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论的传统性品格(1)

四分之一世纪前,其时名动学界的李泽厚先生为宗白华老人的首部论文集《美学散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写下这样的序言:“朱先生更是近代的,西方的,科学的;宗先生更是古典的,中国的,艺术的……”①把朱光潜先生规定为“现代的”而把其同龄人宗先生指认为“古典的”,这一别出心裁的精妙评语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代的”和“古典的”两标签自此就分别紧随两位美学宗师左右了。今天回看这一判断,不免生出些疑惑: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或美学究竟有着怎样的品格?它们到底是现代的还是古典的,或者在哪种意义上是现代的或古典的?

近二十多年来的一种流行见解在于,从中国现代文论的现实状况看,判定它总体上属西方文论在中国影响的产物,没有中国文论应有的独创性和精神气质,从而等于是从其“现代”品格角度予以了几乎完全的否定。而另一种流行见解则是,虽然也赞美宗先生、钱钟书先生等文论的罕见的略带“古典”意味的特殊品格,但更主要是从现代文论应有的理想状况出发,主张抛弃以往的西化偏向而转身寻求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这样做也包含着对百年现代文论的现代性的某种批判性反思。这两种流行见解各有其合理处和侧重点,前者虽然承认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品格,但在价值上予以否定;后者虽然有肯定也有批判,但重心还是落脚在古典的现代“转换”上(“转换”一词有其合理性,但在使用中已引发一些歧义和争议,之所以如此,我以为原因之一是这个词本身尚不足以揭示现代生存境遇和文化语境中的创造性内涵,尽管使用时可以做出补充解释)。这样,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现代文论的品格?在面向21世纪新语境建构文论的今天,我们需要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品格做出阐明。其目的不在于简单地辨清它姓现姓古或姓中姓西,而在于在探明它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更加镇定地走向未来。因为弄明白历史和现状,恰恰有助于为走向未来确立必需的价值框架、目标和任务。

出于上述考虑,我在这里不揣冒昧地提出一种看法:中国现代文论在总体上是现代的,具有属于中国的现代性品格,但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理论传统链条上的一环,具有特定的传统性品格。也就是说,它虽然自觉地以西方现代文论为参照系,形成中国自身的现代性性质,但内在深层次里自觉或不自觉地、或显或隐地传承着中国文论传统,呈现出总体上的现代性与深层次的古典传统性相融汇的复杂品格。

如果这一判断大体成立,那么,要考察这一点则需要做许多探究工作,这里仅仅从现代文论的几个要素或方面入手,予以初步讨论。中国现代文论的几个要素是:文体、视角、精神和遗韵。所谓文体,在这里是指现代文论的表述文类,也就是它是运用什么样的文章或著作形态表述出来的,例如究竟是用古代文章体、韵文体还是现代论文体;视角则是指它的观照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古典式还是借鉴西方现代论文体;精神则是指它的基本价值取向,它所谋求的价值指标是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还是现代科学、民主和自由;遗韵是它的更隐性的深层次风范,可由此探明它的民族精神或文化蕴藉。这四要素可以分别从现代或古典加以借鉴,再根据现代需要加以匹配,从而汇合成形态各异的现代文论形态。简要说来,现代文论的传统性主要表现为如下方式:现代文体—古典遗韵型、古典文体—现代视角型、现代文体—古典精神型。

第一类,现代文体—古典遗韵型。这类现代文论在明显地参照西方理论并采用现代文体时,往往或明或暗地流露出某种古典文论传统的遗韵。这类文论的特点在于,其文体是现代论文体或著作体,视角和精神也主要是现代的,其现代性是显性的;但其中却流溢出某种古典遗韵,让我们想起自己的古典文论传统,这又表明古典性是隐性的。朱光潜、李长之、李健吾、梁宗岱等大体如此。这应当是现代文论的一种取得成功的主流类型。朱光潜以现代视角和立场,主张散文讲究“声音节奏”:“领悟文字的声音节奏,是一件极有趣的事。普通人以为这要耳朵灵敏,因为声音要用耳朵听才生感觉。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耳朵固然要紧,但是还不如周身肌肉。我读音调铿锵、节奏流畅的文章,周身筋肉仿佛作同样有节奏的运动;紧张或是舒缓,都产生出极愉快的感觉。如果音调节奏上有毛病,我的周身筋肉都感觉局促不安,好像听厨子刮锅烟似的。我自己在作文时,如果碰上兴会,筋肉方面也仿佛在奏乐,在跑马,在荡舟,想停也停不住。如果意兴不佳,思路枯涩,这种内在筋肉节奏就不存在,尽管费力写,写出来的文章总是吱咯吱咯的,像没有调好的弦子。我因此深信声音节奏对于文章是第一件要事。”②他把人在“兴会”与“意兴”中创造的特殊的声音节奏提到了文学的“第一件要事”的高度,这既显示了他对语音层面的极度重视,更突出了他对感兴修辞或兴辞的独特理解。正是在“兴会”与“意兴”中,人能够创造出平常无法创造的美妙的“声音节奏”。且不说他在其他地方如何注意引证古代朱熹、刘大櫆等的论述以支持自己,即便是上面引用的看来字面上与古代并无直接关联的引文,其实也暗含了古典文论遗韵:“兴会”、“意兴”正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概念。李泽厚先生把朱先生归结为“现代的”,当然不无道理,但如此简单的判断毕竟忽略了现代总体中的古典遗韵这一隐层意味。直接地讲,朱先生的诗论在其现代性的总体框架中涌动着中国古典文论的遗韵。

批评家李长之这样评论《水浒》和《红楼梦》: “《水浒》的人物是男性,甚至于女性也男性化。看一丈青,看孙二娘,都是如此。《红楼梦》则不然,它是女性的,宝玉、秦钟、贾蓉们本来是男子,也女子化了!表示男子的感情,大都是‘怒’,《水浒》整部都是怒气冲天的,……代表女性感情的是‘哭’,贾母见了黛玉,哭!宝玉见了黛玉,哭!……就美的观点说,《水浒》是壮美,是雕刻,是凸出的线条,健壮坚实,全属于单纯的美。而《红楼梦》是优美,是绘画,彩色繁复,与前者大不相同。”③上面的品评在表述语言上完全是现代白话文,表述方式也是现代论文体,同时运用了新的西方理论术语和视角,如“男性化”与“女性化”、“壮美”与“优美”。但是,另一方面,其拈出“怒”与“哭”分别评点《水浒》和《红楼梦》的方式,显然令人想到金圣叹那种《水浒》评点: “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孔子云:‘诗可以兴’。”④以古典“感兴”阐释鲁达形象塑造,言简意赅。金圣叹又说:“天汉桥下,写英雄失路,使人如坐冬夜。紧接演武厅前,写英雄得意,使人忽上春台。”⑤以富于文学性的评点方式直接书写个人阅读感受———读者感觉自己似乎与水浒英雄们一道时而苦尝冬夜无情,时而领略春日融融。李长之的评论虽然归根到底是现代的,但毕竟暗溢出明清小说评点的某种风范,可以说构成了古典文论传统的一种现代再生形态。

第二类,古典文体—现代视角型。这类现代文论索性直接运用古典文言文文体加以表述,但论述视角却具有现代特色。这种现代文论有个鲜明特点:其古典性是显性的,而现代性是隐性的。古典文体成功地包裹起了颇为隐秘的现代特色,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纠正第一类过于“西化”的偏向,满足现代人的古典传统诉求。最典型和最极端的实例莫过于钱钟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它们从表述语言、表述方式到思考方式等全面仿效古典文论,尤其是当沿用被抛弃的文言文文类时,这种传统风貌表露得尤其突出。不过,由于其中自觉地运用现代文论视角以及中西比较立场,所以总体上仍属于现代文论著述,却是不能否认的事实。钱钟书《谈艺录》第91节这样写道:“一手之作而诗文迥异,厥例甚多,不特庾子山入北后文章也。如唐之陈射洪,于诗有起衰之功,昌黎《荐士》所谓‘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者也。而伯玉集中文,皆沿六朝俪偶之制,非萧、梁、独孤辈学作古文者比。宋之穆参军,与文首倡韩柳,为欧阳先导;而《河南集》中诗,什九近体,词纤藻密,了无韩格,反似欧阳所薄之‘西昆体’。英之考莱(Abraham Cowley)所为散文,清真萧散,下开安迭生(Addison);而其诗则纤仄矫揉,约翰生所斥为‘玄学诗派’者也。”⑥在阐述“一手之作而诗文迥异”这一理论观察时,作者先后援引庾信在南朝和北朝时的风格变化、陈子昂的“兴寄”与“俪偶”共存、穆修在首倡韩柳与自作仿西昆体之间的不协调来证明,同时还似乎信手拈来英国考莱的实例加以比较。表述语言是古典“之乎者也”体,但又善于中西比较、旁征博引,形成古典式文言与现代比较诗学视角的奇特糅合。这类实例本身在“五四”以后的年代里不仅少见,而且成功者如钱钟书实属凤毛麟角。要在现代汉语的总体环境中推广和普及这种古典文体是不现实的,它不过成为古典文体在现代的一种具有一定保留和示范价值的珍贵风景而已。