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明之境的现实关怀与形而上拷问——何来诗歌创作浅论

中国新诗发展至今日，在仍然面临着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诗歌两大压力的同时，还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得平衡，这些对于诗人和评论家，都构成了挑战。但在众多的“缺乏传统”和“模仿外来诗歌”的讨伐声中，我们应当静下心来，研读一些优秀的诗篇，就会明白，如果我们还抱残守缺地以为应当有一种固定的形式的限定，是极为不明智的。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古诗的格律是新诗所必须的，那么从新诗诞生之日起就进行的实践告诉我们，削足适履是不会有结果的。同样，时至今日，欧化句式和未经消化的思想的存在也在一步步地被克服，已很少能见到那种模仿的痕迹。此外，我们也应明白，诗歌写作首先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或许，新诗最大的传统就是在于被自身不停地否定，这也是新诗之所以让许多人困惑，苦恼，也让许多人执迷、喜爱的原因。正因为其开放的姿态，才使其包含了各种发展的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文化的每一次变革，都首始于诗歌的原因。
如何解决中国古典诗歌、西方诗歌与中国新诗的关系，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这里，诗人何来的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范例。或许启示就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读他的诗作时很少或从来不会有“影响的焦虑”，而读其他某些诗作时，会一再地提出对新诗关于“格律”、“欧化”等等的与传统是否接续、与外来影响是否分裂的的质疑。
何来诗歌的语言美，是古典诗歌在新诗中的积淀，是对汉语语言美的现代成功挖掘，何来诗歌的音乐美，也是新诗对古典诗歌的成功继承，这些，都使新诗在面对传统时，不再无言以对。“他的诗总体说来是属于自由体的，但由于我国古典诗歌传统在他的审美情趣中有着较为深厚的积淀，所以韵脚的、半格律的幽灵也时常出没于他的诗中。”[1]面对新诗的两大压力：传统与西方，何来的诗歌在摆脱传统压力的同时，以自身诗歌中“现代性”的本土化认知和探索，也让汉语新诗在面对西方诗歌时，可以与之对话。 “一种超越国界、种系、东西方差异，位临于人类整体之上的生命意识已在何来的诗中升腾起来。” [2]
何来诗歌的一定程度上摆脱“影响的焦虑”成功经验，正是汉语新诗的新质和传统，也是值得我们挖掘和需要重新正确评价的。
何来的诗歌由《爱的磔刑》到《侏儒酒吧》到《未彻之悟》，让我们体味到的是悲悯、良知、自信观照下的诗歌世界。同时，何来诗歌中的语言，是富有形式的音乐性的。他的悲悯是真诚的、痛切的、深沉的、平视的，是他自身人格的显露。何来的诗作也是智性的感悟：他的诗作处处可见智慧的闪光，和由此导致的其文风的更多的思辩和直接面对世俗的思考，从而也由世俗的关怀导向精神的拷问。这些都比较成功地解决、处理了传统与现代，中国古典诗歌、西方诗歌与中国新诗的关系。
当我们读到：“即使心破碎了/即使形体销竭枯槁/那满含挚爱的眼睛/还是乞儿般注视着原处的信物/说着岁月一样冗长的誓辞”（《爱的磔刑》）；
当我们读到：“你没有死/死不是遗忘/遗忘才是死亡”（《爱的磔刑》）；
当我们读到：“朋友/仇敌/杂乱的脚步都已远去//孤独吗
不/孤独毕竟是热望的极地/热望之门已经关闭”（《爱的磔刑》）；
当我们读到：“歇息一会儿吧/当爱不再是痛苦/向往就不再成为回忆”（《爱的磔刑》）；
当我们读到：“想到过同作枯骨拉倒/却从没想过离弃”（《爱的磔刑》）。
如此等等，凄迷而深痛的感情，我们不能不为之感动和双眼饱含热泪。还可以例举很多，最后恐怕是要把这首长诗都要引用完，也仍意犹未尽。这其中更以其对爱、人性等等的深刻挖掘，对世事人生的深入观照，等等，让我们思想良多，也被誉为二十世纪爱情诗的双子星座之一：“何来的《爱的磔刑》和林子的《给他》，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堪称当代中国情诗的双子星座。”[3]但这首长诗不单单是一首爱情诗，这其中饱含着过多的内容，和对许多命题的思考，随处都闪耀着智慧的火光。
而其良知的沉吟，也一样使我们感动。在《侏儒酒吧》中，其叙事﹑抒情﹑哲思等等，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状态，让我们的精神经历了一次痛切的游历，之后默默无语地思索，进而反观自身。最不能使我们忘记的是那一句“笔挺笔挺的服装/皱皱巴巴的人”，瞬间就使我们崩溃，为自己感到羞愧。
而在《未彻之悟》中，我们既感到了诗人痛苦而深切的思索，也感到了诗人的自信。是的，要“沉下去/沉下去/一直沉到最底”；是的，“农人不屑地说
诗人/你们对向日葵嘟哝些什么/你们这些不正常的人/为什么不说说今年的收成”；是的，“不要以为/饶舌是内心充实的象征”如此等等，枚不胜举。
何来诗歌的世界，给我们的启事是良多的，它让我们思考，它让我们自省，它更告诉我们，为谁写和怎么写，不单单关涉技巧，更关乎人格。何来的诗作让我们更多地思考为谁写和怎么写的问题。但这也并不是说何来的诗作就不关注为什么写和写什么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何来的诗作中是明晰的，无须过多地追问。但这些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为什么写、写什么、为谁写和怎么写诸如此类的问题，并非都是不证自明的问题，而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写和为谁写，会在本质上谁决定写作的风格特点，写什么和怎么写，也一样决定着写作的形而上的特征。在何来的诗歌写作中，智性的感悟已使其一样已达到形而上的深度。技巧也不再单纯是技巧，而是内容得以智性展示的本质特征。“何来的诗，自有其别具的特色和艺术韵致。也许正是这种特色和艺术韵致确立着他在西部诗人中的真正地位。”[4]此外，从影响的角度来说，智性的思考往往可以使一个人坚强、乐观地活着。而神思往往使一个人会离地面越来越远，最终失去依靠，为尘世生活的苦恼而不堪重负。或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何来的《未彻之悟》对许多追寻、执迷于诗歌的人来说，未尝不是一剂良药。不要急噪，“良知没有哑/只是还没有决定由谁表达”。

他的诗作由于其强烈明显的个性特征，而少有追随者，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

一、从“柏林贸易展”到“侏儒酒吧”

在众多的舶来品中，恐怕“现代性”是一个最让我们自己说不清的词语，不但我们自己说不清楚，就连这个词的老祖宗们，也就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辞。更有“现代化”、“工业化”、“现代主义”等等各种概念之间的纠缠和思想的层层面面。如果“现代性”从时间序列上来说，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与都市文明的产物，那么当它被中国接受后，“现代化”的努力首先就是一个对“工业化”的期待与想象。但这种“工业化”的期待与想象很快便被置于农牧、工业、后工业的矛盾境遇之中。而正是这种矛盾，使得中国的“现代性”的诉求，不似西方的序列诉求，而具有了自身的特质。即对“现代性”的矛盾性态度体现在何来的诗歌中，就是对都市文明的既接纳又批判。“……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将更集注意力于人性的问题。一种成熟的本土现代主义，理应体现出一颗成熟的心灵。它能比一般人更敏感地，同时更冷静更深刻地看待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切：批判地，然而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对立地对待生活，反思人性和文化；不仅仅以诗歌营造个人逃避现实纷扰的精神寄居地，更让它承担起某种社会义务，充分发挥它的美学影响力，以抵消现代化进程的负面影响，维护人性的健全，促进健康的现代化文化精神生长。”[5]但这种“现代性”追求还处于实践之中。对于新诗一样，实践仍将是其主要特征。
“现代性”是西方文明直接强行进入中国的，并非从中国传统文明中诞生而来，这种断裂使中国现代文明在面对强大的中国传统文明时，往往失语。也使得这种“现代性”文明在中国似无源之水，无根之苗。要让它生存，必须寻得传统的支持，这也就是“现代性”的本土化问题。对于中国的现实而言，“现代性”首先是与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独立富强联系在一起的，进而也才有了“工业化”、“现代化”的中国自身的设想和想像。
“现代性”的追求面临多种压力，其中之一就是民族独立，民族国家的建立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体现在诗歌中，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而传统思维方式之“现代性”改造，更是艰难痛苦和前途未卜的。这也就更显出了对传统的再认识的迫切必要。这些体现在何来的诗歌中，就是为实现传统古典汉语诗歌语言美、音乐性、形式要求与“现代性”统一的努力，即如何实现现代汉语的语言美、音乐性与重塑现代汉语的诗歌形式。反过来说，“现代性”的如何本土化，是中国“现代性”的要求。在诗歌中，“现代性”如何得以实现，也就是中国新诗面临的一个问题。何来的诗歌创作，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的经验。
他时刻在提醒我们，中国的诉诸“现代性”实现的努力，应立足于中国这个农民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基础之上，“为什么不说说今年的收成？”
梵高谈向日葵的金黄，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很少碰见质疑，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人们会问，那个向日葵的载种在哪里，在干什么。这就是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在何来诗歌中，体现为悲天悯人的情怀。“现代性”也以中国式的面孔出现，在这里，波德莱尔的“乞丐”是何来的“卜者”，西美尔的“柏林贸易展”是何来的“侏儒酒吧”，本雅明的“人群”是何来的“老门房”……最终，诗人的社会意识与承担意识、诗歌的矛盾出现了，诗人自身的矛盾也在这里出现了，所以才有无奈之后的反讽（现代性追求的矛盾）、矛盾之后的诙谐，而诗人澄明的人格与明确的立场也显现出来：如果诗歌只是“布尔乔亚”们手中的玻璃钻戒，如果诗歌只是他们玩乐和取笑的玩偶……这好象也无可指责，但诗歌对于何来，首先是因为生活的苦难，首先是因为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那默然无语的干枯混浊的泪眼、永远也直不起的背和粗糙蜷曲的双手……即使他不能说出这其中的酸辛，但也绝不是单纯的生活的赞歌。这对于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歌颂了苦难，那我们就是有罪的，因为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已将苦难上升为了一种精神资源，作为了我们生活温暖后精神空虚的调剂，而无视这些拥有这种精神的人的生活的苦难。当精神的“布尔乔亚”在生活显示中是“波希米亚”；精神的“波希米亚”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布尔乔亚”，我们还是应当重温福克纳的那句名言：“人是不朽的，并非在生物中惟独它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诗人的声音不仅仅只是人的记录，而且应是帮助人类永垂不朽的栋梁和支柱。”[6]
何来的诗歌，始终在追求一种澄明之境，这既来自诗人自身心理的需要，也来自诗人对诗歌的理解和诗人的自信。对现代思想的吸纳、导向现实拷问而非宗教情怀的诗歌本土化、传统诗观的影响与有限介入的现代诗歌技巧、诗歌中的澄明与世俗解脱，这些都只是对于读者而言的诗歌的表征，而非诗人自身。虽然诗人以“哀而不怨”“怨而不怒”的姿态呈现了诗歌中诗人的形象，但形而上的拷问更多地留给了诗人自己，这就是诗人的承担，诗人的形象因此澄明，但诗人内心深处充满着郁结，良知的读者的心灵也一定会被刺痛。正义感、同情心、自信力观照下的何来的诗歌世界由此体现了其人格魅力、思想魅力和诗歌的魅力。
此外，诗歌写作有个人层次的写作，有群体层次的写作，有民族层次的写作，有人类层次的写作，有宇宙层次的写作，而伟大的作品，总是包涵性的，而非某一个层次的写作。我们在这种写作中，既可以看见个人身影节制后的个性，也可以听到群体的呻吟，既有民族的大义，也有对人类苦难的悲悯，更不乏对宇宙的形而上的探求。比如何来的长诗《爱的磔刑》，就是如此。也让我们从中体味到了审美的痛苦和愉悦，也体现了诗人的人格和诗歌的力量。诗歌的选材，并非无足轻重的载体，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立场，是作家哲学世界观的材料体现。何来诗歌的诉诸于审美，也含纳社会学、心理学的内容，正是作家对自身生活、经历的人生情怀的转换。是作家对生他养他的那片热土的爱恋：“ 爱是一种幻想，诗也是一种幻想。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困顿和苦闷的时候，便需要从幻想中寻找寄托，需要用诗的虚妄和美妙求得超越和慰藉。”[7]“因为幻想和诗，因为幻想和爱，还需要慰藉和摆脱困顿，诗人拿起笔，写下真挚、澄澈、与生命深刻遇合的作品。它摆脱了狂乱喧嚣的心灵迷流，而趋天籁、顺畅、自如。”[8]
同时，“诗人创造的这一广阔的艺术空间，并不只是向读者展示他的想象力和艺术才华，更重要的是向宇宙宣告人类的追求精神和人类自身的价值。也是诗人自我价值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却要付出代价甚至牺牲的。……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从中折射出了人的主体意识和时代的光斑。”[9]而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也正是“现代性”的追求之一。
以现实、当下的视觉来审视过去，以现实的西部来反省过去的西部，以非西部的人、事来观照西部，从而，在这一切的相互砥砺中，生发出新的诗歌精神，实现了其自身诗歌的的“现代性”本土化。把中国新诗置于中国传统与西方、立足于自身生存的现实，在这三者的磨合之中，具有 “现代性”的新诗生成了。这与脱离传统的的以西方文本马首是瞻的写作是不同的。因为他对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太热爱了，他无法抛开这个他生活的现实去虚构一个不切身的的文本，这样将意味着他对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上的苦难视而不见或无动于衷，这与他对于诗歌的信念是相悖的，是他不能接受的。

二、诗学策略

当“传统”已被视为落后，当“先锋”已成为一个被滥用而失去意义的词语之后，面对传统与西方，何来在这双重的焦虑之下，其诗学策略是游走于保守与消解之间，这基于他对诗歌功能的认识：他“……兼顾诗的主、客观两种功能，主张文以载欲和文以载道的统一，亦所谓表现自我与教化读者、抒人民之情的统一。由于诗中所载之道融入了诗人独特的人生体验，其道中所载之欲受到道的规范，其欲得以升华、不再猥琐。自我与读者（人民、人类）的情感的协调一致，则使诗更容易于找到知音，更易于激起共鸣。”“……其理想的抒情方式便是面对倾听者的娓娓倾诉。”“……让艺术生活化，让生活艺术化，……。”[10]为此，他以渐进、新奇、雅俗共赏的态度，在词语的意象（抒情）与结构的心象（叙事），在乡村的关怀（传统的人文主义）与城市的现代主义批判（现代思想），在传统语言与现代语言的双重审美中，在历时的积淀与共时的相互砥砺中，构建着自己的诗歌世界。“何来，这位鸟类中的勒内·里尔克，这位飞向彼岸的老蚊子，把语言的装饰功能剥得一干二净，只剩下坚硬的果核，传达着让材料脱离形体而融入命运和灵魂的作用。这也就是何来的语言节奏渐慢、光华内敛、形容词越来越少而描述增多的根本原因。”[11]
他所有的诗歌，都是洗尽苦难生活的铅华后，诗人怀着淡淡的忧愁、哀伤，以沉郁的心境，缓慢的语调一一述说来的。这是在凄凉、孤独、黑暗的雨夜，诗人怀着一颗爱之心，对我们喃喃絮语的倾诉。感动吗？那是因为你与诗人一样，有着爱；无语吗？那也一样，是因为你也对生活的苦难痛心疾首；绝望吗？不，没有绝望，只有挥之不去的哀愁和忧伤……

三、阅读的权利

T·S·艾略特曾说过，写作的声音有四种……既道出了写作的秘密，也说出了对读者的态度，其中之一，就是有一个假想的读者，作者在与假想的读者交流、倾诉的过程中，写作的目的得以呈现。当写作完成后，读者的群体也就基本生成。这种要求是双向的，作者在选择读者，读者也在选择作者及其作品。读者的阅读期待的满足、读者的参与、作者与读者平等的交流、相信读者，但也潜在地诱劝读者，都使得何来的诗歌具有了迷人的魅力。
阅读的权利就是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双向选择。这种选择既是对作品的要求，也是对读者的要求。作品与读者之间并非常常是统一协调的。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作品被所有的读者阅读。当这种矛盾产生时，不同的态度也随之产生。比如T·S·艾略特的《荒原》，就是有很少读者但却评价极高的作品，比如汪国真的诗，就是有着大量读者但却评价不高的作品。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文学有了雅与俗之分，这其实暗含了对上述矛盾的无奈后的一种策略性选择。态度也由此产生，雅文学认为文学有经业济民之功用，其审美也是崇高的审美；俗文学不这么想，它们将文学首先定位于娱乐。但事实是，文学恐怕从未有像坚船利炮那样的明显功用，也从未像灯红酒绿那样使人忘乎所以。文学更多的是潜在地缓慢地改变着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文学首先要具有娱乐功能，就是对读者的欢迎，但同时，文学应诉诸于读者的精神，也就是说，文学应当雅、俗共赏。这是对读者的尊重，也是阅读的权利。诗歌的娱乐功能首先诉诸于音乐性、形式要求，是读者与作者共舞的平台，对作者是要求，对读者是权利。而何来诗歌的雅俗共赏，正是很好解决了多年来困扰汉语新诗的一个成功范例。“在流行着消解与失语的诗坛上，何来是一个真正的建设者。与各种假大空的应制诗和不知所云的伪先锋诗相比，他更愿意走一条边缘化的写作之路。他的作品构成，便表现出既有源于生活的经验写作，也有源于灵魂的超验写作。这两种写作的相反相成，诞生了何来诗歌独具特色的品质。”[12]

四、“减法”之后的诗歌

当文学的“文以载道”的认识、教育等社会功能被压制之后，当文学的陶冶、娱乐的“审美功能”被凸显、主观的自我表现、发泄、自我娱乐功能被夸大之后，诗人的选择是什么，诗歌的选择是什么，这些都应是我们要思考的。

而诗人何来的选择又是什么呢？“如果只有一个定义/可以涵盖任何一首诗/那等于说爱有一个公式”他说，“其实，文学，包括诗歌，都应该是自然呈现的产物。作者应该真实自然地把内心的欢乐和忧患、怀想和憧憬、思考和梦幻表述出来。艺术上应该既是新奇的，也是自然的；标新立异不可不讲，但也应该符合人们思维的普遍法则，达到自然无成的妙趣，使读者在欣赏中得到喜悦。”“诗歌是自由的，但它不该是随心所欲的。诗歌是虚幻的，但它不应该是空泛浮滑的。诗歌是创造性的，但它不应该是莫名其妙的。”“……诗歌的创作和欣赏，是人们通过宣泄情感、传达思想、表现智慧，意在达到沟通心灵、相互关怀和审美愉悦的效果，而不是借诗歌去抬摇，去唬人，或者制造人们更深的隔阂。”“不论写诗或读诗，都应抱着自自然然的平常心才好。”[13]
生于乡村，而居于城市，使他时不时地会回望乡村，就如一棵植物，它的跟始终在泥土之中，而不在都市的钢筋水泥之下。反倒是燥热的都市之风，使他时时怀念乡村的清清凉。但这种回望、怀念已只是精神、心灵深入隐秘的冲动，是一种更为复杂、矛盾和隐秘的感情，他也一样热爱城市，只是想让城市还具有一种他所怀念的品质，这是更为真实的感情。
那么，究竟什么是诗歌的最本质的因素呢？诗歌最终必不可少的要素是什么？“减法”之后的诗歌还剩什么？
正如舞蹈是空间的艺术，音乐是时间的艺术一样，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且从词语开始——到句式——到行——到结构，此结构由思想和情绪构成。形式是其空间特征，张扬所指、开放所指的语言是其物质特征，韵律是其心理时间特征。由可视可听的词语的平仄到内在情绪的结构的平仄、由思想的情绪和情绪的思想生成的诗歌，其中的叙事也是情绪的叙事，其中的戏剧也是思想的戏剧。
有一点可以肯定，目前的非诗，皆无节奏、韵律，即或内在、或形式的。当弃去这一点，诗歌也就与其他文体，尤其是散文，不再有区别，即使反现代主义的拉金的诗歌，也一样有韵律。这也就要求还具备另一特征：分行。勿论如何，如昌耀的“大诗观”，对诗的形式的发展是雪上加霜。
一些技巧虽然并非独属诗歌，但一些技巧虽出现在其他文体中，却是诗歌的，是其他文体对诗歌的入侵。而“何来对语言的锤炼，使诗句具有文雅自然而声韵铿锵的特色。可以说，他的好些诗，都是当代诗坛出林翘楚式的‘语言美’的范例。”
他“……并不是单纯从理性认识出发，而是从历史事实中吸取经验教训，着眼于通过脚踏实地的艺术实践，来走出历史的怪圈。”[14]

五、诗歌意象选择的现实、心理动机

从来，我们都是将诗歌囿于语言意象的审美，或许，这对于一些人是需要的，但对于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不能言说自己的生命，生存状态的人，只有意象审美的诗歌和诗评，有时对于我们是极不切身的，“国家毁灭了/野草生生不息/野草被烧尽了/诗歌还在生长”对于更多的诗歌写作，我们应当问问那些写作背后的心理的、现实的或隐或显的动机。由此也才可以明白，诗不单是语言意象的审美，其背后有着更深的社会的、现实的、心理的缘由，有着不可言说的郁结和悲愤，而这郁结和悲愤，绝不单单是自身心理的宣泄，或者说，不仅仅是为了一己的心理宣泄，在诗人的眼中、心里，与他看到、感到了自身以外的更多的让人痛心疾首的黯然无语的人有关，也由此，诗歌才显示了其崇高和力量，诗人们才有了存在的更高的理由，诗歌才有了更让人心颤抖的、震惊的巨大能量。而这都是为了普遍的爱和幸福的实现。
无论如何玄妙，语言终究是社会的产物，而且是由人组成的这个社会的产物。语言并非无根之水。“艺术是对精神的崇拜”虽然语言也会成为我们的陷阱，让我们有时不知所云。但也不似那些“用借来的泪水/急忙化装自己的感情”的“诗人”，更不似那些“用诗歌掩饰无知”和“渴望与诗歌结缘/梦见的却是满斗黄金”的诗人。
当我们把诗歌从一种铁笼中解放出来时，我们却将之又置于另一种铁笼中。虚假的代言故然残忍，但一己的手淫也一样让人失望。何来诗歌的意义正在于由一己看见了一群人的命运，甚至人类的命运。这样的诗歌最终是复杂的、含混的、矛盾的，因为诗歌从来对现实就是无能为力的，但正因为此，这“反抗绝望”的努力就更显其悲壮和意义。因为他全部的努力和坚持，来自对诗歌始终不渝的信仰，他全部的信仰和力量，来自对一群人的热爱，这群人是他心中永远的隐秘的存在。即使时代有时会使他们羞于或不屑于说出。这群人就是生活在曾经养育了他的土地上的那群人，他们在生活的底层。他让诗歌审美（可读性）更似乞望，但这乞望以审美获得了尊严，这乞望以其强大的心理力量获得了自由，这乞望以其无私的爱和力量让麻木、迟钝的神经震惊。此时，一己的宣泄更似对诗歌的羞辱，形式的论争，更似杂耍，语言的积木，更似无心肝的扭臀晃乳。当我们不是把诗歌吹入天堂，或把诗歌踩入地狱时，当我们把诗歌与那群受苦受难而又黯然无语的人联系起来时，虽然他们从来都是对诗人一无所知，但诗人能对他们视而不见吗？此时，我们获得了力量，诗歌获得了崇高。很明显，写作体现着一个时代的精神，还有地域的、心理的、社会的等等的影响。伟大的写作正是整合或努力整合了这一切，指示了一种新的可能和方向的写作。“对于何来这样的诗人，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命运，似乎已经成了他的天职；而二十多年所走过的历史道路所带来的困惑与反思，不可能不使他对更遥远的历史的审视。”[15]我们有理由说：“诗人们，在你们品尝着加糖的苦咖啡时，别忘了回头看看这黑色的豆子是怎样生成的。”
“一位诗人赞叹着向日葵/啊你的心是何等的虔诚/它穿过黑暗/守侯着熟睡的太阳//一位诗人蔑视着向日葵/啊你不断扭动着卑贱的脖颈/究竟在向谁乞讨/你永远得不到的东西//农人不屑地说，诗人/你们在对向日葵嘟哝些什么/你们这些不正常的人/为什么不说说今年的收成”
“他从不对诗歌发言，只以一个诗人的良知和品德来面对。他的诗歌是多姿的，然而又是单一的。多姿的是他艺术上的求变，单一的是他灵魂上的向度。可以说他是一个精神世界的苦苦泅渡者。”“在何来先生的诗歌中，他永远是那样富于思想，充满激情而又不乏宽容。他的诗歌是直面灵魂的，因为在那里有一颗年轻的心，有着人类的良知和血性，也有诗人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和这个时代的尖锐对接。”[16]
 

注释(略)：何  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