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西方一样，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对文学的研究，但并未构成一个独立的知识生长部类和学科，没有体制上的含纳与保证，也少有终生以文学研究为业的文艺学家。现代文学批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研究的兴起，是与现代知识领域的合理分化，与媒体的发展和大学学术体制的建立紧密相联的。除文学发展的自身动因之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兴起，直接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现代报刊和出版业的诞生与发展有关；而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研究则与现代大学即大学学术体制的建立关系更为密切。尽管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办起就拉开了建立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序幕，但中国的现代大学主要是从20世纪初期才逐渐形成的。直到
六
如果说在文艺学的学科生成与发展的社会机制上，中国与西方一样，都是现代知识分化和体制规约的产物（大学是其主要的分化与规约场所），那么，从其他方面尤其是观念层面上来考察，中国现代文艺学与西方现代文艺学的流变轨迹却并不完全相同。
从生成时间上来看，西方现代文艺学的学科初创期是在19世纪中叶，比我国早了半个多世纪。从创生动因上看，西方现代文艺学是在西方自身的文艺研究传统基础上自然形成的，而我国的现代文艺学却以西方现代文艺学的引进为重要的催生动因。从观念蕴含上看，无论中西，现代文艺学研究都存在着文学的审美价值和自律性与文学的社会政治取向和他律要求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但西方文艺学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更多地是趋向于文学文本自身的审美价值和语言属性，20世纪下半叶以来更多地转向文本之外的历史、政治与文化，相反，中国的现代文艺学在20世纪上半叶更多地倡论文学的社会政治功用，而20世纪后期以来却更多地关注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文本自律性。此外，由于西方现代文艺学形成的时间比较长，对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研究比较全面，再加上受到政治、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各种外来思想和理论的广泛“入侵”，故而流派众多，异论纷呈。而我国现代文艺学只是在20世纪初期和末期给人众声喧哗的印象，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以大一统的面目出现的，所以没有形成多种流派竞争发展的局面。
尽管存在上述差异，但中国现代文艺学却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并不是毫无成就和成效的。从总体上看来，中国现代文艺学在如下三个方面的理论成就是不能抹杀的：首先，中国现代文艺学以其不同阶段的理论探索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历程中的重要一翼，也为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演进提供了至为关键的理论支撑。20世纪初叶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将德国近代哲学和美学引入文学和美学领域，对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现代学术所造成的冲击，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文学革命论”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直接推动，以及八十年代艺术审美本性论的张扬对文学创作向审美本位的自主回归的影响，均为显证。其次，中国现代文艺学以民族文化和文学的现代生成为目标诉求，在长期的努力中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设中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在中国数千年之久的文论发展中展现出一道新的风景线，即使在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乃至世界现代文论的总格局中也有其一定的地位和影响。最后，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即中国现代文艺学在其百多年来的探索中逐渐走出了一条理论创造的新路，这就是综合创新的路径。早在中国现代文论的发韧期，鲁迅就已指出，中国欲挽近于灭亡之命运，焕发精神，争存天下，“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以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国，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24）在这里，鲁迅提出了以民族生存和发展为主旨，在“取今复古”也就是在汲取中外文化的优秀成份而加以综合的基础上“别立新宗”的文化创新之策。这种综合创新的文化建设思路，是在既承认文化现实的多样性乃至多元性又坚持以我为主的主体性原则的基础上展开的，文艺学研究也是如此。从宏观上来说，中国现代文艺学是在中国古代文论、欧美现代文论和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三种系统的结构性关联中展开的，也就是说三种文论系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艺学研究的共时结构因素和形态。而从历时性上来看，大体而言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文艺学经历了由古代文论到西方文论（主要是欧美现代文论）再到马克思主义文论这样一个由一元至多元、又从多元到新的辩证综合的发展过程，理论综合的最终成果是产生了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8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文艺学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在更广泛地接受欧美现当代文艺学并汲取中国传统文论有价值成份的基础上走向新的理论综合和创新（25）。如果说前一次理论综合受民族生存的历史迫力的挤压和规约而更多地是以“现代性”为目标诉求，同时比之西方同期文艺学的发展有滞后性的话，那么目前正在发展着的新一轮理论综合由于有了全球化的历史背景和此一背景下学术交流的迅捷性与话语流通的即时性，以及面对强势流通话语如何确立和保持研究者的独特民族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这一特殊语境而越来越增强了“民族化”的内在诉求，同时与西方文艺学的学术交流与对话也更具当下性和同步性。时至今日，如何在“现代性”与“民族化”的双重追求中扩展与型塑中国文艺学研究的新格局，越来越成为中国文艺学研究者在新世纪必须面对与思考的一个新问题，也成为关乎中国文艺学发展的一个根本性时代课题。
注释：
（1）参见李心峰著《元艺术学》第二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参见钱中文：《文艺美学——文艺科学新的生长点》，载《文艺美学研究》（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
（3）“‘文艺学’不是汉语中固有的词汇，而是一个从国外引进的翻译词汇。其直接来源有两个，一个是俄语；一个是日语。从俄语来说，文艺学是从ЛNTEPATYPOBEДEHNE一词翻译过来的，而在其原文中，意思很明确，指的就是文学研究，因为其词根ЛNTEPATYPA就是‘文学’的意思。就日语而言，文艺学是对日文中的‘文芸学’的照搬。而日文中的‘文芸学’意义也十分明确，指的是文学的理论研究。”（李心峰；《元艺术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4）参见李心峰《元艺术学》，第28页。
（5）韦勒克：《批语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6）转引自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第36页。
（7）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第33页。
（8）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第10页。
（9）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第39页。
（10）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北京），1997年版，第8—9页。
（11）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9页。
（12）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11页。
（13）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25页。
（14）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页。
（15）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查良铮译，平明出版社1955年出版，第3-4页。
（16）季莫菲耶夫：《文学原理》中译本，第4页。
（17）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北京）1984年出版，第32页。
（18）参见杜书瀛、钱竞主编《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一部（钱竞著）第八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19）旷新年：“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艺学是在现代化叙事的支配之下发展演化的……文学以复杂的方式参与了现代化叙事的构造。现代的文学独立的吁求，参与了科学、道德和艺术的合理分化的过程。一方面，现代‘纯文学’的文学观念将审美凸现于现代文学价值的中心；然而，在另一方面，在现代中国，文学又并非是单纯地属于‘纯粹艺术’的，它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替代传统经学承担了重要的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就是说，在现代中国，一个非常明显的构成悖论的现象是，一方面是现代的纯文学观念的建立，另一方面却是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的突出与强化。因为现代文学本身积极地参与了现代知识的规划和现代价值的构造，而不是相反，作为一种知识分化的结果，文学在现代中国产生了强烈的政治化倾向，担负了明显的意识形态功能，也即价值意义重构的作用。”（杜书瀛、钱竞主编《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二部（旷新年著）下卷，第5页）
（20）《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中规定的高等教育阶段中的高等学堂（设于省城）、大学堂和通儒院都设有文学科。
（21）陈伯海：《返本可以开新——论传统的中国文学史学》，载《文学前沿》（4）第121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22）杜书瀛、钱竞主编：《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孟繁华著），第122页。
（23）杜书瀛、钱竞主编：《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孟繁华著），第122页。
（24）鲁迅：《文化偏至论》，载《河南》月刊第7号，1908年8月。
（25）参见谭好哲：《由一元至多元 从多元到综合——当代文艺学历程的宏观描述与思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大众文学的历史涵义
革命、浪漫与凡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