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的人生沉淀为一系列的感喟，惊恐和屈辱终于造就了种种思想，如此之多的故人遭遇纠缠在记忆之中——这一切集结到王蒙的笔端，迫切地渴求倾吐，这大约也是四部 长篇小说来不及精雕细琢的原因。四部长篇小说没有复杂的戏剧性结构，王蒙更多地选 择了流水账式的叙述。这种叙述基本依附于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演变，作家没有从 纷杂的历史背景资料之中提炼更有性格特征的冲突，并且将这种冲突重新组织为文学的 有机整体。四部长篇小说之中不少相对独立的单元充分显示了王蒙的现实主义文学才能 。祝正鸿的家庭关系，犁原的身世，钱文父亲、母亲的素描，以及祝正鸿表舅的插曲均 是一些精彩的片断。但是，这些片断未曾纳入一个更大的人物关系网络，许多相对独立 的单元之间不存在情节意义上的发展。从《恋爱的季节》到《狂欢的季节》，四部长篇 小说的叙述愈来愈明显地收缩到钱文——小说之中的一个主人公——的视角。这种漏斗 型的结构表明，多维面的、外部的历史叙述愈来愈多地置换为个人的感想。始于历史风 云的呈现，终于个人内心的修炼和顿悟，这种演变无法产生严密的情节链条。
王蒙的叙述语言气势充沛，雄辩滔滔，同时又泥沙俱下。王蒙无暇甚至也不屑于费神 精心地推敲词句。人们无法从粗砺的语言之中发现多少微妙和幽深。王蒙十分喜爱排比 句，这种修辞仿佛隐含了一种驱遣语言的秘密快意。可是，如果沉溺于这种快意而导致 排比句的过剩，那么，一排排整齐的句式就会显出乏味单调的一面。对于王蒙这种声名 卓著的作家说来，另一个挑剔也许不算过分——四部长篇小说之中众多人物的语言风格 过于相似了。许多时候，不同主人公的口吻、句式竟然如出一辙。他们的能言善辩不由 地令人联想到王蒙本人的口气。显然，人们无法避免这些疑虑——是不是因为太快的写 作速度，是不是因为过多的感叹，以至于王蒙顾不上各个局部的细密肌理?
尽管如此，人们没有任何理由轻视四部长篇小说的沉重主题。无论是一个政治风暴亲 历者刻骨铭心的经验，还是种种引申出来的理论命题，“革命”与“知识分子”始终是 两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词，这两个概念也是大半个世纪中国历史演变的关键词。四部长篇 小说不仅再现了“革命”与“知识分子”涵义背后的血肉，并且将这两个关键词视为进 入这一段中国历史核心的入口。
一
《恋爱的季节》是上述四部长篇小说的发轫之作。或许人们的期待有些落空——《恋 爱的季节》之中并没有多少曲折凄迷的爱情恩怨。人们甚至觉得，这部长篇小说缺乏应 有的故事密度，许多恋爱简单地开始，匆匆地结束。没有揪人的悬念，没有难舍难分的 纠缠和撕心裂肺的离别。相对于琼瑶式的大众读物和风靡一时的电视肥皂剧，这些50年 代初期的恋爱情节不免乏味。然而，如果撇开琐碎的男欢女爱而回到一个再现历史的高 度，那么，人们必须承认，《恋爱的季节》成功地展示了50年代初期独有的现实气氛： 昂扬，明朗，单纯，欢快。
对于《恋爱的季节》之中的主人公说来，崭新的生活正在涤除种种琐屑、无聊和庸人 们的存身之地。旋风一般的日子无不围绕一个巨大的主题——革命。革命的动员令使这 一批少年布尔什维克血脉贲张。他们在革命之中寓托了全部的生活激情。环顾四周，他 们惊奇地发现，革命如同一根魔杖——“神杖所指，一切人、事、家庭都离开了原来的 轨道”。人们纷纷从生活的各个角落走出来，重新集结到革命的旗帜之下。当然，这时 的革命已经不是雪山草地之间的摸爬滚打，或者用小米加步枪对抗机械化部队；革命已 经大功告成。血与火已经丧失了真实的严酷而转换为一种激动人心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想 象。
这就是50年代初期中国历史即将进入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无数的矛盾、战乱、饥 饿和灾害终于导致旧社会的彻底崩溃，大规模革命的后果是一个新兴的政权凤凰涅ｐá ｎ@①式地再生。这个意义上，革命已不是某些人的秘密行动，革命已经声势浩大，并 且形成一种炽热的氛围，一种撼动生活各个维面的冲击波。众多的历史脉络汇聚到新兴 的革命政权周围，一呼百应。这时，王蒙的兴趣不是《红旗谱》或者《暴风骤雨》式的 故事。王蒙没有重复那种经典的革命模式，而是企图再现另一支历史脉络。在他那里， 革命的主角是一批来自中学生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描述的 革命主力军，他们更像是从边缘地带卷入了革命队列。
所以，考察王蒙小说的众多主人公投身革命的原因是很有趣的。一系列版本相近的革 命故事之中，人们没有发现那种不堪忍受的阶级压迫和苦大仇深导致的激烈反抗。钱文 之所以倾心于左倾、革命和共产主义，首要原因是他父母的吵架斗殴：“他恰恰是从他 的父母的仇敌般的、野兽般的关系中得出旧社会的一切都必须彻底砸烂，只有把旧的一 切变成废墟，新生活才能在这样碎成粉末的废墟中建立起来的结论的”；洪嘉的继父朱 振东是因为遇上了一个“豁唇子”的媳妇而跟上了八路军；朱可发——曾经是小镇子澡 堂里的跑堂——的革命经历更为可笑：因为窥视日本鬼子男女同浴而被发现，他不得不 出走投奔八路军；章婉婉由于学业成绩突出而引起了学校地下党负责人的关注；郑仿因 为反感絮絮叨叨的耶稣教义而转向了共产主义思想；饱读诗书的犁原是在大学里的一位 青年老师带领之下奔赴延安……总之，王蒙的笔下没有多少人亲历剥削阶级的压迫和欺 凌——许多人的阶级觉悟毋宁说来自一批进步读物。尽管如此，“条条大路通革命”仍 然意味深长。这时，革命的内容已不仅仅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更大的范围内， 革命意味的是投身另一种全新的生活。无论每一个人的具体遭遇是什么，只要他企图冲 出陈旧的生活牢笼，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当然，人们仍然可以从这些故事的背后 发现压抑与反抗的关系模式，但是，这时的革命已经从狭义的政治领域扩张到社会生活 的诸多方面。
那么，这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的革命动力是什么呢?如同《失态的季节》之中郑仿曾经意 识到的那样，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他们考虑的是生存的意 义——“活着干什么，这才是意义重大的了不起的大问题”。这些知识分子无法从死水 一般的生活之中发现活下去的价值；只有投身革命，他们才能找到自由呼吸的空间，实 现由来已久的理想。许多时候，这就是他们破门而出的理由。这无形地产生了两个特征 ：第一，与《红旗谱》或者《暴风骤雨》之中的劳苦大众不同，王蒙笔下的主人公不是 追求几亩田地和一间安身立命的房屋，他们渴望的是一种更为纯洁也更为理想的生活。 他们的革命动机之中似乎没有兑入那么多物质生活的私心杂念；他们革命的急迫性和坚 定程度也比劳苦大众逊色。第二，这批知识分子的革命经验之中并没有多少罢工、撒传 单、坐老虎凳和监狱暴动；他们时常是一批擅长使用政治术语和革命名词的人。他们对 于革命的残酷程序——包括革命队伍内部的权力之争——几乎一无所知。
那个时候，是不是美学的激情掩盖了人们对于革命的观察和分析?——王蒙的小说涉及 了革命与美学的关系。王蒙小说的主人公几乎没有意识到权力以及个人利益的分量。他 们有意无意地回避地位、荣誉和金钱。这批年轻知识分子憧憬的是一种生气勃勃的生活 ，憧憬一个放纵青春激情的空间。这不就是美学的意义吗?美学意味了浪漫、激情、奇 观，意味了抛开谨小慎微或者循规蹈矩而尽情地欢唱——这一切都与知识分子想象之中 的革命不谋而合。所以，人们惊奇地发现，文学和艺术对于这一批知识分子的革命产生 了异乎寻常的作用。不论是满莎的诗还是苏联歌曲、苏联小说，他们无不如痴如醉。就 此而言，这一批知识分子从事的是一种“载歌载舞”的革命。例如，在绰号为“刘巴” ——这个绰号即是来自苏联的小说《青年近卫军》——的刘丽芳身上，青春、意识形态 与革命的交汇同时是三者相互需要的证明：
……刘丽芳在十七岁那年接受革命是因为革命是她十七年来接触到的最最精彩的游戏 ，一下子那么多歌曲，那么多歌舞，那么多腰鼓，那么多红旗和彩旗，那么多掌声和和 平鸽……这样的规模世界多少年才能出现一次?中国多少年才能碰上一次?碰上一次也就 不算白走一次。碰上一次再死，也就不枉活一生!尤其重要的是，解放军进城以来就动 不动地停课让学生参加大活动。革命是青春，也是全民的盛大节日，真是一点也不错! 反革命硬是丧尽人心，组织不起这样盛大的节日来，他们只有灭亡!
尽管革命之中的美学内涵并没有维持多久，尽管革命之中摧毁传统秩序的主题迅速地 转向为所欲为，目空一切，革命的概念甚至被偷换为大规模的折磨和虐待，但是，这并 不能否认50年代初期那一批年轻知识分子曾经拥有的浪漫。至少在当时，钱文以及他的 同伴如此地恐惧平庸——“他几乎越来越怕用庸俗这个词了”。生活之中的庸俗充斥了 他的视域。这时，“能够帮助他的只有革命，革命、革命、革命，他知道，只有革命才 能抵御他不希望的一切。革命啊，再给我一点危险，给我一点考验，给我一点燃烧的热 烈的痛苦吧!”这甚至派生出钱文的另一种观念：革命者就是必须在简朴乃至贫困之中 苦苦煎熬，这种不同凡俗的生活之中包含了悲壮和崇高。60年代前期，钱文毅然地离开 北京而远走边疆，这个决定仍然可以部分地追溯到隐藏于细胞之中的浪漫冲动。总之， 美学是钱文们倾心革命的重大原因。美学使钱文们的革命拥有某种夸饰和幻想的风格； 他们几乎看不见革命运动之中存在的暗角和杂质，更不可能根据祝正鸿与束玫香的恋爱 风波或者苏红的坎坷遭遇而思考革命。因此，猝不及防的政治打击骤然降临的时候，这 批知识分子没有丝毫的理论免疫力。
二
如果说，王蒙小说之中的革命与美学曾经有过短暂的蜜月，那么，集体与个人一开始 就显出某种隐蔽的对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革命的理论告诉这批知识分子，政治立 场是形成各种共同体的首要原则。然而，如果政治立场是成为各种共同体的唯一原则， 那么，革命集体组织之中的个人必须是完全透明的。除了共有的政治理想，还有哪些个 人隐私需要保密呢?许多时候，隐私被视为一个与政治或者公共领域相对立的范畴②(注 ：参见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第45页，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这显示了隐私的危险性。
必须用革命占领任何个人的空间，革命的集体之中丝毫没有个人主义的地位。这批知 识分子唯恐被斥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他们诚心诚意地祈盼淹没于革命集体之中。 集体具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团队精神，一种相互激荡的狂热气氛——这无疑代表了革命的 诉求。人们或许会感到某种缺憾：《恋爱的季节》似乎没有深刻地触及众多主人公内心 的纵深处。然而，这不就是历史的写照吗?这批革命的知识分子时常自觉地铲除自己纵 深处的感觉。“生活在严肃而又热烈的集体当中，每个人的小我都要压缩到最小最小。 ”
可是，恋爱令人尴尬地出现了。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个人情感。革命能不能征服这一 块私人领地?其实，周碧云放弃了舒亦冰而投向满莎即是一个象征：新式的恋爱不再是 那种缠绵的卿卿我我，革命的恋人必须制造一种崭新的爱情风格。满莎与周碧云之间存 在的是一种爽朗奔放的爱，“这才是火一样的，阳光一样的，天空一样的爱情!”周碧 云实在看不上舒亦冰那些精致的幽怨，还有他的诗里面充斥的意象：“落日、蟋蟀、秋 天、眼睛、天使”。这种隐藏在百叶窗和梧桐树叶阴影背后的爱情又能有什么前途呢?
尽管如此，恋爱之后的结婚仍然如期而至。这一批年轻的革命者已经本能地察觉到了 结婚的俗气。结婚意味了回到法律规定的私人空间，正视柴、米、油、盐之类俗务。这 似乎与如火如荼的革命不协调。正像洪嘉体会的那样：“革命者应该恋爱，恋爱本身似 乎就带有‘革命’的味道，大胆地去追求幸福，勇敢地去接触禁果，沉醉于一种高尚而 又热烈的激情。但是革命者将怎么样结婚呢?像旧社会的先生、太太、老头子、老婆子 一样地过日子?”《恋爱的季节》之中亢奋的春夜大联唱和“七一”集体婚礼可以视为 一种隐蔽的仪式。这是一种特殊的告别，也是一种象征性的拖延——他们不想太快地沉 溺于私人空间，至少必须表明这种姿态。
这一切无不喻示了一个前提：革命集体之中的个人是一个多余的单元。如果私人空间 拒绝了革命光芒的照射，独特的思想和内心世界就会成为一个幽暗不明的危险渊薮。许 多时候，消除个人就是忠诚革命的涵义之一。这终于形成了公开自己的全部内心活动的 传统；也形成了无情地揭发、臆测、分析、批判他人内心反动思想的传统。革命历史之 中，尤其是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风暴之中，这两种传统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威力。无论 是揭发还是被揭发，这一批年轻的革命者都没有勇气怀疑上述前提。
当然，彻底地消除个人主义并非易事——个人时常顽强而又隐蔽地存在。赵林突然不 想将崭新的自行车借给洪嘉；钱文盼望拥有自己的周末，并且对吕琳琳产生了某种不可 告人的隐秘情绪；洪嘉妒嫉鲁若与女中学生过于亲密；祝正鸿与母亲、妻子之间产生了 复杂而又微妙的纠葛；周碧云与舒亦冰旧情难断；职务变动导致赵林、祝正鸿的情绪波 动——这些现象背后的主体均是个人。共产主义的无私还仅仅是一种理论的想象，个人 主义仍然在许多场合构成了现实的基础。尽管如此，这批年轻的革命者仍然坚持思想的 自我纯洁，尽可能不让个人主义具有立足之地。钱文时刻警觉地自省，生怕自己的种种 反感——例如，反感蹲在公共厕所里谈论别人的爱情——来自某种狭隘的甚至剥削阶级 的思想；赵林对于人事安排感到了短暂的难堪之后立即作出了自我批评。许多的时候， 他们想方设法将种种个人思想纳入革命逻辑寻求解释。李意精明地将他的恋爱成功归因 于“革命事业革命理想”，“革命同志的感情”，“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相反，满 莎大义凛然地将周碧云对于舒亦冰的留恋形容为“资产阶级爱情观”——这终于让疯狂 的周碧云心虚了。如果个人的思想情绪与革命的逻辑产生矛盾，他们宁可放弃前者，宁 可用革命的热浪冲掉失意之后的不快。洪嘉与鲁若不欢而散之后，她开始为自己的沮丧 而羞愧：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正在大获全胜，她又有什么理由垂头丧气呢?如果说，这 批年轻革命者不久之后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令人扼腕，那么，王蒙的小说表明，受害者本 身也是制造迫害的思想背景之一。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报应。
作为独立学科的现代文艺学的产生和形成
关于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