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建设意识的增强，是近来文艺学研究中呈现出来的一种新气象。围绕文艺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形态、范畴系统以及如何建设既是民族的又是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等问题，学界同仁陆续发表了诸多各有侧重且各具新意的主张和论说。这是文艺学研究走向深化与成熟的一个标志。但是，综观学术界的各种观点与言论，令人感到还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外，其中之一就是对文艺学研究中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尤其是对文艺学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与深入的探究。
从大的学科分类上来说，文艺学研究毫无疑问应该隶属于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这样一种学科属性决定了文艺学研究必然存在着一个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问题。因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看，作为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而存在的文艺学，实际上也就是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而存在的社会意识形态形式之一，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内在地包含了一定的思想意识或观念形态对于特定的社会存在现象的认识关系和对于一定的人类历史生活的价值关系。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既包含了认识、反映的层面，也包含了功利、价值的层面。相应地，属于意识形态形式的人文科学研究，对于对象的认识，在方法和内容上既有自然科学研究所具有的那种客观的描述、解释的层面，又有人文科学所独有的那种主观的理解、评判的层面。文艺学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古往今来的文艺实践及其成果——文艺作品，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对这些事实材料的认识和总结就形成了文艺学研究中的知识论成分。对这些相关知识成分及其内在联系的发现和认识越是丰富和深广，其科学性程度也就越高。然而，文艺学家对文艺现象的发现和认识，对文艺作品的解读和概括，对文艺知识的组织和系统化，并不像自然科学家面对自己的对象时那样能采取一种非价值论的态度。文艺学家总是以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为先在条件和先导定势面对自己的对象，并自觉不自觉地在对于研究对象的取舍和评判中，在研究进程和思维创造中融入一定的价值理想和价值意向。这就决定了文艺学研究不但内含了知识性的成分，具有科学性（当然其科学性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也有差异），同时必定也包含了价值性的成分。而且，不仅与自然科学相比，就是与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相比，文艺学研究的价值特性或人文特性都显得要更加突出和鲜明。对此，本文不拟从学理上展开详尽具体的阐明。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今天，我们来谈论文艺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不仅应从其学科属性出发，还应联系文艺学的现代境况来思考种种有关问题。文艺学研究的现代境况，也就是文艺学学科存在与发展的前提背景和现实境遇。所谓前提背景，即文艺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以来的发展历程。所谓现实境遇，即文艺学建设所面临的当下社会文化语境。温故而知新，知今乃知变。对文艺学研究所面临的现代境况有一个清醒而科学的认识，会有助于文艺学界进一步明了文艺学的学科特性，明了强调文艺学研究中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尤其是注重其价值取向的必要性重要性，从而明了影响文艺学健康发展的症结所在，以便吸取经验接受教训，有的放矢地确立文艺学的发展方向和学术攻关重点与难点。
就历史的角度而言，尽管对于文学艺术的研究古已有之，但“文艺学”研究或文艺科学作为一门有自觉意识的独立学科而存在并发展起来，却只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发生的事，而且由于创始之初深受近代科技理性精神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文艺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以自然科学的科学性为圭臬而掩盖甚至排斥人文科学应有的价值特性的倾向。以丹纳为主要代表的实证主义文艺学和以费希纳为创始人的实验美学，即是现代文艺学和美学早期阶段唯科学主义的典型形态。这类研究者中的某些人过分地受了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和研究方法的鼓舞与影响，迷信科技理性的万能力量，企图仿照自然科学那种客观性、无我性的研究态度，完全靠因袭和移植自然科学中通用的定量方法和相关概念，来创造一种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文艺学。丹纳之“美学本身便是一种实用植物学”（1）的主张便是这种态度和追求的体现。但是，这样一种研究倾向也并非风行无阻，从一开始就遭遇到固守人文精神和人文科学传统的学者的强劲抵制。狄尔泰和文德尔班等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中捍卫人文科学的精神价值，为人文科学的生存与发展争取独立的权利自不必说，本世纪初形成的表现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更是直接作为实证主义文艺学的否定力量登上学术舞台的。表现论美学和文艺学承袭欧洲浪漫主义诗学的精神与气韵，对于艺术活动同概念、功利和道德活动的严格区分，对艺术的直觉性、表现性的张扬和对艺术的再现性、技艺性的贬抑，充分显示出对于艺术的精神价值的捍卫和对唯科学主义的反拨。
在整个二十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继续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精神日益深入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科技理性在战胜了神学传统之后又转而向哲学权威发出了挑战；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先后爆发、核战争的恐怖前景等等，对个人现实生存苦恼的关怀和对人类前途与命运的忧虑，也日渐成为一些人文科学研究者的思考重心。这种状况便直接导致了西方文化主流中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倾向既相互渗透与融合又相互对立与冲突的局面。文艺学领域自然也是如此。文艺学研究早期阶段业已存在的那种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进一步加剧，并导致西方文艺学分裂为两股不同的学术思潮。本世纪初期相继登台的表现论美学和文艺学与以俄国学派为主的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已经清楚地显示出两种思潮相互对峙的局面。与标举人文精神的表现论美学和文艺学相反，形式主义再度在文艺研究领域高扬起“科学”的旗帜，并把力倡文艺再现说及文艺的社会战斗作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与表现论美学和文艺理论作为攻击的矛头。雅可布森强调“文学学”必须成为一门科学，特尼亚诺夫也宣称“文学史要最终成为一门科学，必须具备可靠性。”（2）整个形式主义学派致力于文艺理论和批评研究的学术梦想就是“科学化”。随后继起的各种学派，诸如英美新批评、文艺符号学、精神分析文艺学、文艺现象学、文艺阐释学、存在主义文艺理论、接受美学理论、读者反应批评、结构主义文艺理论、文学叙事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解构主义文艺批评等等，基本上都可以归属于两种不同的思潮。属于人文主义思潮的文艺批评和理论学派，注重文学艺术的精神价值，强调文学艺术以及批评和理论本身对于社会、人生的干预功能，存在主义文艺理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其典型代表；属于科学主义思潮的各个学派则以回到文艺本体为号召，在对文学艺术的语言、形式、符号、所指、能指、结构、叙事、情节、意象、文学性、审美性、叙事方式、结构模式等等的流连忘返中酝酿其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之梦。前者是外向型的，比较强调文学艺术与社会、人生的联系；后者则是内向型的，十分强调文学艺术与社会、人生的分离。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B·什克洛夫斯基曾经宣称：“艺术总是离开生活而保持自由，在它的色彩中从来也没有反映出那飘扬在城市堡垒上空的旗子的颜色。”（3）由此即可窥见形式主义是如何在“科学”的名义下行遗世独立的学术选择之一斑了。在《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一书中，荷兰学者佛克马和易布思提出：“要想建立一种‘可证伪’的假说或说明文学的理论体系，便意味着努力区分文学的事实与文学的价值。文学理论家与文学批评家的各自作用，应该尽可能划分得一清二楚。”又说：“我们认为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就意味着必须分清评价与阐释。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都应该有方法确保研究者的观察和结论不因他个人的偏爱和价值观念而受到困扰。”（4）对这种企图将文学作品解释与文学价值判断严格加以区分的所谓“科学化研究方法”之偏颇，译者在译本前言中已经提出了深中肯綮的质疑与批评，这里无须再加驳诘，引证这些言论意在表明，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分离确实是本世纪西方文学研究中一种不容置辩的客观事实。
西方现当代文艺学发展中这种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分离自有其现实的社会根源与文化根源，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由这种分离所导致的对立与冲突也不乏文化意味和理论意义。但从文艺学的学科特性和学科建设角度看，却是不健康的。而由于受科学主义的影响，就连一些属于人文思潮的派别也往往割舍开它与现实人生的联系，企图以“纯理论”的姿态立足于学术舞台。实际上，“纯科学”的文艺理论和文艺研究不过是一种学术神话。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文学并不在昆虫存在的意义上存在，文学是价值构成物，而且构成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这些价值判断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现代文学的历史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史的一部分。从雪莱到诺曼·N·霍兰德，文学理论一直与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密不可分。的确，与其说文学理论本身有权作为知识探究的对象，不如说它是观察我们时代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因为，与人的意义、价值、语言、感情和经验有关的任何一种理论都必然与更深广的信念密切相联。这些信念涉及个体与社会的本质，权力问题与性问题，以及对于过去的解释、现在的理解和未来的瞻望。”（5）由这种考察，他得出一个结论：文学理论具有政治性，它或者是加强或者是质疑现存权力系统的那些假定。而他所考察的那些现代西方文艺理论，诸如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大部分都是在有意无意的帮助维持和加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假定。“甚至在逃离现代意识形态的举动中，文学理论也经常暴露出它与现代意识形态的同谋关系；它认为那些用于文学作品的‘美学’或‘非政治’语言是很自然的，但就是这些语言流露出它的贵族主义、性别歧视或个人主义。”（6）这些似乎过于激烈过于“上纲上线”的分析其实并非无的放矢之论。比如结构主义该是一个“纯科学”、纯学术的派别了吧，而正是该派的代表性人物列唯一斯特劳斯曾经说过，1968年震惊西方世界的法国学生运动“五月风暴”之后，结构主义就终结了。这“终结”的原因主要就在于它与社会实践的脱离，在于它的反历史主义、反人道主义。西方的学者还直截了当地指出，结构主义“为那些不想革命的人提供了一种人生哲学。”（7）所以，尽管伊格尔顿所倡导的“政治批评”过分地把文艺理论的价值特性缩少到政治一个层面，似乎有意要把文学研究变成左派政治的一个分支，隐含了用新武断主义取代旧武断主义的危险（8），但他对西方现代文艺学研究中那种所谓的“纯”科学性的分析与揭露却是击中要害的。这里不妨引证一下自称从结构主义的偏颇中走出来的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托多洛夫的一番自我反省，或许可以作为对伊格尔顿观点的补充。托多洛夫指出，持“内在论”立场的结构主义批评理论注重文学内在构成因素的分析，但往往割舍了艺术形象产生的意识形态语境，而意识形态批评往往又持外因决定论的观点，忽视了对文学内在构成的分析，“这样，‘结构主义者’在这方面的缺陷就可由意识形态专家来弥补，反之亦然。”他又说：“文学与伦理：‘真可怕！’我们的同代人会由衷地感慨……但文学与价值却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不仅因为排除价值而谈文学是不可能的，也因为写作行为是一种交流行为，它意味着在共同价值基础上互相理解的可能性。”（9）所以，追求文艺学研究的科学性是必要的，但为了科学性而放弃甚至排斥对于价值性的追求，却是错误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这是我们从文艺学发展历史的回顾中所应得出的一个认识和结论。伊格尔顿指出：“应该反对的不是文学理论的政治性”，“真正应该反对的是其政治内容的性质。”（10）如果对此稍作修正，那就不妨可以说：应该反对的不是文艺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应该反对的是其价值取向的具体性质。
文艺学边界应当如何移动
走历史发展必由之路──论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