，是“阅读”的危机。当“读者”变成了“观众”，“阅读”转化为“观看”，“审美”蜕变为“消费”，那就意味着“读者死了”，“阅读”消亡了，这样真正的文学也就终结了。
从“文学是人学”的观点看，如果真的存在文学危机，那么实质上就意味着人的生存的某种危机； 如果说需要拯救文学，也意味着需要文学来拯救人自身，或者确切地说，人需要通过拯救文学来救治自己生存的片面性与精神匮乏，不至于在当下消费主义的现实生存中失去人生的意义，失去人性的丰富性，使人更多一些“诗意地栖居”，或者如马克思所说，更加“合乎人性地生活”。文学的拯救可能更主要是如上所说的“文学性”或文学精神的坚守。其意义也许有两个方面： 一是就文学本身而言，无论是保持传统形态，还是“泛化”转型成为新媒体混合形态，都有必要坚守文学的心灵诉求、人性关怀与精神超越性，不至于在平庸媚俗中自我陷落，这在世俗化与消费主义时代尤其具有救治人心的特殊意义。另一方面则可以策略性地将“文学性”即文学的精神向图像文化形态“扩张”，比如像米勒所设想的那样，把原本属于文学文本的“阅读”概念，扩展到阅读一切符号(包括图像)［4］。“阅读”的扩展可以说具有双重意义： 一方面，“阅读” 向一切文本、一切可被阅读的符号开放，可借此表明对文化研究的宽容与接纳； 而另一方面，则是将语言文本“阅读”的方法理念与价值观引入对其它一切文本的读解，导向对一切符号中的现代性意义价值的追寻——— 即便是图像接收，也应当是真正的“读” 图，而不只是“看”图。这也许是文学和文学研究的一种突围与自救之途。
参考文献
［1］陈晓明：《摄影文学的先锋性》，载《21 世纪全球摄影文学论坛》，哈尔滨
出版社2003 年版，第200 页。
［2］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 年第1 期。
［3］参见希利斯•米勒：《论文学的权威性》，《文艺报》2001 年8 月28 日。
［4］参见金惠敏：《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体时代”的文学和
从关键词看我国现代文论的发展
论中西文论融合的四种基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