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说明一点：我之所以不赞同文学评价中以与社会性相对立的“人性”为标准，决不是意在鼓吹阶级斗争，要求通过作品来煽起阶级仇恨。文学确切是一种美好的东西，许多作家也确实都是抱着美好的理想，为实现人类美好社会的愿望来进行创作的。以致人们常把作家看作是“人类的良心”、“民众的喉舌”；但是他们对社会不平的憎恶和揭露却又是最深切和深刻不过的。这是否与他们的主张相矛盾？我觉得并不矛盾，理由就在于我们前面所说的所谓“一般人性”之不过是一个理想的尺度而非现实的尺度。所以若是我们不仅只是从主观的、心理学的观点，而同时从客观的、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待问题，那么，尽管剥削阶级中的人物并非个个都像屠格涅夫《总管》中的宾诺奇金或《白毛女》中的黄母那样阴险、狠毒，从心地上来说，他们中也不乏有仁慈善良的人，如契珂夫《樱桃园》中的朗涅夫斯卡娜、鲁迅《祝福》中的鲁四婶，前者对求乞者慷慨地给于一个卢布，但她的行为是漫不经心而轻率的，后者不仅为祥林嫂的悲惨身世洒下一把同情的眼泪，但最终还是把祥林嫂赶出了鲁家。这说明她们的行为是她们的实际地位所决定了的，这种实际地位是无法由主观意愿所改变的。这样，又怎么谈得上“普世价值”？但文学毕竟不只是生活的反映，它还体现着作家对理想的追求，因此，它在揭示人间的不平、不公、丑陋和罪恶的时候，并不排除具有唤起人性的觉醒、促进人性同化的功能。这里就关涉到“普世价值”与“普世情怀”的问题。现在我就想集中来谈谈对这两者关系的看法。
普世价值与普世情怀都关涉到一个普遍适用性的问题；但两者又有根本的区别：普世价值是一个客观观念，表明这种价值在实际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着的；而普世情怀是一个主观的概念，只是表明人对于这种普世价值的一种主观的意向和追求。所以在我看来，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还存在着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对立，建立在共同人性基础上的普世价值、全人类价值是不存在的。虽然有些思想家也在这样提倡，如弗洛姆，他在《健全的社会》、《人的呼唤》等著作中提出博爱、泛爱全人类的爱，认为“正如对一个人的爱，如果排除了对别人的爱，就不是真正的爱一样，对自己民族国家的爱，如果不包括对人类的爱就不是爱而是偶像崇拜”（29），试图以“爱”、“人性”和“人道”为出发点，建立一种超越社会和历史的、以全人类共同的价值为尺度的道德体系，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全。在1993年8月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宗教议会”上发表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中，宗教界的人士也提出要确立“一些有约束力的价值观，不可缺的标准以及根本的道德态度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33），来作为建立全球伦理的思想基础。但这些也只不过是他们对人类美好社会的一种设计和构想、企盼和愿望，在当今现实世界不仅没有真正实现过，而且目前也不可能实现，这实际上也只不过表明它只不过是一种普世情怀。
而我们之所以不赞同普世价值而提倡普世情怀，因为它不是切合实际的到、现实中所能寻求的；但是尽管如此，它作为对美好人性、实现人间的正义、公平、亲善、友爱的一种理想和愿望，对每一个善良的人来说，却是不可能缺少的。这种理想、愿望通常是出于对人间的不平、不公、罪恶和非正义的感受和体验而产生的。这种感受愈强烈、体验愈深刻，那么这种理想和愿望也愈炽热、愈坚定。所以，就其性质来说，它不是对现实的认可，而是对现实的一种抗争。因而在作品中它不仅毋需通过美化现实、幻想以一种廉价的“爱”来表达，相反地往往是通过对现实的丑恶和罪行的揭露去展示。就像列宁在谈到列夫·托尔斯泰说的，他在作品中“对国家以及警察官办的教会的那种强烈的、愤激的而常常是尖锐无情的抗议”（34）他对这些不合理现实的抗争是如此热烈而激愤，“千百万人民群众都借他的口说了话”。（35）这也是历史上许多伟大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所共同的特性，当我们在阅读屈原、杜甫、白居易、陆游、曹雪芹、鲁迅、雨果、列夫·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契诃夫等人的作品时，无不都深深地为他们在作品中通过对现实的抗争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普世情怀所感动。它可以唤醒读者的良知，激励人们为创造这种美好的人生去奋斗。这是一种人类永恒的追求，只要社会还存在着压迫、剥削、不公、不平、丑恶和罪行，那么这种追求就一天也不会停止。这我觉得也是一切人类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学说的共同特征，康德认为人类历史作为“大自然的一项隐蔽的计划”，他所要现实的最终目的就是“是人类物种的全部原始秉赋都将在它那里得到发展的一种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36），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也是相通的。马克思所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最初的口号就是“人人皆兄弟”，（37）而后来之所以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来取代，是马克思通过对社会各种阶级力量的科学分析之后，认为实现这一社会理想的使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承担，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不只是为了解放自己，而是为了“解放世界”，（38）“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39）这种追求全人类自由、平等、大团结的目标和理想难道不是一种普世情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一个作家若是具有了这样一种普世的情怀，那么，他在作品中描写社会的矛盾、社会的罪恶、不公、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与追求人间的大爱是不矛盾的。因为从普世情怀的眼光来看，这种反抗和斗争不是狭隘的阶级复仇主义，不是像阿Q的“革命”那样，为的只是得到“吴妈”和“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而是作为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全人类的亲善、友爱、自由、解放这一最终目标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来理解的。这样，作品的意义就可以通过描写反抗、斗争来达到对这种反抗、斗争的超越。《斯巴达克思》、《汤姆叔叔的小屋》可以为我们证明，《国际歌》、《母亲》也同样可以为我们证明。在就是康德所说的：“甚至战争，假使它用秩序和尊重公民权利的神圣性进行着，它在自身也就具有崇高性”，特别是“当它冒的危险愈多而在这里面愈益勇敢地维护着自己时”，那么“使那用这种方式进行战争的人的思想风度愈益崇高”（40）。
这里，在对待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以及这种反抗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的问题上，我们也就找到了我们所说的普世情怀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分歧所在。历史上很多伟大的作家都非常同情人民大众的苦难、憎恶社会的不公和不平，并以他们博大的情怀为实现他们心目中的人世间的大爱而热情呼唤；但是，他们不认识这种人间的大爱不可能靠上帝恩赐，而只有唤醒人民群众自己去争取，更不理解反抗、斗争与实现人间的大爱之间的内在的一致性和统一性。所以，每当遇到反抗与斗争，他们就感到恐惧，就开始畏退了。列夫·托尔斯泰公开提出了“不以暴力抗恶”；雨果虽然没有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公开表明他的主义，但是在他的反映法国大革命后革命军与复辟势力所开展的轰轰烈烈斗争的小说《九三年》中，通过近乎戏剧性的、人为的情节安排来表明：“在革命之上”，“还有人心的无限仁慈”，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应该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以示革命与人道主义之间的水火不相容的性质，而使得这一作品实际上不加分析地变成了对革命暴力的一种控诉。这毫无疑问是他们思想的局限。但从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对于一个美的艺术作品来说，描写战争，不应该只成为对暴力的展示，更不应该变成对暴力的歌颂，激发人们去欣赏暴力。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倒可以赞同
上述三位先生在提出关于文学评价的“人性”标准时，都直接间接关涉到对文学“永恒性”的理解，其中
所以，我觉得以一般人性来评价文学作品之所以陷入困境就在于它把理想尺度无作为一个现实的尺度。但既然存在着一个理想的尺度，它自然又是人们自己行动争取的目标，这自然只是通过马克思所说的与共产主义社会实现而同步实现，但这并不排除文学作品通过审美教育来唤起人性的觉醒、促进人性同化的功能。因此，我十分赞同
因此，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文学的永恒性，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作家有感于现实的不公、不平、黑暗、丑恶而产生的对于社会公平、正义、人类亲善、友爱的美好人性和人生的不懈追求的普世情怀所带给我们的感动和激励。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里，这种美好人生也还只是一个梦，而文学就是这种梦想的最生动的呈现。只要世界上还存在这不公、不平、黑暗、丑恶，人们对于美好人性和人生的追求就永远不会停止，这个梦就将会永远做下去，它会激励、鼓舞人们为现实美好人性和人生去进行奋斗，并为人们在奋斗的过程中增添信心、增强意志。这我认为才是文学永恒性的一个比较符合事实的答案。
2005年2月上旬初稿
2005年3月上旬修改
2005年5.12-13再修改
注释：
（1）（2）（7）（8）（9）（11）（12）（13）（14）（20）（26）（2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第77页，第78页，第29页，第79页，第131页，第88页，第131页，第51页，第131页，第79页，第51页
（3）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7页
（4）章培恒：《中国文学史·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下
（5）（6）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9—170页，第169页
（10）陈村富等编写：《古希腊名著精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5页
（15）（21）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第1页。
（16）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28-229页，同时参照：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序》，以及勒富克尔：《〈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引言》
（17）邓晓芒：《艺术作品的永恒性》，《浙江学刊》，2004年第3期（下
（18）卡西尔：《人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77-78页
（19）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序》, 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3-64页
（22）黄修己：《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下
（23）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页
（24）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
（2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页、24页
（28）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29）麦金太尔：《追寻美德》，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页。
（30）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66页
（31）王统照：《王统照短篇小说选集·序》，《王统照文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189页
（32）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33）孔汉思、库舍尔编：《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34）列宁：《列夫·托尔斯泰》，《列宁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8页
（35）列宁：《托尔斯泰与无产阶级斗争》，《列宁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7页
（36）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5、18页
（37）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52页
（38）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7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
（40）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3页
（41）叶燮：《原诗》
（42）沈德潜：《说诗晬语》
（43）（44）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4页，第42页
（45）列夫·托尔斯泰：《什么是艺术》，《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7页
（46）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75页
（47）雪莱：《为诗辩护》，《19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页
（48）秦牧：《心灵美和风格美》
（49）别林斯基：《莱蒙托夫的诗》，《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西方文学批评话语与中国现代文学
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构成机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