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面对信息时代出现的“世界图像”，有的学者得出“文学时代的终结”和文学研究时代已成为“过去”的结论，这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现实和独特的思维方式与观察问题的视角有密切的关系。
第一，任何一种理论主张的提出，都与它所依据的社会实践有关，都有它的根。米勒深感“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这个事实尤其使我不安，因为我研究文学已五十年了，而且计划继续下去。一生从事的职业日益失去其重要性无疑令人痛苦。但必须面对事实”⒂。他以他所在的美国加州为例，说明政府对教育文化的支持远不如80年代，仅加州大学大约就有2000多名教授提前退休，人文学科的教员和项目大幅度裁减，经费被压缩了20％。在美国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近百年来一直受人尊敬的文学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危机，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甚至成为被人冷落、嘲笑的对象。米勒感慨：“在这种新的技术和工具型的大学里，文学研究会有什么作用呢？”相比之下，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在中国的情况比美国要好得多。中国全国每个有语言文学系科的大学里，可以说全部设有文学理论课，据有的学者粗略计算，全国从事文学理论、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有3万余人。专门培养文学研究的博士点（包括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就分别设在33所高等学府和中国社科院里。因此，在中国文学研究工作中，尽管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总的方面并不存在文学研究时代已成为过去的问题。由此看来，米勒关于文学时代的终结和文学研究时代已成为过去的感叹，主要是基于美国文学界的现状，至少在中国还不至于作出这样的结论。
第二，解构主义出现了有被“解构”的危机。米勒在全球化语境中，之所以得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的结论，我认为这与他所信奉、提倡和运用的解构主义出现了有被“解构”的严重危机有着直接的关系。解构主义在经典文本阅读方面，在打破传统的“逻格斯中心主义”方面，在冲破阻碍理论发展的种种教条主义的枷锁等方面，确实作出了不可忽视的学术贡献，并在欧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进入20世纪晚期，“解构主义者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奇怪的境地，受到两面夹击：一方面受到贝特、韦勒克、杰拉尔德·格拉夫这些保守主义者的攻击，说解构是虚无的；另一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说解构对体制没有哪怕是一点点的改变。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无所事事；另一方面又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⒃。
解构主义遇到的另一重大挑战，这就是来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批评、新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所谓“外部研究”的挑战。米勒本人对此也很清楚，“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中心有了一个重大转移，由文学‘内在的’、修辞学研究转向了文学‘外在的’关系研究，并且开始研究文学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语境中的位置。换言之，这种转移从对‘阅读’的兴趣，即集中研究语言及其本质与能力，转向各种各样的阐释性的解说形式上去……。由于其兴趣产生了位移（或许难以理解，但这种位移肯定是‘决定性的’），因此，文学的心理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如拉康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福科主义等，就具有一种空前的号召力。与此同时，一些早于新批评、已过时了的注重传记、主题。文学史的研究方式，开始大规模的回潮”⒄。基于这样的理论背景，米勒所说的“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的观点，不是正好说明解构主义的文学研究遇到了时代的挑战、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吗！
第三，技术理性的张扬与人文精神的失落。米勒之所以赞成文学时代已经终结的看法，我认力这与美国社会盛行的技术理性有关。他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的论文中，认为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在他看来，新的电信通讯技术的统治力量“是无限的，是无法控制的”。它的巨大影响“并不亚子人类历史上一次急遽的动乱。变革、暂时中断或与重新定位”⒅。在高科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技术理性往往成为社会上居于支配地位的思维方式，人们对技术统治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容易认识不足。对此，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赛在《单面人》一书中，严正地指出：“必须提一个强烈的警告——警惕一切技术崇拜。……技术，作为一个工具域，可以增强人的力量，同时也增加人的懦弱。’⒆
在信息时代，“世界图像”的创制和普及并未改变文学存在的根本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创造文学和需要文学的主体——人。马克恩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⒇文学是人创造的，是适应人类的审美需要、伴随着语言的产生而出现的，它又随着人类的审美需要的发展而展示出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沃尔夫冈·伊塞尔说：“没有人会否认文学对于历史和社会的索引价值，但是从这一事实中却冒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像文学这样的镜子为什么要存在下去，它又是如何使人们认识事物的。既然文学作为一种媒介差不多从有记录的时代伊始就伴随着我们，那么它的存在无疑符合某种人类学的需求。”(21)伊塞尔从人类学的视角阐明文学何以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它也已为中外文学史上的大量事实所证明。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意识形式。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它未来的历史命运，始终同语言共生共存。语言与审美意识的产生和存在，是文学之所以产生和存在的重要前提。人类社会如果没有语言，没有说话人和受话人的思想感情的沟通、交流与对话的话语活动，就不会有文学的存在。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就是人能够运用语言这一第二信号系统进行恩维，并以有声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思想认识。作家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诗性智慧”的产生、形象思维的运用，都是同语言相伴而行。语言又是作家经过酝酿构思而形成的审美意象的物质载体。语言词语的存在，运用语言进行思维与创作的人的存在（作家）是文学得以永久性存在下来的共生因素。
那么是否因为信息数码图像的出现，文学就存在不下去了呢？当然不是，只是它的存在方式不同于印刷时代仅仅是以印刷出来的作品一种方式存在。而进人“图像”世界的文学，是以四维空间的形式、立体的、动态的、声情并茂的呈现在观众（读者）面前。在这其中，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接受者可以直接参与作品的创作、修改过程。进入图像世界的文学，具有更鲜明的综合性艺术的特点、景与情、情与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在语言、绘画、音乐、动作、姿态各种媒介的交互运用中，通过作家的自由想像，创造出了一个更具有审美特性的艺术世界。
不可否认，进人信息化时代，传统的文学存在方式和传播形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即以书面语言为载体的书刊的印刷出版，大有被网络传播的信息数码图像的形式取代的趋势。似乎一个文学作品“无纸化”的时代即将到来。我认为，对此也要具体分析。文学的文本进入信息数码图像，找到了新的更现代化的物质载体和传播媒体，固然有它与手抄本、印刷文本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它却不能完全取代手抄本、印刷文本的永久性阅读、研究和保存的价值。况且信息数码图像是以电源的供给和电脑的存在为物质前提，切断了电源（或没有电源的地方）、失去或没有掌握电脑的功能，一个艺术的“世界图像”立刻就可化为乌有。而手抄本和印刷文本就没有电源与电子信息处理等高科技条件的限制。人们可以任意把它带到任何地方，自由地反复地去回味、阅读、欣赏。从这一点上讲，网络文学的信息数码图像文本、印刷的书面文本与手抄本，将长期同时存在于世，究竟以何种文本形式出现，这要看作家、读者的主观条件与他们所处的不同时间、地点和条件而定。
文学作为语言艺术，还具有任何艺术形式不能企及和取代的优点。由于“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22)，语言本身所具有的间接性、音乐性、含蓄性、具象性与抽象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兼有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再现艺术和表现艺术的优点，使它能够摆脱色彩、线条、音阶、屏幕等各种物质媒介的束缚，打破时空的限制，充分发挥作家和读者的自由想象，在人的心灵世界和微妙的情感领域与现实世界发生更为丰富多样的审美关系。在艺术中，一切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意蕴，都可在语言艺术中显示出来，也正因力这样，亚里士多德才说诗更富有“哲学意味”。对于文学的这一其它艺术不可代替的优点，清代美学家叶燮有一段精采的描述：
“若夫诗，似未可以物物也。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混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入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概一切以理可若之，理者，一定之衡，则能实而不能虚，为执而不为化，非板则腐，如学究之说书，闾师之读律，又如禅家之参死句，不参活句，窃恐有乖于风人之旨”(23)
在文学作品中，由于语境的不同和变化，即使写同一个景物，也会显出不同的色相，创造出不同的意境。这是其他任何艺术形式所不可企及的。也正因为这样，人类对语言艺术的创造，对文学美的追求也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根本不存在什么“终结”的问题。几千年来，人类运用语言的魔杖，创造出了无数文学的珍品，给人以美的享受。但文学的时代并非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属于过去，它的真正“黄金时代”还在未来。信息时代的到来，“世界图像”的制作和发展，并未也不可能取代语言艺术的发展，它将使文学的女神插上高科技的翅膀更自由地飞翔在艺术的天空，呼唤一代又一代文学新人为之创造，再创造。
信息时代的到来，“世界图像”的出现，这是人类艺木地掌握世界、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建构的伟大创造、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确证，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体现。进人图像世界的文学仍然是人的文学，文学仍然是语言的艺术。它既是写人的，又是为了人、写给人看的。如果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思维和语言，离开了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丢失了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而去研究信息时代的文学能否存在的根由，那就难免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怪圈，从而也就不得不在信息数码图像这一时代“幽灵”面前茫然、悲观和徘徊。
⑴⑵⑶⑹⑺⑼⒅见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第334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⑸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14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⑻⑽(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第90－91页、11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年版。
⑾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⑿《马克恩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⒀⒁(美)弗·詹姆逊：《文化转向》第85页、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⒂⒃⒄(美)J·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构主义》第294页、285页、267－2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⒆(美)赫伯特·马尔库赛：《单面人》，第200－20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1)〔德〕沃尔夫冈·伊塞尔：《走向文学人类学》，见拉尔夫·科恩主编的《文学理论的未来》，第2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5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23)叶樊：《原诗》见《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第313页，中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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