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在倡导政治革命时,看到了文学艺术在宣传鼓舞方面的作用,所以他们同时想用文学革命来推动政治革命。1902 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公开亮出小说能“改造国民”、“改造社会”的观点。文章发表后得到了社会的积极认同,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小说创作热潮。梁启超的思想来自康有为。“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在上海的书店里,无意间了解到,市民购买书籍以小说为最。他敏锐地意识到,由于印刷业的突破,小说的作用将日益凸现。他又得知当年日本搞“明治维新”也是利用小说宣传新思想并取得了成功。1897 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认为:“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康有为的小说教化民众的思想在当时很有影响。严复、夏曾佑等都纷纷鼓吹小说的救国救民的作用。当时域外小说的引进也冲击了传统的鄙视小说的旧观念。而晚明以来,直到清朝中叶以后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本身求新求变的内在要求,也迎合了改革小说的运动。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都市文化环境的形成和发展也与小说改革有关。都市文化心理和市民价值观念的形成,文化商品市场的拓展和印刷技术的突破等因素都促使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根本变化。
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在前往日本的军舰上他读到了日本柴四郎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大开眼界,认为找到了可以效仿的范本。到日本后就在横滨创办《清议报》,特意开辟“政治小说栏”,连载他翻译的《佳人奇遇》,并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正式推出“政治小说”的概念。几年的摸索,中国的维新派认识到要推动社会的改良,就要借助小说的社会作用,要对小说进行改革。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把小说列为文学之最上乘。他认为中国的腐败是由于小说的腐败,中国自状元宰相、才子佳人、江湖盗贼到民间的妖巫狐鬼的思想都来自于小说。他感叹“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 大圣鸿哲数万育谆诲之而不足者,华士访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余。”他强调小说的作用,已经到了将之与政治读物列为一体的地步。
梁启超的这种将小说由经世致用推向极端的文学观,有其深刻的文学发展和文化历史背景。中国封建文化固有的思想和传统强调社会、中央集权以及社会思想,至于个体以及个体的社会作用常被有意无意忽略。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人生思想阐述和个性张扬则是相对很晚的事情。由于封建的残酷统治对人们言行自由的限制,由于科举八股对我国文、史、哲学科发展的窒息,又受清朝文字狱的影响,人们转而重视了文学。西学东渐,新思想的引进,更增强了参与社会改革的要求。他们将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和要求通过文学作品用虚构、影射等手法表现出来,当时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某种意义上说只有通过文学作品才能表现自己的政治态度,很少有其它渠道。久而久之,这种不正常的社会形态形成的不正常的文学使人们对文学的社会功能产生了错误的认识。人们将散文与政论;文学思想与政治思想;文学作品与政治读物混为一谈。以至于对文学的社会作用作出了超乎寻常的评价。梁启超打着小说革命的旗号,亮出政治小说的招牌。社会意识产生对文学创作的“误读”,于是那个年代像孙中山、鲁迅、郭沫若等站在改革前列的热血青年纷纷弃医从文,想通过文学的形式“喊醒铁屋子里昏睡的人们”,胡适在美国也弃农从文。随后,那些先行者鲁迅等从“呐喊”到“彷徨”的反思也反证了当时的“误读”。
小说界的革命,象一股旋风,不但在理论上有像夏曾佑、狄平子、王无生、陶曾佑、徐念慈等从社会政治角度肯定小说的社会地位;同时在创作和翻译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景象。前后十几年竟有近2000 部小说问世①。1906 年吴趼人在《月月小说》中对新小说创作的繁盛景象作过精彩的概括:“吾感乎饮冰子(梁启超)《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艺术创作达到如此状况,着实吓人。
由于对小说等文学样式的作品仅作为政治工具看待,要求其直接服务于当时的社会斗争,所以人们只重视它们的思想内容,而忽视其艺术特性。那些以报人身份从事小说创作的韩子云、孙玉声、李伯元、吴趼人等纷纷接受梁启超的思想,转而创作暴露官场黑暗、抨击时弊的“黑幕小说”、“谴责小说”。政治活动家中除了梁启超外,陈天华、秋瑾、罗普(岭南羽衣女士) 、张肇桐、颐锁、张春帆等,连学者出身的蔡元培也转变了对小说创作不甚在意的态度,亲自创作政治影射小说《新年梦》。当时学者中颇讲究艺术特点的陶曾佑在1907 年写的《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中对小说的作用作了不恰当的理解:“小说者,实学术进步之导火线也,社会文明之发光线也,个人卫生之新空气也,国家发达之大基础也。”②令现代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时有这么多人参与写小说而议论小说艺术特色的却凤毛麟角。“1902 年小说界革命伊始,梁启超就在《新小说》创刊号上连载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以此为契机,政治小说异军突起,创作政治小说一时成为时尚,因此1902 年被称为政治小说年。”③由于特定时代的背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开了粗制滥造、教化高于一切的先河。小说界的“政治化”影响到诗歌、散文等领域直至影响了整个文坛,并流弊了中国半个多世纪,到文化大革命达到巅峰。“五四以来的学者及作家都对晚清小说形式的粗糙与腐化颇为不屑。奇怪的是,他们却对晚清理论之夸张小说(文学) 、启蒙,与国家之间的必然关系采取相当谅解的态度。事实上,他们自己的理论根本与晚清看似创新、实则陈旧的理论所差无几。现成的例子如陈独秀夸张的‘普罗大众的文学、现实主义的文学、革命的文学’的宣言;胡适文学‘革命化’的主张;周作人对‘人的文学’的诉求;以及鲁迅自称放弃医学是因为文学才能救中国人的灵魂。这些理论暗示一种强烈的欲望,想把道德指令强加于文学。这些五四精神的大师不但重复了传统批评论述强加于文学的道德使命,并在刻意夸大中重现了颓废的晚清精神。”④
西学东渐反映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核心之一就是以“人”的价值扫荡传统封建文化。王国维是那个年代少数几个能站在中西文化的结合点上,考察中国文化的学者。王国维在1905 年发表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就批驳了文学是政治工具的论调:“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 “如果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他认为文学家与政治家各有独立的价值,是天下最神圣最无可替代的,否则就失去了它们的价值。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使他们都想兼为政治家,从而导致忽略或贬低自身的美学价值。他感叹,这是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的原因。同年他写的《论近年之学术界》:“又观近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术之有价值,安可得也! 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1904 年到1911 年,王国维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他引进康德叔本华等的“崇高”、“游戏”、“距离说”,企图以此强调文学特殊的功能和它的独立价值。他在《文学小言》的最后一段中激烈地抨击时弊:“今 的文学之途,盖已开矣。吾宁闻征夫思妇之声,而不屑使此等文学嚣然污吾耳也。”所谓“ 文学”就是功利文学,就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文学。他认为那是死亡的文学。1904 年他提出“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认为文学家创造精神财富,能传世,他们的精神力量影响历史深远,对此政治家却做不到。而从中国的现状看,似更需要文学家。这些话粗看不够周全,然而,放在那个“小说救国”,人人皆把文学当政治武器,人人都想当政治家的年代,他指向明确,拗正时弊的思想显得相当超前。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针对梁启超的“政治文学”提出《桃花扇》和《红楼梦》孰优孰劣的议论。他认为人的一生一直是处在一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冲突导致人的追求,追求便带来了痛苦。文学就是描写这种人生的精神历程。《桃花扇》有“故国之思”,蕴含政治色彩,在悲剧意义上远远不能与《红楼梦》相比。他推崇歌德的《浮士德》和中国的《红楼梦》,它们都最为精切地描写苦痛和解脱,由于它们道出了人生苦痛和解脱的“真谛”,达到了文学反映人生反映社会生活的目的。他在国内第一个引进“悲剧说”, ⑤提倡以审美的方法对待生活对待人生并以此寻找解脱之道。用西方的悲剧观否定“政治文学”的工具观。“在明确了真正的西方近代文学观念之后,王国维与周氏兄弟认清了‘文学救国论’等打着学习西方的旗子,却带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色彩,实际上阻碍了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⑥有学者指出,如果要颂赞梁启超,与其称道其引进外来观念,倒不如说他把传统的文艺载道论及利用论包装成西方与日本的进口货,因而使他们获得重生。相反的,王国维之所以值得重视,倒不是因为他坚守旧的中国小说传统,而是因为他运用西方理论阅读中国经典,从而为我们所了解的“现代”加了一个新的、中国式的层面。⑦写《红楼梦评论》的第二年,1905 年,王国维进入四读康德的最后一读,对康德美学思想的纯艺术观特别对康德的非功利思想在接受的同时有自己的思考,在“明确了真正的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后敏锐发现我国文坛的问题。
《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前一年的《文学小言》就直接反对文学的功利性。在第一则中他说:“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提出文学要摆脱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以文学为文学才能保持其独立地位,社会上“ 的文学,决非真正的文学。”并在此基础上用“游戏说”加以佐证:“唯精神上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他企图区分艺术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以此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王国维并非否定或反对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相反他是十分肯定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他在同时写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说:“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文中还强调文学与自然及人生的关系。
如果说《文学小言》是语录体的零星抽象议论,那么《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就是针对文坛不良倾向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他的文学观点。文章一开始即提出“古雅”这个概念。“然天下之物,有决非真正之美术品,而又决非利用者。又其制作之人,决非必为天才,而吾人之视之也,若与天才所制作之美术无异者。无以名之,名之曰‘古雅’”。他认为“古雅”就是,不一定是天才的艺术家创作的,但是“若与天才制作之美术无异者”,同时,它必须又是“而又决非利用者”的艺术。显然,这里强调两点,一,这种文学是否天才创作并不重要,但必须是优秀的文学。二,这种文学“决非利用者”不是“政治文学”,明确否定艺术的功利作用。从文章的结构看,王国维要反对艺术的功利观就必须讨论艺术、美的性质。王国维认为,“美的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这话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美的超物质性的“独立之价值”;同属精神领域的美与道德观念、科学概念的区别,美是完全超功利的观点⑧。王国维美是超利害关系是他美学思想的核心,他是在那种背景下接受康德并作为反对“政治文学”的理论武器的。“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其可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故其价值亦存于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⑨当人们认为事物是美的时候并作为美加以鉴赏时往往与“利用”无关,文学是美的人们当以美视之。美及其价值存在于艺术自身,艺术内在美是艺术的特质,所以应突出自身是艺术的形式而不是外观。艺术的价值存在于艺术美本身,这是美的基本性质。这里的“利用”显然是针对当时利用文学进行“革命”的“政治文学”,针对当时全社会对文学的模糊认识。与王国维写《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同一年,鲁迅写了《摩罗诗力说》,这是代表他当时文学思想的力作。鲁迅在文中大谈文学的社会政治作用,他认为文学:“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10 对文学的社会影响力作了不尽科学的阐述。
图像社会与文学的未来
西方文学批评话语与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